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劳动实践的多元化讨论：跳出“剥削”的范式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21年的最新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平台劳动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趋势。而在其2018年发布的一项于2015-2017年间在5个英语零工平台上进行的调研发现，当时的平台零工从业者急剧扩张，覆盖了世界上的75个国家。

笔者从2009年就开始关注中国互联网产业从业者，在过去几年中分别对中国的创客群体和数据标注产业进行了田野调查。2019年秋天，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什么是数字时代的劳动？——数字媒体时代的劳动问题与传媒变革”会议上，见到了当时海内外从事数字劳动研究的大部分新锐学者。彼时，会议的研究讨论几乎涵盖了中国各类新兴劳动形式，包括以外卖骑手和网约司机为代表的平台劳动、以网红主播为代表的情感劳动、以游戏产业的电竞选手和玩家为代表的玩工和粉丝经济等。相关的理论与案例讨论显得尤为百家争鸣。只是在饕享这场学术盛宴之后，笔者产生了一些疑惑：除了用“剥削”这一西方主导的批判视角去探讨各种与数字平台相关的劳动形式以外，数字劳动研究还可以有其他视角吗？

2020年3月2日，陆家浜路，外卖骑手。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西方学术圈对数字劳动的讨论持续了近20年之久，研究大多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或是韦伯主义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关探讨，诸如批判视角下的创意劳动、不稳定劳动、情感劳动、零工经济和平台劳动等议题。其中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和德国学者特雷博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都是主要代表人物。但是，正如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在他关于数字劳动的最新发表中指出，目前的数字劳动研究已经沦为单一的空泛概念——所有与数字化相关的劳动，尤以平台劳动为代表，全部被冠以“剥削”的名号，而缺乏对劳动实践的多元化讨论。弗洛里安·施密特（Florian Schmidt）和特雷博尔·肖尔茨则致力于跳脱出“剥削”范式的空泛讨论，推行一种自下而上的“平台合作主义模式”，即促成平台劳动者通过控制劳动条件来实现体面的劳动。

顺应这一“跳脱剥削范式”的数字劳动研究趋势，笔者与《经济与劳动关系评论》（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期刊合作，历经近两年时间的选稿与修改之后，和另外六位学者开展了一期聚焦东亚经验的特刊《重新思考数字劳动：超越剥削范式的新批判》（Rethinking digital labour: A renewed critique moving beyond the exploitation paradigm）。

特刊聚焦于韩国与中国两大东亚代表性国家，所研究的对象职业从底层的农民工辐射到较为高端的互联网工程师。我们希望通过多元视角来讨论如何通过东亚经验来重构现有的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数字劳动研究。

工作中的网约车司机

山东农业大学讲师周敏和澳门大学教授刘世鼎过去几年一直关注情感劳动研究。他们在这一期特刊中探讨了短视频平台上的农民工主播如何通过“土味文化”来构建他们的文化与经济资本。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助理教授张琳长期从事农村电商和数字平台化研究。她此次的文章重点关注淘宝村的农民卖家如何通过其主体性的生活经历来重新定义平台劳动。浙江大学副教授吴桐雨长期致力于研究科技产业中的劳动、移民和性别问题。在此次话题中，她讨论了美国高科技产业中的中国工程师如何通过基于校友网络的跳槽行为来突破职业天花板，从而加强美国信息产业的高流动性。韩国韩东国际大学助理教授金昌宇（Changwook Kim）和国立江原大学助理教授李相圭（Sangkyu Lee）在过去几年中持续关注东亚文化产业中的政策与劳动。他们在此次文章中讨论了数字游戏从业者如何通过密集加班带来的身体疼痛构建其主体认知与实现群体团结。

在特刊发表之前，笔者又与几位学者就如何反思既有数字劳动研究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以下内容根据我们的文字讨论整理，分享给读者朋友。

夏冰青：数字劳动研究与你的学科背景有什么关系？你的研究为现有的数字劳动研究带来什么新意？

吴桐雨：我一直以来从事的是劳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最初研究硅谷的科技劳工时，我试图勾勒出他们的整体属性，而刻意避免将目光集中在华人移民工程师身上。但是在进入田野之后，我发现以中国人行为作为透镜，其实反而能让我更好地理解白人工程师。在我们领域，近十几年的劳工研究非常关注“不稳定劳工”群体。我对数字劳动自身特性赋予不稳定劳工的新维度很感兴趣——区别于一般不稳定劳动的收入来源不稳定，数字劳动的一个内核是创新不稳定性。比如硅谷科技公司作为数字劳动聚集地，鼓励员工每天都要推翻昨天的开发创意，把创新当作“玩儿”，寻求刺激感，我马上要出版的英文著作《玩儿到服》（Play to Submission），就记录了这一现象。但特刊这篇文章我更聚焦在硅谷的中国工程师，我发现事实上，硅谷这种创新文化边缘化了中国工程师，但是中国工程师有没有什么策略扭转这种局面呢？这是我在文章中想探讨的。

硅谷的中国工程师

刘世鼎：吴老师提到的劳工研究趋势在我们传播学领域也有类似发展。传播学中的数字劳动研究方向包括产业数字劳工与生产性消费数字劳工。平台上的农民工正是后者，但是现有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则往往突出了其劳动力问题，忽视了他们作为年轻人的文化生产及消费需求。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民工进城之后会模仿城市青年的生活文化，比如女性农民工进城之后，希望通过改变外貌、穿衣打扮来改变她们的农村身份。这种讨论无形中把农民工放置于城市文化之下，从属于后者。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青年会故意在短视频平台上展现自己作为农村人的一面，比如工作时的穿着、地方口音及乡土背景等，为自己的文化实践创造空间。此外，为了展现乡村风貌，吸引更多关注，一些网红甚至辞去工作返回家乡专职拍视频当主播。这些视频代表了农村青年渴望重新创造独特的外表以及他们对主流话语的微妙拒绝——即将农村青年视为落后的、不文明的、低素质的群体，使他们能够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积极的、创造性的、能够进行文化生产的主体。这些都反映了更广泛的文化变迁。

张琳：我也是来自于传播学。所谓数字劳动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转型时代的产物。我更倾向于把数字劳动看作资本主义积累 （capitalist regime of accumulation）的新阶段。在新技术的引领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理解，如算法程序控制的逻辑，数字平台本身的经济特性等。但在新事物出现的早期，我们往往忽视了它的历史延续性。比如，我的田野调查发现，手工编织电商的所在地有上千年的手工编织历史，从业者并不局限于返乡/下乡创业的群体，甚至包括常年在家做手工编织的（大多是女性）编工、打模子的木工、搜集原材料的劳动者、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等等。同时，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和互联网企业也在其中进行互动。针对数字劳动的历史延续性和在某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中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我提出了“平台化家庭生产”（platformized family production），平台劳动 （platform-based labor）和平台生态圈辐射的劳动 (platform-mediated labor) 这一组概念来更好地理论化和分析农村“数字”劳动的组织形式、逻辑和具体经验。

金昌宇：我们的背景也是传播学，关注的是看似更为“数字化”的产业——数字游戏。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数字游戏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富有经验的从业者）对于劳动过程中的物质性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性实践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想象。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关注韩国数字游戏工作者的工作经历和感受到的痛苦，突破现有关于精神/身体、非物质/物质和创造性/体力之间的二元对立二分法的研究趋势，来探讨数字劳动者本身源于生理疼痛构建的主体性表现。

韩国电竞豪门Gen.G

夏冰青：为什么会关注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实践动态？

周敏：关注这个议题是源自我的个人经历。2016年10月，我在珠海剪发，洗头时间长，就与洗头的小妹聊了起来。得知小妹来自安徽农村，家里有四个孩子，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在上学的弟弟。她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后来跟着姐姐出来打工。我好奇她平时玩手机都玩些什么。她告诉我洗头空歇无聊就会刷快手，因为快手特别搞笑，很有意思。当时我并不知道快手是什么，小妹妹对此很惊讶。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在这个看似平等的网络社会，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而另一部分人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在有些人看来是有趣的东西，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是低俗、低端的？由此，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青年在移动互联网世界里的文化实践。

李相圭：在韩国，游戏产业从业者往往被塑造成“自由而富有创意”的职业，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投身其中。但是我们当时关注到，这个产业中出现了很多因为过度工作而自杀的现象。于是，我们开始关注这个行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是什么导致了过度工作进而自杀的现象，产业工会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工会的产生又是如何挑战了这一产业塑造的“自由而富有创意”的社会形象和文化。

吴桐雨：如我之前所说，我最初试图勾勒出硅谷科技劳工的整体属性。但是随着田野的推进，我发现，不理解中国工程师在硅谷的工作实践而去谈硅谷科技产业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中国工程师又具有不同于白人工程师的特殊主体性：比如，移民身份带给他们脆弱性，让他们很难把工作当成游戏，寻找创新刺激性，从而也就导致他们无法融入硅谷创新文化，这成为他们的职业天花板。中国工程师面对这个天花板的策略令人回味：他们通过“名校朋友圈”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网络，不停跳槽，增强流动性，作为抵抗天花板的迂回路径。这种高流动性与硅谷的技术快速迭代相匹配。但同时，这种依赖名校朋友圈的跳槽方式又使得教育不平等性在科技产业被再生产出来。

张琳：我一开始关注到中央的一些政策，比如近些年出台的很多乡村振兴的政策。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下乡争抢农村市场，比如生鲜电商等产业上的淘宝村大概有两类，一类是本地没有产业基础但通过引进产业发展电商，比如江苏的宿迁东风村。另一类是电商化本地已有的产业。我调研的村子属于后者。他们是早期阿里巴巴冠名的淘宝村之一。而本地的手工产业历史深厚，长期以来塑造了当地的经济和当地人的劳动生活方式。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所谓数字劳动历史延续和断裂性的场域。

中国淘宝村西代庄

夏冰青：研究过程中，尤其是田野调查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例是什么？

吴桐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毕业于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中国工程师，他本身是妥妥的一个文艺男青年。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在我书房不停地翻书架上的小说，跟我说要不是为了毕业之后好找工作拿技术工作签证（H1B签证），他肯定不学计算机，而且去学比较文学。后来他供职的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他就被裁掉了。一旦没有了雇主，他的H1B很快面临失效，在美国只能合法呆几个月。他说他那段时间变得十分慌张，也不看小说了，每天拼命刷面试题，各种投简历。后来是平时跟他玩得很好的布朗师弟知道了他的事，直接给了他一个自己公司的面试机会。流程上，师弟作为面试官需要在面试完写一个面试意见，但师弟就直接让他自己填这个意见表格，让他尽量往好了写，争取赶快拿到这个工作，保住他的移民身份。这类案例让我不断地发现硅谷中国工程师独特的主体性。

周敏：我们的研究案例里有一个叫笑笑（化名）的普通农村青年。他初中学习不好，就去了职业学校学汽修。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同学上课玩手机，晚上上网吧或者看小说。笑笑也是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下载了快手。一开始他只是看视频，后来发过喊麦的视频，但没有涨粉。看到平台上流行社会摇，他很感兴趣，就开始自学，发一些社会摇视频。他从小没有学习过舞蹈，只是凭借着兴趣一步步地跳，对着镜子纠正一些不标准的动作。他也会经常发私信给同城跳社会摇的伙伴，加他们微信，熟悉之后，大家就一起跳舞一起拍视频。毕业实习他被分配到同省其他城市的重汽集团，分配的活又累又脏，两个月才挣了三千多。无奈之下，他放弃车间的工作，回到家乡继续与伙伴跳社会摇。那个时期，他的粉丝涨了很多，开直播时会有人给他刷礼物，他还用这些钱买了心仪的苹果手机。但自从2018年4月社会摇被封之后，他们都不能再跳了，有的继续回去上学，有的去外地打工。我们访谈他时，他已经在家待业半年多了。他的经历，折射出当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挣扎跟希望。

90后四川农民刘金银（左）在家里直播农村日常生活。 成都商报 图

张琳：最难忘的大概是做田野时住在一户做编织产品的叔叔婶子家，跟着他们和其他几位熟识的电商创业者和基层村干部深入到各个农户家去取货，采访女性编工，了解她们的经历，看到编织作为一种家庭零工劳动如何镶嵌到她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活史中。让我对劳动的性别性和电商劳动产业链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金昌宇：我们访谈过的很多数字游戏从业者都有同事因为过度工作或是超强压力而试图自杀的经历。这类同事的极端行为给我们的受访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我们的研究由此被赋予了一种责任感，感觉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行业的实际情况。

夏冰青：在你的研究领域中，你认为未来数字劳动治理应该如何发展？

李相圭：在韩国，因为数字游戏产业过劳死案例的不断曝光，导致我们现在出台了新的劳动时间法律规定。但实际上，仍旧有很多游戏公司因为缺乏监管而没有实施新的劳动时间规定。同时，社会舆论也在不断地暗示，因为它的“创意本质”，此类“创意/数字劳工”不应实行严格的劳动时间规定。但是，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数字劳动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脑力/智力/创意劳动，资本还会通过控制劳动者的身体，试图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而衍生利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强调，对数字产业的劳动时间的政策法规保障应是必要的、无条件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是为了尊重他们的社会价值和人格尊严。

张琳：中国政府对各类型数字劳动的关注和完善立法保护的意愿很强烈。 比如，国家多部委新近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但是，各种新型劳动形式的松散灵活的组织模式加上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创业者而非打工者）对监管的落地提出很多挑战。同时风投资本支持的和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的国际竞争压力导致其“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机制始终存在。国家立法加强对新型劳动的保护至关重要，长期来看也要通过有效的劳工组织和全球的合作协同来抵御、遏制资本逐利的本质，同时塑造劳动者的主体意识。

刘世鼎：几位学者谈论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法规治理。和韩国类似，中国日前也出台了严格规定加班时间的相关法规。事实上，当前对于中国数字平台治理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国家与平台企业如何合作以进行控制、收编或挪用数字劳动的文化实践。然而这些研究缺乏对于参与者用户本身的考察，特别是他们怎么跟平台公司、政府部门互动、协商、合作，来保护自己的使用权。我们认为未来数字劳动治理应该要考虑“自下而上”的方式，即考虑到包括广大农民工用户在内的需求跟困难。

（本文作者夏冰青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

相关文献收录于《经济与劳动关系评论》（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金昌宇和李相圭：从数字游戏产业中的身体政治重新思考数字劳动（Rethinking digital labour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body in the digital game industry）

吴桐雨：“一直在移动”：中国工程师在信息技术工作中的跳槽策略（Chinese engineers’job-hopping strategi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ork）

张琳：“平台化家庭生产”：中国农村数字劳动的多重矛盾（Platformizing family producti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rural digital labour in China）

周敏和刘世鼎：“表演不稳定劳动”：快手上的中国农民工（Performing precarious playbour: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Kuais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