最高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逾五千名嫌疑人未被起诉

近三年来，5000多名嫌犯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但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未予起诉。9月22日，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检察机关护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

谈及认罪认罚制度实施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透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律从宽，对于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案件，必须依法从严惩处，“拟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协商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要求所有案件中的控辩协商过程都要同步录音录像”。

澎湃新闻注意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会影响“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有可能导致一些无罪之人违心的认罪认罚。

对此，苗生明回应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律从宽，一味从宽，对于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案件，必须依法从严惩处，不能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刑事司法制度当中的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新的诉讼制度。”苗生明介绍，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已有超过85%以上的案件适用了这个制度，一审之后，被告人提出上诉的上诉率只有3.5%左右，低于其他刑事案件10多个百分点。而且，认罪认罚案件的不捕率也高于整体不捕率20个百分点，法院宣告缓刑高出整体刑事案件7个百分点。

“应该说，这是这个制度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苗生明直言，需要特别说明一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律从宽，一味从宽，而是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案件，必须依法从严惩处，不能从宽。

他举例说，在扫黑除恶当中，北京有一起黑社会案件，林国彬等人专门以老年人的房子为犯罪对象，实施套路贷，先后骗取了72名老人共计1.8亿元的房款，“这个案件林国彬作为首犯在法庭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是检察机关依然坚持像这样一个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不能从宽，依法从严处理”。

针对认罪认罚与“以审判为中心”之间的关系，苗生明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可以有效降低证明犯罪的难度，但是决不是降低了证明的标准。而“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提高侦查取证和审查起诉的质量，这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有效行使、得以行稳致远的基础和前提。

苗生明透露，认罪认罚制度实施以来，检察机关对5000多名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认罪认罚的，但是经过审查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依法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适用，又可以为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创造条件。苗生明表示，实践表明，90%左右的案件是属于认罪的简单案件，而剩下的不到10%属于繁案，就是不认罪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

“因为有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就可以让法官有更多精力详审细审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不认罪认罚的案件，从而能够大大推动审判中心所要求的庭审实质化水平。”苗生明说，认罪认罚制度法律上确立即将满三周年，这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时间节点。

苗生明表示，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重点围绕完善实施细则、深化制度适用、提升办案质效，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保障机制。健全控辩量刑协商机制。近期，我们拟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协商同步录音录像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要求所有案件中的控辩协商过程都要同步录音录像。二是加强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近期，我们也准备出台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指导意见，提升检察官的量刑能力。三是加强对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监督管理。强化落实去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确保我们的检察权能够正确行使、廉洁行使。四是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强化制度运行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