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文献名邦”缘何下海从商

张继州

2016-05-11 09: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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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东南一隅的小城,近日却因“莆田系”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这里的医疗产业和高仿鞋产业,而福州人和闽南人或许想起了不知哪一代传下来的“神仙难赚莆田钱”之类的调侃。
墙倒众人推,一拥而上黑莆田的媒体甚多,挖掘黑历史的亦有之。然而,当我们翻阅地方志寻觅莆田为何重商、爱财,又为何喜欢抱团打拼形成“莆田系”的答案时,却发现了一些和新闻里迥异的事实及评价。
北宋莆籍名臣蔡襄画像。蔡襄不仅在福建惠政良多,还是书法“宋四家”之一。
人文荟萃、科举大兴的宋明两代
历代的地方志中有关风俗的篇章,是官员赴任后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最快捷来源。明初《八闽通志》是这样记述兴化府(今莆田市)的:“儒风非在常衮后。永不动干戈。文物之邦,有齐鲁遗风。家贫子读书,秀民特多,比屋业儒,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产薄而用俭。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鲜俪。”没有一句差评,和现在被妖魔化的莆田仿佛云泥之别。
相比其他府县,如福州府“其俗俭啬,喜讼好巫”、漳州府“悍强难治”、汀州府“刚愎好斗”,《八闽通志》对莆田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虽然这很可能是因为作者黄仲昭是莆田进士,不肯写家乡一句坏话,然而他关于莆田好读书、科举盛的记载,却是相当客观而有底气的。
唐开元中,莆田已建立县学,并诞生了黄璞等名儒。唐末五代战乱频仍,诸多世家大族避居闽中,落户福州、莆田两地者尤多。逮至宋时,福建地方清平,安居乐业,莆田的世族有了财力作为后盾,便迈进科举仕进之路。北宋一代,仅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市)就出现了468名进士(含特奏名,下同),占全福建录进士总额的18%,仅次于福州和建州;南宋偏安一隅,福建成了大后方,科举成就更加瞩目,涌现了4544名进士,其中兴化军有588人,仅次于福州和泉州。兴化军是福建人口最少的州军级行政单位,人口仅为福建总人口的5.2%(元丰年间),进士比例之高令人咋舌,以至于王安石都说“兴化多进士”。
福建宋代进士分布图
不过,当时的官场上,对于福建高官的口碑却不好。司马光针对福建开过两次地图炮,一次是骂政敌王安石“心术似福州”,第二次是上奏神宗时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而被黑的王安石也常在室中写“福建子”阴损吕惠卿,可见当时福建高官心术不端、勾连同乡、结党营私之弊,已经成为政坛的攻击点。
莆田贡献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奸相之一,即“天资凶谲,舞智御人”的蔡京。经过《水浒传》的广而告之,他竟成为“妈祖”之后知名度最高的莆田人,无论是同族中政声卓著的蔡襄,还是后世抗元尽节的状元宰相陈文龙,都无法以盛誉令蔡京的名声扭转一二,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尽管出了个别名声不好的大臣,莆田人也不会停下集体奔赴科场的脚步。终宋一代,兴化军共有1026名进士,其中有5名正奏状元,8名特奏名状元。“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的莆田,被宋度宗誉为“文献名邦”,朱熹也盛赞其“人物之盛”。莆田的许多世族都科名卓著,如宋代的方氏进士多达132人,白杜方氏“万卷楼”藏书达五万卷。今天潮汕、琼雷的许多家族,都自称始祖宋代自莆田迁出,其中或有攀附成分,这也是因为宋代莆田的文化地位很高,值得借来光耀自身。
明代的莆田延续了宋代的科举辉煌,出了2名状元、4名探花,总计举人1692名,仅次于福州,进士则位居福州和泉州之后,有533人;举人、进士数各占全省五分之一强。莆田县进士数达1433人,位列全国18个千人进士县。
但在宋明两代极盛之后,莆田的科名在清代盛极而衰。兴化府的举人数和进士数仅在福建十府二直隶州中排到第5,甚至被闽西的落后山区汀州府超越;光绪的13科举人中,福州府有1158人,兴化府仅有73人;光绪年间福州府有206名进士,兴化府仅有4名。这样的强烈对比,不由得令人好奇,由明入清的莆田究竟发生了什么?
倭乱、迁界之祸下的弃文从商
晚明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莆田风俗,好话也是说了不少,比如“其人好礼而修文,士相矜以名节”,“气韵之所歔吹,布韦蓬藋莫不顾化。老生宿儒出而授经近县,步趋坐立,造次不失。下至洒削卖浆之伦,未尝敢岸帻科头行衢道。贫家觴豆数行,秩秩有次。吾伊之声,比屋而闻,通有韵之文,十人以三四”。在他的观察中,莆田仍然是文风炽盛、知礼义荣辱的地方。
接下来,他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故其学书不成者,挟以游四方,亦足糊其口。或以绘画、命卜自寿江湖间。而行贾之人,金陵为盛。其工作盖与扇行八郡。以其壤地偏小,或至鄙与陋,卒毋敢奸兰,跳与四民之业。”明代商业进一步发展,原本只顾埋头读书的莆田,也不得不抬起头来行商,或者以绘画、算命出外谋生了。凭技能谋生,这点与今天并无太多不同。莆田人在外闯荡者,经商之外,颇有一些仿古建筑和神像绘画的匠师在福州等地活动;莆田忠门人的木材生意,最初也是因为到外地做竹蒸笼而开始收购竹木的;经营卤面等小吃店的更是数不胜数。
至于原因,何乔远提到了“壤地偏小”,这与黄仲昭所言“产薄而用俭”遥相呼应。福建重商业、好移民的海洋性文化,与其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环境、尖锐的人地矛盾是息息相关的。在莆田这个仅有两县、面积仅4419平方公里(北京市辖区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的弹丸之地,这样的矛盾尤为激烈。平原仅占总面积的20.6%,山区虎患频繁、土地瘠薄,不适合人居,南宋理学家林光朝就记载莆田“十室五六无田可耕”,更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在这种环境下,想要谋生,不能再靠种田,只能指望读书改变命运。南宋莆田史学家郑樵说“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进士方惭也说“闽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虽然成绩优异,但科举是少数人得意、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许多陪跑者享受不到读书带来的福利,而且没有田产作为支撑,读书也是难以为继的。明中期以来苏州府等地科第骤兴,更使莆田科举业带来了威胁。与此同时,泉州港的后继者漳州月港正享受着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看到邻居发了大财,莆田也有点坐不住了,于是逐渐放弃天高皇帝远的京师,转身面对近在咫尺的海洋。
从北宋建立兴化军开始,仅有莆田、仙游两县的弹丸之地,便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由军而路再到府,始终夹在省会福州和强势的闽南文化圈之间,却从未被邻居同化,在语言、文化、建筑、戏曲方面一支独秀。这是因为莆田文化有着极强的内向凝聚力,以宗族、村社为一个个小单元,再组成一个个大单元,提携亲友乡党,抱团取暖,一呼百应,共同打拼。读书赴考成风,经商也如一阵风起。今日的“莆田系”医疗、高仿鞋产业、仙游红木业,概莫能外。
重商是明中后期的时代浪潮,在全国都有影响,而对于莆田一地,有两个大事件,给了莆田宗族社会沉重打击,为弃文从商推波助澜。
莆禧守御千户所城,在抗倭中成为中流砥柱。  陈建雄摄
其一是在“嘉靖大倭寇”中,莆田受害极烈。自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20年间莆田被劫掠达15次,最后一次兴化府城甚至沦陷长达两月,总人口不到20万的莆田有3万人罹难,包括有进士17人,庠生356人。由于城内尸首相与枕藉,腥臭不可居,加之财物已经劫尽,倭寇听闻戚继光带兵前来,退居平海,府城才解围。新知府易道谭甚至因为积尸盈野而停留福清不敢赴任。
作为倭难中唯一被攻陷的府城,这场战乱对莆田留下的创伤是极重的:“今遭寇患之际,历八年与兹,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徙于他郡者,又不计其数。迩又各府疫病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至今莆田仍因为屠杀后正月初二收殓尸体、正月初五才过年的一段传说,每年定正月初二为“探亡日”,绝不走亲访友,正月初五“做大岁”,庆祝新年。
其二是清初“迁界”对莆田沿海为害甚剧。因明郑氏政权仍在闽粤沿海活动,清廷坚壁清野,将沿海十余里的房屋系数毁坏,强迫人民迁入界内,使得郑氏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人力物资。在这次残酷的迁界行动中,莆田损失了四十余万亩良田:“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房屋尽毁,足迹如扫”。人民流离失所,加上水旱、虎患、土匪劫掠,倭难后方百年的休养生息毁于一旦。《莆变纪事》曾极道迁界之痛:“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刀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吾乡人民,真九死一生矣!”
明末清初的两次大劫使莆田人口锐减,对外贸易中断,更使得世家大族与其依附的土地脱钩。物质基础匮乏,加上文教氛围全然破坏,此时唯有投身工商业方能自救。就这样,莆田完成了由“文献名邦”到下海从商的转变。精明的头脑加上吃苦耐劳,科举高手打起算盘来也是一把好手,只不过精明人到了生意场上免不了多点算计,也少不了一些贪婪,因而就给外人造成了“神仙难赚莆田钱”以及爱财如命的形象,与西方商界的弄潮儿犹太人有些许相似。
莆田民俗“挂脰”,即将金银首饰或钞票挂在神像前,以表赤诚。  朱明川摄
清末民国的“莆田系”商人:信誉良好、急公好义
虽说福建耕地短缺尚不能自足,但是盛产茶果、竹木、蔗糖等土特产。“福船”载着它们远航,在一个个落脚点兴建会馆和天后宫,北达辽东,西至云贵,福建商人在清代已遍及全国。即便是科举重镇福州,也被重商习气浸染。出身科举世家、后官至刑部尚书的陈若霖,据传也曾放弃童子试,计划去苏州贩布,可见一斑。
莆商经销的重点也是本地土产。据民国《莆田县志》载:“莆商号称巨擘者,豆饼商居第一位,桂圆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轮栈商居第五位。”其中的桂圆干是从古至今的莆田地方名产,清代即远销宁波、上海等地。涵江是清末福建四大名镇之一,系商业兴旺的天然良港,亦是著名侨乡,民国时被誉为“小上海”。其中有四家桂圆商号,因创办者均为黄姓,而被称为“黄家门”,经营额占涵江桂圆行总额的三分之二,形成了垄断。因信誉极佳,资本雄厚,“黄家门”下乡收购鲜桂圆可以赊欠一年以上,不需现金交付;且每年开盘时,优先唱价,每百斤开盘价都比其他商行高一元大洋,仍然受到顾客青睐。
不仅如此,“黄家门”的代表人物黄纪云等,还成立了实为地方行政机构的“涵江商会”,应对官府、代收税捐、创办实业、调解地方纠纷,甚至组织民军对抗北洋军阀。黄纪云墓志铭记其事略如下:“吾莆俗多械斗,得以言排解,祸立见消。乡都祈雨遭陷,为列状上剖,诬乃得释。民智之未开也,建崇实学校为合郡倡;旱年之告歉也,运镇江船米拯莆民饥。他如镇前陡门、三江石路、兴安会馆,以及萩芦、延寿、达台、柯董诸桥梁,皆赖先生得集厥事。”俨然一太平绅士、慈善大家。
建于1933年的莆田涵江红砖洋楼“东方二十五坎”,时为“涵江通美商号”。  石瞒芋摄
外地的莆商,在成为行业标杆的同时也投身公益事业。例如蔡友兰在福州经营鞭炮行起家,后兼营汽车运输业。蔡是商界人望,曾任福州海运公帮理事长、省市商会会长等职,同时民族气节崇高,不顾自己战时汽车被征、生意亏损,严词拒绝日方重金收买授职。1943年,福州鼠疫肆虐,蔡友兰捐资1.6万元自昆明购得500瓶鼠疫血清,无偿供给各医院,同时通过商会募得8000元,资助市医师公会在南公园开办“隔离医院”。他还热心助教,在福州兴安(莆田)会馆创立小学,并筹建莆田锦江中学;即便在福州沦陷、回到莆田避难时,仍不忘捐资筹建莆田中山中学。此外还捐赠了“双杭救火会”一辆消防车。
同在福州的莆田巨商还有开办“广芝林”药行的徐建禧。广芝林恪守“信用第一,质量至上;药真价实,童叟无欺;选料精良,遵古炮制”的祖训,药真价实,服务周到,疫病流行期间通宵达旦服务,故广受患者好评。徐建禧先义后利,1935年起任“双杭救火会”理事长,救火会不仅承担消防工作,还在灾害时施药、施粥、施棺,多行赈济,故一贯以德高望重之人为首。福州第二次被日军攻陷期间,徐建禧还率救火会“火兵”在南通镇抗击日军,阵亡十余人,爱国义举受海内外一致赞誉。
由此可见,今天的医疗“莆田系”虽然在生意头脑、团结一心方面继承了昔日的莆田巨商,但社会声誉已有霄壤之别。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莆田系,蔡京,蔡襄,八闽通志,倭寇,蔡友兰,徐建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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