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震惊御座的反转剧：清廷如何处理上访案

从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众抛开县、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级，直接到北京告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嘉庆皇帝上台伊始，就意识到京控百姓“长途跋涉，远至京师，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审，不稍回护，小民冤抑得伸，岂肯远涉控诉”。为了肃清吏治、安抚百姓，嘉庆帝对京控案件非常重视，要求负责接收呈状的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二机构将京控大案随时上奏，一般案件也要按期汇奏，由皇帝亲自批阅，作为“钦案”，或派钦差大臣审理，或交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亲自处理，不许地方官层层下派推诿。

因为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近京地区乡间竟有无赖拖仇家下水、要挟地方官府。真正“屈抑无申”的“穷民之隐”，限于苦主窘迫的经济状况反而难以将冤情上达，而所谓“捏砌重情，冀图耸听”之辈，却屡屡得逞，上演了一出出荒诞离奇的活报剧。

有关此案的奏议

震惊御前的冤案

嘉庆二十年四月，北京的都察院接到直隶宁津县民妇迟孙氏的控状，控告本县无赖贾克行于上年六月强奸十四岁长女迟二姐，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强奸十岁幼女迟坤姐。知县不但压着案子不惩办无赖，反而责罚了自己，不得已上诉至都察院，请求为其做主。都察院不敢耽搁，匆忙写了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呈递到嘉庆皇帝御前。

嘉庆帝看了奏折，勃然大怒，下旨给直隶总督那彦成，言辞甚为严厉。要求他“务即提同全案人证，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如那彦成不能将此案实情剖判明确，朕即将此案交刑部提讯，并将该督加以惩处，决不宽待”。

直隶总督那彦成是坐镇保定府的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接到上谕后，万分惶恐，连忙上奏为自己未能及时了解案情开脱。接到那彦成的奏折，嘉庆帝怒不可遏。嘉庆帝经过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事件后，对官场“因循疲玩”的风气痛恨之至，对那彦成狠狠批道：“犯此四字，朕必不恕！”随后再次下令，命那彦成“遵照前旨，迅速提集犯证，审拟具奏”。

于是，直隶方面马上组织司道府县一干精干官吏，将此案原、被双方及相关证人齐提到省，除原告迟孙氏正在患病，暂缓提审外，一起审讯了贾克行叔侄并迟二姐、迟坤姐等人。在总督率领司、道、府等一众官员会审的大堂上，贾克行只肯承认自己与迟孙氏，及迟孙氏十四岁的女儿迟二姐通奸，但坚决不认强奸；贾九儿也只承认与迟坤姐通奸，不认强奸。审官将迟孙氏的公爹迟子礼提到，与贾克行当堂对质。迟子礼的一番口供，使得案情也陡然反转。

令人瞠目结舌的案情反转

迟子礼一副老实庄稼人模样，上堂后痛哭不止，没等审官问话，反而问会审官员：“我这儿媳打官司之后能回去不能回去？若大人们仍放她回去，我断不敢说实话。”会审官员面面相觑，不知迟子礼此言何意。那彦成开导他说：“你孙女迟二姐、迟坤姐都被贾克行等人强奸，贾克行乃是你的仇人，你要据实指证，才能治贾克行之罪，你现在反而问儿媳能否回去，是什么意思呢？”迟子礼连连叩头供称：自己前次到河间府和按察司控诉此案，是被儿媳迟孙氏逼迫而来的。迟孙氏平时淫荡凶狠，对自己朝打暮骂。见她召集一众奸夫在家饮酒作乐，自己也不敢过问。两个孙女早被其母糟蹋，但是否被贾克行等人强奸，自己实不知情。儿子迟象臣窝囊不成器，被儿媳迟孙氏逼跑，现在不知去向。嘉庆十八年六月，迟孙氏跟邻居争吵，声称要打官司，自己上前劝阻，被迟孙氏用镰刀砍伤头面。自己先到县衙门控告，经族人劝说，将状纸撤回，现在宁津县仍然有卷宗可查。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贾克行与迟孙氏打架，被人劝散。第二天，迟孙氏就让自己带着孙女迟二姐，和族人迟梦云一起到县里控告贾克行强奸迟二姐、贾九儿强奸迟坤姐。行至半路自己生病，迟梦云就独自带着二姐到县喊控。知县尚未审结，迟孙氏又让自己和迟梦云带着二姐到河间府告状，自己畏惧迟孙氏刁蛮泼辣，不敢不听。家中原本有几亩地，现在都被儿媳卖尽花费，她若这次再回家去，自己断然不能活命。

问过迟子礼后，那彦成等人又提审了迟孙氏长女，时年十六岁的迟二姐。二姐供称：母亲迟孙氏平时与贾克行、迟梦云、迟梦龙、迟象明等都有奸情。自己与妹妹迟坤姐也与贾克行、贾九儿、迟柱儿、迟梦龙等有奸情。六月二十日，贾克行向母亲讨要代垫米钱，母亲不给，二人打起架来。迟梦云等因为向来与贾克行争风打架，遂挑唆母亲控告贾克行、贾九儿强奸，并嘱咐自己到官不许说实话，否则定要打死。

随后那彦成等人提审贾克行、迟梦龙及一干迟氏族人，所供与迟子礼祖孙相同。那彦成等人将全案犯、证审过之后，发现新暴露出来的案情不但与迟孙氏原控，特别是皇帝的意旨南辕北辙，其情节之离奇荒唐更在意料之外。那彦成不敢自信，又派人多次复审，各犯、证供述如前。无奈之下，只得小心翼翼地上奏。嘉庆帝看到奏折内陈述的案情，惊疑之下也无可如何，一改此前疾言厉色督促严办的口气，只批一个“览”，等待那彦成的下文。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直隶方面最终给出了结论，所审案情与前奏完全相同。那彦成等人依律定罪。其中迟孙氏通奸、诬告固然有罪，而先曾将其公爹迟子礼殴伤一事，更属罪大恶极，应依“妻殴夫之父母者斩”律，拟斩立决。

插曲：对“惧内庸夫”的道德审判

嘉庆帝接到奏折，将其发刑部覆核。刑部认为，直隶方面对本案的审理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即迟子礼之子、迟孙氏之夫迟象臣。结案奏折他与迟孙氏不和，被“逐出无踪”，实在含糊其辞。想那迟孙氏淫凶之至，不但交结奸夫十余人，更砍伤其公爹迟子礼，迟象臣即便与其不和，又何忍弃老父于不顾，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保不是被迟孙氏与奸夫等人合谋杀害，岂能置之不问？嘉庆帝觉得刑部意见颇有道理，将那彦成及按察使盛泰交吏部处分。

那彦成接到驳文后愈加惶恐，重新提讯，最终得知迟象臣被逐出家后，在离家四十里外的南皮县堤桥村做佣工，并未被害。那彦成一面派人寻找迟象臣踪迹，一面加紧向皇帝报告迟象臣仍在人世。

对于这个窝囊之至、夫纲不振的迟象臣，嘉庆帝颇有怒其不争之恨，认为他没有休掉不守妇道的妻子，迟孙氏淫凶不法，他非但不能约束，反而被妇人所逐出，实在无能无耻，置老父于不顾，更是不孝。他命那彦成抓住迟象臣后，将其提到法场，先责打四十板，再令其亲自观看其妻迟孙氏被斩决的场景，以为“惧内庸夫”之诫。不过，迟象臣未能及时找到，迟孙氏便先行处斩。一个月后才被找到的迟象臣虽免于法场观刑，但仍被杖责四十板后，才放回家中。一场历时数年之久，迫使皇帝数下谕旨、自食其言的惊天大案，就以此收场。

图准不图审：京控制度的弊端

清代的京控从广义上说有两类：一是各地百姓控诉于在京各衙门，如通政司、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二是各地百姓直接向在京或出巡在外的皇帝控诉，主要有“拦舆、叩阍”两种形式。

关于京控的记载，在政局不太稳定的顺治和康熙中前期的《实录》中出现频率较高。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经常出巡，所以拦舆、叩阍的事件数量尤多。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四十年左右，关于京控的内容在《实录》中就很少出现了，七十余年间不过五六条而已。乾隆四十年以后，有关京控的记载越来越频繁，到嘉庆十年左右，已达到每年数条。

京控案件过多成为困扰嘉庆朝的大问题，皇帝和内外大臣开始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解决的方法无外乎有三：第一，严饬地方官清理积案、勤于政事，减少百姓蒙冤的可能性。第二，要求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在京“接控”衙门定期、及时上报控案，不许压搁隐瞒。第三则是自己兢兢业业，对京控大案亲阅亲批，指示不断。

按照日本学者寺田浩明的说法，与西方的“正义型审判”不同，清代的审判是一种“伸冤型审判”，“伸冤”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特色。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根据清代的法律，案件无论大小，并无明确的终审制。换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被双方中的一方认为官府处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无限次控诉，以求申雪。与此相配合的，是清代对于越诉的处理非常轻微，京控——乃至“告御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地方官无权阻拦。皇帝作为终极的“青天”，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表现，内外官员如果进行阻拦，不但不符合官箴，且会被视为“壅塞圣听”，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然，地方官基于自身考绩的考虑，自然不想境内百姓京控，但从现有的材料上看，受制于技术手段和财政规模，激烈高效的“截访”行为在清代似乎并不普遍。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京控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确实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校正功能”，许多震惊朝野的冤假错案，都是通过京控的方式被揭发出来，并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民间构讼，向有“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之说。即乡间无赖与人有怨，即到各级衙门告状，并买通衙门书吏准状，迫使被告之家四处应付官司，遭吏役敲诈，无论有理无理，三年五载必然倾家荡产。法律对诬告者虽有反坐的条款，但如果原告系老幼妇孺、赤贫之人，最终往往以其无知愚弱为由，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嘉庆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使“图准不图审”的弊端迅速扩大。近京各省的无赖动辄京控诬告，且多以妇女、老人充当原告，规避处罚。地方官如同提线木偶一般，任其辗转诉讼却不到案听审，直至做成钦案，处分贬谪接踵而至。富裕之家尤惯以京控要挟府县官员，使其在办案过程中畏首畏尾；而在省的督抚大员因为屡屡接到从北京发回来的本省京控案件，不断调动擅长审断的府县官员到省城审案，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官方和民众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

事实上，在君主专制，司法、行政一体的清代，官僚系统自上而下实行单向监督，想保留京控制度的正面作用，又降低其负面影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