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西行记｜卖了房子去考察

西部考察，一波三折

2010年夏，我不顾家人反对，卖掉了苏州长岛花园的住宅，换来一部四驱越野车。这是一款广州生产的日产逍客，排量2.0，顶级龙配置，所以我昵称“龙宝”。其实在欧洲，这款车原名是Qashqai，即阿拉伯语境中的游牧民。2009年，该车荣获欧洲设计奖，2010年它又夺得欧洲安全奖。

后来我在高校讲课，一再遭遇学生追问：赵老师啊，龙宝走遍西部边疆，真的是全程无故障么？我说谢天谢地，它真是一款性能优越的好车，多次救我性命！还有一回，我给我老师丹放大照片，让他欣赏龙宝的英姿，丹问我它叫啥？我说是Dragon Baby！我老师开心大笑，也夸它是一辆好车。

新车一旦到手，我就不厌其烦，连续3个月驾车磨合，将油耗降至百公里7.8升。我又为龙宝加装了越野配置：从装甲底盘、冰雪防滑、军用罗盘、副油箱、制氧机，直到急救包、工兵锹、折叠水桶、炮兵望远镜。龙宝武装到牙齿了，我能开着它上路吗？还有2项准备工作，需要仔细打点。

第一项是考察经费。我在卖房前，盘算过考察开销，预计第一轮要35万，其中龙宝售价23万，配置2万。为了支撑3个月的野外考察，我往2张银行卡里存入8万，又随车携带2万现金，以便沿途帮助老乡，照顾留守儿童，应付万一出现的车祸、受伤、动手术等急需。

第一轮3个月走下来，我算了一笔细账：96天共计花掉4.3万，刨去我给山区娃娃的善款，平均每天350元。参照西藏与新疆的物价，我的日均花销，仍低于国内旅行社的报价。

其后3年我不断出行，又花去40多万，以至于卖房款所剩无几。为何费用高上去了？这一方面是因我年岁渐长，伤病日多，而野外考察的风险，愈发层出不穷。为了安全计，我只好多花些钱，住星级酒店，但求饮食卫生，保安可靠，龙宝免遭盗抢，我也能一夜安睡，迅速恢复体力。

最大一笔支出，是花13万买下2架佳能相机，配齐一组昂贵镜头。值得这么奢侈吗？解释一下：《西部国情考》的写作规范，是逐日记录、如实报告。所以我每天至少拍照200张，以便途中细节都有照片为证。这在美国学界，叫做实证研究。不料，西藏雪山的阴冷潮湿，新疆大漠的热风沙暴，合伙谋杀了我的索尼相机。看来日本诸大公司，亟需研制一款“中国边疆适用型”。

第二项准备，是拟定一条S形路线：它囊括西北、西南12省区，总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大致分2个方言区。为何要说方言？只因那里生活的少数民族，就有50多个。有人说听不懂藏语、维语、傣家话。别担心: 只要你会说陕西话，就能搞定大西北。一旦进了大西南，又数四川话最管用。

西部12省区之外，还有3个民族自治州，即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吉林延边，也被中国政府纳入了西部大开发范畴。总之啦，中国西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道路艰险，风景壮丽，堪为全球之冠。尤其是那边10多个神秘无人区，地貌奇特，人迹罕至，荒蛮生猛，动辄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

于是我又费时4个月，研读边疆史地，配合游记、方志、政府报告，写出一本《考察路书》。路书分段设计，存入电脑备份，以便我与龙宝每一天的行程，都在书中有所规划。譬如走哪条国道省道？中午在哪儿打尖？当晚投宿什么客栈？房间有电灯热水么？老板娘有手机木有？即便是山洪暴发、塌方断路，书中也有备用方案。大家听了会说：准备如此周密，还不手到擒来！

各位知道，中美两国各有一个伟大西部，但二者性质悬殊，有如天壤之别。首先，从国土面积看，美国人所谓西部，多指落基山脉以西11个州，诸如加州、亚利桑那、新墨西哥，顶多再加一个西南工业大州得克萨斯，那就凑成12州了。若按11州计，美国西部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中国西部12省区，合计690万平方公里，要比美国西部大一倍还多！

早年我在美国西部旅行，见惯了高速路上阳光灿烂，路边小镇鲜花盛开，往来车辆狼奔豕突，牛仔与靓妞随意亲热。这让我由衷感慨：好一个天地开阔、生态美好的国家！与之对应，便有美国人的自由奔放、流动不居，花样翻新。世人都说美国标新立异，中国墨守成规。可我想对大家说：中美文化的百般差异，多来自两国西部的巨大反差。为何有此一说？

大家扪心自问：中国西部最大特征是什么？无非是深陷亚州腹地，远离其它文明中心。或者说，环绕中国的地理屏障，几乎全是世界级的，例如浩瀚太平洋，东北大森林，蒙古大草原，新疆大沙漠，还有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形同天堑的横断山脉、雾瘴缭绕的热带丛林。

看看《山海经》和《西游记》，各位就不难明白：如此庞大的地理屏障，曾给我们祖先造成何等的交往困境？时至今日，它们又给中国现代化建设，预设下多么严酷的发展瓶颈？所以费正清一再提醒说：魏源《海国图志》问世前，中国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闭塞、最保守的农耕文明！

留学期间，我因受老师督促，东去西来，走惯了美国，所以就照葫芦画瓢，幻想一年之内，走遍中国西部，结果犯下第一错，纸上谈兵。后面还有食洋不化、不谙中庸之道的毛病，合起来便是三大错。倘若我宅在家里，不去西部冒险犯难，这些读书人的毛病，我是很难察觉，更不会主动去纠正的。

麻烦随之而来：4年考察，风雨飘摇，令我不断受挫，也强迫我一再改变写日记的样式。简单说，《西部国情考》收编了我将近100天的日记，合计32万字。按照时间、地理排序，我把它们分作8章，每章4万字上下，但它们的样式前后不一，变化多端。为了体现我纠正“三大错”的不懈努力，同时凸显变化、衔接各章，我又别出心裁，在第2、4、6章之后，分别插进了3个《楔子》。至于这些《楔子》的内容与作用，我会逐一说明在后。

纸上谈兵的教训

中国真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闭塞、最保守的农耕文明么？我在上路前，并未理会费正清的毒舌，也想象不出中国西部古老与闭塞的程度，于是我将第一轮考察路线，随手切割成6小段，每段走半个月，合计3个月。我心想，这还不够我了解中国西部吗？再说了，途中我会尽量选择古代官道、商道，辅以洋人的探险路线，以便感悟历史、体验变化。

譬如第1段，我拟从海口到南宁，讲学数日，然后追寻徐霞客的足迹，由广西进贵州、入云南。第2段以云南丽江为基地，着手进藏准备。待一切就绪后，先过乡城、稻城，再走巴塘、理塘，继而沿318国道，征服川藏线上的连绵雪山、湍急冰河、通麦天险。若是神佛保佑，让我平安走过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我要在拉萨歇息几天，以便转入生死攸关的第3段。

第3段难在何处？首先，我将告别念青唐古拉，一连滑降3天，海拔暴跌4千多米，冲入柴达木盆地。继而走沙漠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那儿有几处充满传奇的宿营点，例如干热似火的罗布泊（最早穿越此地者，有汉代使臣张骞、东晋高僧法显、唐代法师玄奘），又如高寒缺氧、终年冰雪的喀喇昆仑（斯文•赫定、斯坦因、普热瓦尔斯基，都曾在那里尾随驼队，出生入死）。

第4段出葱岭，过戈壁，上天山，重走唐玄奘的取经古道，寻找林则徐踏勘南疆的屯垦专线。接着去石河子讲学，在乌鲁木齐补充给养，随之前往阿勒泰山、准噶尔盆地，瞻仰中蒙边界的白塔山、伊吾军马场。

第5段是沿河西走廊东下，逐一拜访星星峡、酒泉、张掖、武威与兰州。然后渡黄河，越秦岭，入四川，抵达重庆西南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第6段由恩施、南阳到洛阳，转道西安、银川，继而一鼓作气，深入沙漠中的阿拉善、额济纳。最后这2 段，我拟走访一批历史遗迹，凭吊几位开拓西部的功臣，如蒙恬、班超、霍去病，还有裴矩、高仙芝、左宗堂。

然而纸上谈兵，错漏百出！2011年3月13日，我自海口驾车过海，尝试执行第一轮方案。刚到南宁，就发现一个时令错误：早春三月，雨雾连绵，我一北方老头儿，肯定水土不服。更要命的是：广西道路泥泞，贵州客栈阴冷。连续一周，我沿着徐霞客300多年前的采风路线，在鸡毛小店里充饥，在苗乡侗寨中问路，躺在湿漉漉的被窝里，夜不能寐，浑身起疹子。

眼看行李发霉、食物长毛、龙宝臭哄哄，我被迫改道，从百色一路狂飙，逃去了西双版纳。五彩云南，轻歌曼舞，烈日当空，将我和龙宝暴晒3日。消毒杀菌之余，又落了一个晕晕乎乎。清醒过来后，我去鸡足山悉檀寺，流泪祭拜了徐霞客，这才稳住心神，重整旗鼓，继续向西藏进发。

由于这一段走得气急败坏，全程20天日记，也写得散漫凌乱，不敷应用。2012年夏，我挑出其中一段《从百色进入云南》，刊登在《南方周末》上。余下3万多字，被我降格处理，压缩成一个楔子，夹在第一、二章之间（详见本书《楔子一: 追寻徐霞客的足迹》）。

说来可笑：我原打算仿效徐霞客的笔记体，每天再苦再累，至少要写3千字，以便记录沿途见闻，如实表现民风国情。不料到了丽江客栈，我打开电脑一看，简直不忍卒读！首先这20天日记有长有短，参差不齐；二来平铺直叙，文笔拖沓，三则巨细无遗，类似流水账，严重缺少思考的空间。

针对上述弊端，我在丽江小憩时，厉行整改如下: [1] 延续徐霞客的笔记体，每晚写2千字《行路篇》，力求真切与精炼。[2] 仿效顾炎武的千字文，每晚加写2千字《读书篇》，每篇集中讨论一个学案，或一个争议命题。方案确定后，我的疑虑是：旅途如此艰辛，我能保证每晚写4千字么？

其后20天，天天爬雪山、走烂路、吃牛羊肉，顺带闹肚子。由于缺电，四川阿坝一带的客栈，当时多不能上网，亦无洗澡热水。昌都至林芝一线，道路尤为险峻，但沿途餐馆，常有藏民售卖新鲜虫草，于是我大喝虫草鸡汤。到了宿营地，我坚持写4千字才上床。唯有2次破例，分别是在理塘县城、荣许兵站：由于高原反应，我胸闷气短，只写1千字，其余留待拉萨补齐。

到拉萨后，我每晚写作至11点，竟然双目炯炯，文思如泉涌！借用道家的说法：这是一种“天目开张”的奇特经验。不知不觉中，我在哈佛受过的西学训练，竞相融入我的日记，并与我的国学知识交相激荡。我来不及清理思绪，也搞不清为何有此一变？但我心中窃喜不已：此一中西比较、古今融通的样式，或许能让我写出兴致、写出境界、进而写出新的感悟？

在拉萨，我去西藏大学讲课，获赠2条白哈达。藏大的老师为我祈福，先去大昭寺开光，又将2条洁白哈达，分别挂在龙宝2个耳朵(侧视镜)上。（详见本书第二章《走进香巴拉》、第三章《天路通拉萨》）。

同样在拉萨，我遇见了测绘专家徐姐。我原以为，1718年康熙指派西洋传教士，完成了《皇舆全览图》。清军收复新疆后，乾隆又派刘统勋率队测绘，并于1778年绘制出《钦命西域图志》。如此看来，中国不愧为地图大国！

徐姐私下告诉我：仅在新疆西藏无人区，就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一直没有精确填图！何以如此？徐姐说那些地方太危险，测绘部队进不去。直到2011年8月，我回北京后，才见到国家测绘局公告：西部绘图工程胜利完工。看来费正清说的没错：中国西部的古老与闭塞，真正令人叫绝！

酥油茶，皮牙子

拉萨迎宾馆的早餐，丰富多彩。其中的酥油茶、牦牛酸奶，令我一改娇弱的汉人脾胃，开始适应牧区饮食了。此事虽小，倒让我悟出一层道理：除去纸上谈兵，我还犯有2大错，一乃食洋不化，二是不谙中庸之道。

先说食洋不化。我在上路前写下一套笔记，《中美五大差异》。这五大差异说，主要来自费正清、白鲁恂、拉铁摩尔：他们代表美国汉学界，针对中西文明的不同起源、制度沿革、循环逻辑，率先展开了深层比较。可叹中国学界，长期忙于革命，无暇与人对话。尽管梁启超、钱穆、陈寅恪、许绰云等人，对此有所研判，但迄今并无统一认识。所谓五大差异，简明提示如下：

1.内陆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保守自闭）vs 航海贸易文明（流动、扩张、创新）。

2.古老文明国家(天下共主，四方朝贡) vs 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条约体系）。

3.家国系统（重视家族血缘）vs 契约社会（突出个人权益）。

4.大一统王朝的千年循环 vs 西方现代性的持续裂变。

5.科举官僚制、儒家治国传统 vs 欧美科学、民主与法治。

兹事体大，又复杂难断，恰是中国国学一大弱项。长久以来，国内高校门户林立，专业切割，既少学科交叉，又不看重中西文化比较。学中文、中国历史与哲学的师生，多半不会比、也不屑与老外比。即便参加国际会议，也是鸡同鸭讲，美其名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年轻人发奋学外语，一批接一批考托福、出国留学，却为此丢掉了国学基础。毕业回国后，他们能当技术专家，也能同外企合作，但多半缺少双向比较、自主反思的能力。

国学半身不遂，西学积滞难化，中间留下一个百慕大神秘区，这就难怪有人要信口开河、左右忽悠了。如此一半不遂、另一半不化的学术困境，既是当下的特殊国情，也是我写《中国与美国》的巨大挑战。说白了，我之所以一路西行，自讨苦吃，目的就是要看清楚、想明白：美国汉学家提出的一系列差异说，是否契合中国文化传统？咱家那几位国学大师，对此又有哪些不同见解？他们几十年前的推测与争议，如今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国情？

慎重起见，我将上述笔记，改成又一个楔子，附在第四章后（详见《楔子二：中美五大差异》）。各位带上难题，随我继续向西，便可逐一体会到：我的诸多关切，并非空穴来风。好消息是：自从带上白哈达，龙宝如获天佑: 它从西藏到新疆，一路爬山涉水、力克天险。尽管途中险情不断，天天翻车死人，小龙宝却是吉星高照，祥云护顶，每一回都能扎西德勒！

穿越塔克拉玛干时，我的牙龈疼痛，嘴唇起泡，眼底红肿。可从和田到喀什，只有络绎不绝的羊肉串、烤包子。我想喝一碗粥，直如痴人做梦！维族老乡教我：多吃皮牙子！不辣的！于是我用刺刀削葱头，一手驾车，一手抓着洋葱啃（真的不辣）。一箱洋葱吃完，我又发现：维族人很少得心血管病。

他们的脾胃何以强健？藏族、维族、蒙古族，俱以肉奶为生，可他们各有其尅化方法，例如藏民爱喝酥油茶，蒙古人加奶煮砖茶，维族人离不开皮牙子。一句话，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他们一面抵御严酷环境，一面发展出自家的调和手段、消纳系统。这在汉人眼里，恰是一种中庸之道。

5月初，南疆气温骤升，喀喇昆仑融雪：从罗布泊到库尔勒，热浪滚滚。而从和田、喀什，再到阿克苏、库车，无人区绵延不绝，沙尘暴遮天蔽日。半个月中，吃饭、喝水、扎营、探路，几乎都成了问题。这种无导航、无后勤、无救援的险境，迫使我放下身段，袭用了美军在中东的蛙跳战术。

所谓Frog-Hopping，就是早起上路，带足了饮水、瓜果、压缩饼干，纵身一跃，拼死扑向800公里外的某个绿洲。万一迷路、抛锚、遇上黑沙暴，傍晚赶不到宿营地，那就会葬身沙海，变成一具干尸。对照100年前斯文•赫定在新疆大漠中的历险，那种荒蛮地貌、凄绝美景、原始求生本能，依然是历历在目啊！（详见第四章《南疆大漠行》、第五章《天山牧草青》）

及至2011年5月下旬，我已暴走2.2万公里，穿越10个省区，来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校园春光明媚，花团锦簇，一如《红楼梦》里的富贵温柔乡。宾馆中一片欢腾：来自各地高校的200多位英文老师，在大堂办理入住，继而南腔北调、呼朋唤友，忙着去餐厅吃饭，或去老街打牙祭。2个多月来，我只身在外，千里走单骑，一下子见到这许多熟人，难免天旋地转，不知孰喜孰悲？回想我这一路转危为安、柳暗花明的原因，大致有3条吧：

首先我是追随古人足迹，一步步深入边疆的，这便仰仗了祖先余荫：他们基本是步行、骑马或乘船，而我一日千里，靠的是高科技。其次，沿途10多所高校，从广西大学、南宁师院、百色学院，到云大、云师、云南民大、昆明理工、大理学院、丽江师专，再到藏大、新大、石河子大学、西北师大、西南大学，他们逐一请我讲课，这就给了我调养身体的机会。最后，我要感谢沿途的兵站、哨卡、油田基地、兵团团场、少数民族老乡，是他们护送我回家的。

北碚的地道川菜、美味小面，令我体重回升，脸色也不复憔悴。为了节省体力，我决定放马缓行，一路讲学，从重庆川外、恩施民院、南阳师院，来到洛阳解放军外院。沿途课堂上，学生提问不断，气氛热烈，这又给我一种莫大鞭策，即如何客观、准确、深入地报告西部国情？

6月初，我在洛阳接到老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反对我深入宁夏与内蒙，因为那边天气酷热、沙暴频发。我听从她的意见，从洛阳直接回北京，结束了第一轮考察。（详见第六章《过了黄河是秦岭》） 至于宁夏内蒙，以及一批偏远艰险之地，我打算休整半年，设计一套更靠谱的方案。

国情考察：从陈翰笙到费孝通

2012年，我开始在《上海早报》连载《西部国情考》，其中从丽江到拉萨的20天日记，吸引了不少年轻读者。2013年，我又在《书城》发表新疆日记，各方反应也不错。这说明，我的写作样式基本对头，而这种“读书行路”的方式，亦可激起年轻人的阅读兴趣。令我郁闷的是：明明是一套《西部国情考》，多数读者只当我在写游记，无非“写得好看”而已！

2012至2014这3年，我不断告别老伴，风风火火驾车出京，前往一些她根本不知名的偏远之地。每次分手时，我都会宽慰她，说是没事儿，我和龙宝一定平安回家！其实呢，我也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

中国西部幅员辽阔，气候多变，道路残缺，险境重重。而我未完成的考察计划，包括10多项3D任务（美国探险家口中的Devious、Difficult & Dangerous，即偏远、艰难、危险），少说还要走3万公里。麻烦是我已年过花甲，体力财力有限。看来只能因地制宜，大幅修正方案如下：

1.第一轮考察，堪称一次冒险主义的长途跋涉：其间误判多，风险大，喘息机会少。一旦出事故，如何收拾残局？有鉴于此，我将后半段的长途考察，尽量分割成短程，结合讲学、答辩与开会，灵活组合，随机前往。

2.中国西部多数省区的历史、面积、人口、文化遗产，赶得上一个欧洲或东南亚大国。你想一次走遍四川？怎么可能！四川各地差异之大，逼得我一连设计4个方案，以便从不同方向、多次往返穿插。

3.中国西部还有一批神秘地带，例如兵站、基地、边境管制区、核试验场、高山缺氧地带、少数民族聚落。若想深入考察，你要提前联络，并在当地人引导下，一窥其中奥秘。我的8个老大难，计有西藏阿里、青海果洛、云南怒江、贵州毕节、广西大瑶山、四川大凉山、新疆阿勒泰、内蒙古阿拉善。

2013年, 我的写作样式又发生一轮变化。首先，我圈出10个连片贫困区，逐一考察其滇西、陕南、陕北、宁夏、内蒙古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临夏与甘南、四川阿坝与甘孜、云南怒江与昭通、湖南湘西与怀化、西沙群岛等地。与此同时，我不再逐日写日记，而是改以区域为单位，周密规划，明确重点，每一区行走5-8天，继而写一篇万把字的专题报告。

重点规划的好处，是做足功课，查明当地概况、历史沿革、疑难问题。每一篇调查报告中，我都会评估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变革态势、发展瓶颈，诸如文教医疗匮乏，法治意识差，部落宗法残余，民族政策偏失（详见第七章《秦岭连着横断山》、第八章《西北沙漠望不到边》）。几大圈走下来，我对于西部国情，又有一些深入认识。比方说，咱们西部的贫困根源，以前说是“老少边穷”，可眼下又冒出4个难题，我简称为“返污干空”。具体说就是：

[1]工业开发与城市扩张，大量侵占农田，由于安置不当，部分农户返贫；

[2]空气、土壤与水源持续污染，缺乏约束与治理，令我忧心忡忡；

[3]大西北赤地千里，严重干旱，已造成大面积生态恶化，且自身无力改变；

[4]大西南广袤山区中，年轻人大批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空壳化，只剩下孤苦老人、留守儿童。

这一轮变化的动力，出自2项深思熟虑：[1] 我将读书重点，转向了陈翰笙、费孝通；[2] 参考陈翰笙的区域普查法，费孝通的“小传统”调研模式，我从宏观比较层面，下降到西部各民族区域，力求在实地考查中，捕捉当地文化的“活历史”，倾听百姓的心愿与诉求。

陈、费二老，堪称中国社会学的2块里程碑。首先，他俩都是学成归国、学以致用的洋博士。其次，二人均以乡土中国为目标，先后勘探了长江、黄河、珠江流域。最后，陈是扬名海外的中共学者，费是民主党派精英。虽然政见不同，但各自的心路历程、治学方法，却能相互补足，衔接如一，生动彰显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即从激进到中庸，从上下求索，到文化自觉。

先说我对陈翰笙的认识。深入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中，最受西方学界追捧的一对欧洲大腕，要数斯坦因、斯文•赫定。可他们的考察目标，与我的追求不同。我读他们的探险日记，琢磨其穿越路线，也学会几招大漠生存技巧。可我不想唯其马首是瞻。诺大一个中国，难道就没有“学者型探险家”？

当然有！我在出发前，浏览了丁文江、吴文藻、费孝通、任乃强、黄文弼、陈宗器等人事迹，又搜罗他们的绝版书、老照片。忙乎一圈下来，终于欣喜认定：中国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先驱，实为一位哈佛学长，陈翰笙先生。

陈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早年留学欧美。1924年他执教北大，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1927年李被捕，陈出走苏联，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专家。1928年回国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1933年创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二战前后，陈先生旅居香港与美国，协助宋庆龄领导工合国际，辅佐拉铁摩尔主编《太平洋事务》。1950年底，他奉周恩来之命回国，就任外交部顾问。

1927年前后，陈翰笙在北平与莫斯科，埋头研究《资本论》，梳理各国革命经验。围绕中国文化传统，他还同苏联专家激烈论战。1928年回国后，他率领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人，先后踏勘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由此确认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陈氏农村调查，堪称20世纪最系统之国情调查。而他对于中共的理论贡献，即立足根本，实事求是。

党史专家胡绳称：陈氏农村调查，配合土地革命，因被毛主席纳入《新民主主义论》(1940)。我补充2条：[1] 陈氏理论在欧美大有影响，其英文著述有《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1933）、《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中国官僚资本与内战》（1946）。[2] 陈氏与拉铁摩尔、费正清交往甚多。他一再告诫美国朋友：土地革命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革命成功，印证陈氏预见。陈氏论述，因此也成了欧美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导航仪。对此费正清强调：“为了正确估量中国在人类编年史上的重要意义、巨大利害关系，我们必须明察秋毫，弄清楚中国内部发展的主要事实”。

陈先生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他经由田野调查，确认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21世纪初的中国，又该是怎样一种属性？历经4年考察，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已然发生了巨大变革，目前正处于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的历史阶段。此说靠谱么？请看我稍后的说明。

再看费孝通。费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算是陈老的小同乡。二人年纪相差13岁，但在学术史上，他们几乎是两代人：1924年陈博士由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当上北大最年轻的社会学教授，小费当时在苏州，只是一名高中生。1935年小费从清华毕业，成了中国培养的第一个社会学硕士。而此时的陈翰笙，正领导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在长江流域展开田野调查。

1980年，社科院设立一个社会学所，费孝通任所长。1981年我赴美前夕，又听说费先生四方奔走，呼吁重建社会学。而在北大、南开等校，新建的社会学系招兵买马，令一代青年学子跃跃欲试。到了哈佛，我接触的费氏著作，却是燕京图书馆的英文藏书，诸如《中国小城镇》、《中国绅士》。

1986年回国，我买到一本费孝通访美日记，《美国与美国人》。对比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窃以为费氏英文之通达，对欧美社会之熟稔，实不亚于林氏。只不过林氏文笔优雅，略带忧伤，其精英气质，贵族情趣，跃然纸上。相比之下，费先生就像江南深宅大院里，一位带花镜、读洋文的归国乡绅，其东西折冲，阴阳调和，一如老农话家常，平白务实。

2013年秋，我驾车进入广西大瑶山：先去来宾市金秀县，查看费孝通的科考故地，再到梧州市珠山景区，凭吊王同惠墓。这个掌故说来感人：1935年夏，应广西省政府邀请，小费携新婚妻子王同惠，一道远赴大瑶山，考察“花篮瑶”部落社会。此时王为燕京大学3年级学生，费已获清华硕士学位，行将去英国深造。不料这次蜜月之旅，竟成为小夫妻的生离死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