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寺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来华重量级文物正在揭秘

上海博物馆刚开幕的“日本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将日本有上千年历史的寺庙文物请出国门展览，此前少有先例。也许正因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副馆长所言：“醍醐寺文物来华展出是一种回归”。

2016年5月11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醍醐寺艺术珍宝展”，从展览设想到最终落地、正式开幕历时五年。这五年看似稀疏平常，上博每酝酿一个展览几乎都要经历少则几年，多则10余年的时长；这五年又极不寻常，要将对方上千年历史的寺庙文物请出国门展览，此前并无惯例也少有先例，从酝酿到落地历尽艰辛。

2011年，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克伦在访日期间，得知日本醍醐寺的文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弘（现已退休）的帮助下，曾到德国举办展览。“醍醐寺文物等级非常高，而且有一些是年代非常早的文物，那次在德国的展览非常成功。我们跟西冈馆长又是有着二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我就萌生了能否在西冈馆长的协助下，让醍醐寺文物到中国来办一次展览的想法。”

而展览更直接的源起就是“醍醐寺和中国的关系”。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和中国渊源深厚，可追溯至唐朝。

唐玄宗时期“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相继入华，标志着“纯密”正式传入中国。长安青龙寺惠果先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后又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融合金刚、胎藏二法，创立“金胎不二”学说。公元804年，惠果将“金胎不二”之法授予来长安学习佛教的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创立日本真言宗，以京都东寺为根本道场，故又称“东密”。

醍醐寺开山始祖圣宝理源大师，为空海徒孙，传承空海真言宗衣钵，于（日本）贞观十六年（公元874年），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顶建立精舍，供奉准胝和如意轮两尊观音像。寺院得名醍醐，笠取山也随之更名为醍醐山。由于得到醍醐、朱雀、村上等多位天皇的推崇，醍醐寺不断扩建形成现今的规模。

也就是说，日本真言宗传自于唐代的汉传密教，西安的青龙寺是日本醍醐寺的祖寺。作为日本真言宗发源地的中国，在经历了历史上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之后，密教在中国内地已难觅踪影，日本的佛教宗派却一直传承至今。

另一方面，醍醐寺作为一座世代相传的“木文化”与“纸文化”的宝库，珍藏有包括69000多件国宝，6500多件重要文化财，其他未被指定的佛像、绘画等文物约有15万件，其中很多佛教文物都带有浓郁的唐宋艺术遗风。密宗类文物，很多据传是空海从唐朝带回的样式，后来统称为“弘法大师样”。比如许多画作，明显可见其受到中国唐宋道释画的影响；佛造像方面，可看出其源自唐代长安汉传密教的样式，又体现了日本佛教造像自身的特色，呈现出另一番不同于中国艺术造型的意象内涵。

基于日本醍醐寺与中国之间的深厚渊源，西冈康弘和陈克伦都认为应该力促这一展览成行。“西冈馆长甚至表示，他退休后有三大心愿，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中国举办醍醐寺展，这个心愿是为了回报中国，因为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然而要在宗教界办这样的展览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酝酿，更何况寺庙文物出国展览难度很大，寺庙它不是博物馆、美术馆，不能和其他博物馆直接签协议筹划展览。”

三年前因为别的任务，陈克伦再次去到日本，在西冈康弘副馆长的提议和陪同下，赴京都醍醐寺拜见了座主，并向其介绍了上博的情况。陈克伦说，醍醐寺座主对于办这样的展览非常有兴趣，同时提出，因为醍醐寺的源宗是从西安过来的，西安的青龙寺（现已毁掉）是醍醐寺的祖寺，所以他希望上博能跟西安方面联络，在上博举办展览之后，可以再到西安去展览。“醍醐寺座主认为，这是一种回归。”由此促成这一展览将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开展。

随着举办展览事宜的进一步敲定，去年9月初，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带领下，上海博物馆五人一行去到日本京都醍醐寺，实地考察挑选文物，商讨展品目录。面对醍醐寺文物库房满目的琳琅珍品，随行者都感到非常震撼。醍醐寺文物展此前曾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奈良都展出过，唯一一次的出国展出经历是在德国。“我们以此前的三次展出经历为基础，再针对中国的情况增补了一些展品，最终形成现在展览的框架结构，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醍醐寺的源流；第二部分展示醍醐寺的佛教艺术，即醍醐事相，第三部分为醍醐寺从安土桃山到江户时代日本典型的艺术作品，即风雅醍醐。”

李仲谋透露，策划此次展览，最大的难度在于展品的定夺。“醍醐寺的文物，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的比例很高，要想体现醍醐寺收藏的整体面貌，涉及到出国的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产需要占一定的比例。而日本对此控制得非常严格，超过一定比例需要日本文化厅批准，所以难度相当大。另外日本对于材质脆弱的织绣、纸质绘画、木雕等文物都有非常严格的展览规定，最多只能展示四周至八周，此次展览涉及上海和西安两地展览，展品调整更换事宜更显复杂。”

经过反复协调争取，日本文化厅放宽了珍贵文物出口的数量，上海和西安两地展出的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展品总数的50%，突破日本原来设定的限制。

回望醍醐寺的发展历史，日本在明治时代也经历过被称之为“废佛毁释”的浩劫，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很多寺院，为了寻求财源而不得不将佛像和法器转让。在那个文化遗产大量流失海外的时期，醍醐寺完整地继承和保护寺院的一切宝物，连一张纸都不曾流失。于是，醍醐寺的文物躲过了这场劫难。

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这场醍醐寺文物珍宝盛宴中，我们除了看到中日佛教、艺术、文化曾经的交流，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如何学习他们，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令其世代相传。就本次展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本次展览的中国策展方代表，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的师若予。

展览反映醍醐寺发展历史，宗教和世俗权力交织

澎湃新闻：本次醍醐寺艺术珍宝展是以怎样的策展理念来布展的？从展览中可以体现出醍醐寺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么？

师若予：醍醐寺是一座世代相传的“木文化”与“纸文化”的宝库,保存有大量的佛教雕塑、绘画、法器等珍品，其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期，而以平安、镰仓时代的文物最为精彩。其中不少文物样式据传由弘法大师空海自中国唐朝带来，与唐宋佛教艺术关系密切。

本次展览第一部分主要关于醍醐寺的创建，比如圣宝如何创寺，寺庙从上醍醐到下醍醐再到三宝院的发展过程等。与理源大师圣宝相关的文物都会在此一同展示。

第二部分是关于醍醐寺的佛教艺术。在此部分我们在展厅中以佛像、曼陀罗、屏风画和大坛法器等模拟了一个真言宗道场，再现佛教艺术品的“原生环境”，之后依次展示醍醐寺的佛教雕塑、绘画和法器等。

第三部分主要是醍醐寺从安土桃山到江户时代日本典型的艺术作品，即风雅醍醐，展示醍醐寺近世受武士阶层审美影响的华丽雅致的艺术，展览与“醍醐花见”有关的文物，及该寺珍藏的屏风画。

展览的三个章节，每个章节其实都对应一段醍醐寺的发展历史，对应一个醍醐寺的地区（上醍醐、下醍醐、三宝院）。醍醐寺始建于（日本）贞观十六年(874年)。圣宝理源大师在上醍醐山上遇到山神横尾明神显灵指点，得到了灵泉——醍醐水，并建造了一座小庙以供奉准胝和如意轮两尊观音像。这就是醍醐寺的前身。

之后，由于醍醐、朱雀、村上三位天皇信仰佛教，依照醍醐天皇的愿望于（日本）延喜七年(907年)又建造了药师堂。直至五大堂落成，上醍醐的寺院建筑就完成了。接下来计划在下醍醐建造庙宇。（日本）延长四年(926年)建造了释迦堂，而后（日本）天历五年(951年)五重塔的落成，算是完成了下醍醐的寺院建筑。（日本）永久三年(1115年)三宝院的建立则标志着形成现代醍醐寺的格局。三宝院自创建以来一直是醍醐寺的中心，醍醐寺历代座主多出自这里，法脉延续至今。

我们展览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圣宝怎样建立上醍醐，我们会有很多看板介绍上醍醐的古建，圣宝与上醍醐古建的关系，他是怎么开始建立上醍醐；第二部分从一个五重塔（模型）开始，视线转到了下醍醐，这一部分展示的佛教文物珍品以前是分布在上醍醐和下醍醐的各个殿堂，现在被集中存放在下醍醐的灵宝馆，灵宝馆就相当于醍醐寺的博物馆。再往下就是第三部分的风雅醍醐，对应的主要是三宝院的文物。主要讲安土桃山到江户时代醍醐寺的发展。这一时期丰臣秀吉和当时的座主义演合作来复兴在战争中被毁坏的醍醐寺，完成了复兴寺院建筑、三宝院殿堂与庭院的工程，并举办醍醐赏花。这部分的展品主要以陈设于三宝院的屏风画等文物为主，展示的是日本典型的艺术作品。醍醐寺的历史就是这样从山上往山下发展，从最早往最晚走，一条主线贯穿下来，也完成一个故事讲述的过程。

澎湃新闻：政治人物和武士阶层在醍醐寺的发展和审美建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师若予：很大的作用，醍醐寺最早建立寺院，就是受到天皇的资助，像五大堂就是醍醐天皇委托圣宝的徒弟观贤建造，药师堂是醍醐天皇委托圣宝建的，建造过程中，圣宝圆寂了，由他的弟子观贤继续完成，最早的寺院就是作为醍醐天皇赞助的寺院发展起来，后来又经过历代天皇对它的支持，而且它在平安时代还作为源氏的家庙，即作为贵族寺院，平安时期的历代天皇对它的支持也是很大的；镰仓时代建立幕府，历届幕府将军对它都很支持。它还出过很多僧侣干预朝政，它有很多座主本来就是贵族出身，要么是皇室周围的贵族，要么是武士阶层的贵族，他们会送自己的孩子到庙里去，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交织着，它一直是跟政权联系很紧密的寺庙。

像后来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为什么要赞助当时的座主义演重新修整醍醐寺？因为义演是当时日本关白（相当于我们的宰相）的儿子，丰臣秀吉出身贫贱，只是农民出身，虽然靠武力获得权力，兵权在握，但是他对于贵族身份一直还是很渴望的，希望获得传统朝廷的追认，获得像关白这样的一个头衔。后来义演的兄弟把关白的身份让给丰臣秀吉。因为这个原因，醍醐寺的座主义演和丰臣秀吉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丰臣秀吉也帮助他大量恢复了醍醐寺在之前战争中被毁坏的建筑。我们现在看到的醍醐寺一半以上的建筑都是十六世纪（安土桃山）由丰臣秀吉以及他的儿子和丰臣家族重新去支援他们建立的，建立的原因，权力之间的交换肯定是在考虑之中的。所以说醍醐寺和皇室、贵族、当政的武士阶层一直是很紧密的关系。

澎湃新闻：展览在策展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师若予：这次有一个最大的难度，它不是一场展览，而是两场展览。该展在上博仅展出两个月，之后将移师陕西历史博物馆。但是陕西的展览在展品挑选方面是全权委托我们在做。虽然醍醐寺宝物很多，但是能够挑选的毕竟数量有限，而且日本文化厅对日本文物的出国展览有很严格的期限规定，这次展览涉及很多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再加之多为丝绸和纸质类的这种有机质文物，质地脆弱，因而出国展览规定特别严格，许多展品只能展四周时间，我们要做大量前后替换的工作，同时在文物挑选方面又不能厚此薄彼，协调起来非常困难。日方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条件还是蛮苛刻的，不过最后两边加起来，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到全部展品的50%，当时没有想到最后能争取到这么多的好东西，还是比较欣慰的。

醍醐寺文物见证佛教东传，带浓郁唐宋遗风

澎湃新闻：醍醐寺所藏的佛教艺术珍品有什么艺术特色？

师若予：醍醐寺收藏的佛教艺术品以日本真言宗题材为主，兼及其他宗派，时间自奈良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醍醐寺佛教艺术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十三世纪以降日本的佛画多用金及冷色系的色彩使画面表现出凝重的倾向，于此相对醍醐寺所藏佛画刻意抑制金的使用，而以明快的色彩为主，线条遒劲表现自如，与同时代佛画相比独具特色。镰仓时代的醍醐寺涌现了许多擅于密教绘画的僧侣，他们完成了大量的白描画稿，包括不少原创性的绘画图样。

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在于，醍醐寺的很多佛教文物都带有浓郁的唐宋艺术遗风，比如密宗类文物，很多据传是空海从唐朝带回的样式，后来统称为“弘法大师样”；还有许多画作，明显可见其受到中国唐宋道释画的影响。

澎湃新闻：日僧空海（弘法大师）于公元804年来到长安青龙寺学习密教，回国后创建了真言宗。其徒孙圣宝(理源大师)于公元874年在京都建立了醍醐寺，西安至今遗留有醍醐寺的祖寺青龙寺。可见，醍醐寺与中国渊源深厚，不论是在佛教东传还是人文艺术的交流方面，具体在文物上是如何体现的？

师若予：本次醍醐寺展一共从中选择了64件文物，其中24件是重要文化财，另有6件国宝，而“与中国的渊源”是选定这次展览文物的主要倾向。在展览第一部分我们将展示醍醐寺开山祖师理源大师圣宝的佛造像，还有一尊佛造像是弘法大师空海。空海是唐代的时候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的长安，在青龙寺把密宗请到日本，创立日本的真言宗，它本来就是中国过去的一个流派。这中间展出的有大部分文物是根据空海从唐代带回的唐代式样制作的，而且展品中的精华，平安和镰仓时代的展品，大量的依据从唐代带回的式样来做，所以两边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

比如本次参展部分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大藏经》），《一切经》六千多卷，这次展出的也有好几卷，主要以福建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版本为主，补充了开元寺的毗卢大藏的版本。这部《一切经》能够到达日本，动用了当时来往于中国宋朝和日本之间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出身醍醐寺的高僧俊乘坊重源，追随空海的足迹，先后三次入宋，历经艰辛，最终求回《一切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宋版《一切经》现在大体完整地保存在醍醐寺的灵宝馆里，而在中国，只有极个别的寺院存有部分残卷。我们去醍醐寺挑选文物时，看到几乎完整的《一切经》，所受震撼非同小可。

这次展出的日本国宝《绘因果经》是奈良时代的作品。它是日本绘画史和醍醐寺藏品中最早的作品之一。它根据于中国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53）译成汉文的《过去现在因果经》描绘，“过去”指佛陀前世修行的善行小故事，“现在”则是佛陀的生平传记。醍醐寺藏《绘因果经》是现今日本最完整的一版，经文在下，配图在上。画作中的人物与建筑明显带有中国隋末唐初的风格，从题跋来看，绘图出于写经院的某位写经生之手，却被后代追认为弘法大师之作。

展品中的绢本《文殊渡海图》则是日本镰仓时代的文物。画作以身骑青狮的文殊菩萨为中心，四周围绕着与文殊信仰有关的形象。《文殊渡海图》来源于中国五代、两宋兴起的“新样文殊”题材，主要盛于五台山；宋时大量日本僧人来中国求法，巡礼五台山，将其带回。所以日本镰仓时代有大量这一题材的画作，这次展出的这幅《文殊渡海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日本被定为国宝。

在佛造像方面，空海从唐代引入的五大明王等密宗造像基本保持唐代式样，后来加入日本的因素。又比如本次展出的醍醐寺大日如来像共有三尊，综合三件大日如来的造型和风格，既可看出其源自唐代长安汉传密教的样式，又体现了日本佛教造像自身的特色，呈现出另一番不同于中国艺术造型的意象内涵。

澎湃新闻：在醍醐寺所藏的众多文物中，有没有直接从中国流传过去然后保留至今的？

师若予：有很多。具体到此次展览中有两件，最直接的是宋版《一切经》以及即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金铜九钴杵法器。这件法器是宋到元的样式，也是从中国直接过去的。有更多的是根据以前唐朝的样式来做的，因为过去交通不便，且实物保存不易，很多都是带图纸或绘画粉本，带回自己的国家，然后再按照这个设计图样进行制作，这种情况更多，而不是带实物回去。

澎湃新闻：听说本次展览在展厅内还拟设了日本真言宗道场，在展览开展前会依据他们的传统进行一场法事，这是为了尊重日本寺院的文化传统还是另有他意？

师若予：更主要的还是从观众的观展体验来考虑。此次展览展示的是宗教文物，对观众来说会有距离感，如果能给它设置一个文物的原生环境，对观众而言有亲和力，所以我们想复原密教文物的原生使用环境。醍醐寺方面提供给我们一个道场的布置方案：以金刚界大日如来为主尊，两边悬挂金、胎两界曼荼罗，中间设大坛及法器，三面围以十二天屏风和山水屏风，组成一个完整的日本真言宗道场。当然，在这个道场里出现的都是综合性的文物，如雕塑、绘画屏风、曼荼罗等。在展览的其他部分，我们将分门别类地展示醍醐寺佛教造像、佛画、法器等。

换句话说，本次展览以这个道场为范式，以具体文物为注释，展现真言宗的核心价值和传承体系，尤其是印度——中国——日本的发展过程。

首先，整个道场涵盖了真言宗的基本教义。密教修行者认为，大日如来作为法身佛，有“理”与“智”两个方面：理即法界、法性或真如，是一切佛的本源或依据，如母胎孕育婴孩，故喻之为“胎藏界”；《大日经》是宣说胎藏界的经典，图示《大日经》的就是胎藏界曼荼罗。智即智慧，以金刚喻其坚硬不坏，并可摧破一切烦恼，故称“金刚界”，为《金刚顶经》所说，图示《金刚顶经》的就是金刚界曼荼罗。

日本的“现图曼荼罗”（主流、流行之义），是密教本尊大日如来所说根本教义的图解；它就是长安青龙寺惠果授予空海，并由后者最初传入日本的体现“金胎不二”教理的金、胎两界曼荼罗。醍醐寺自创建期便开始呈现这一核心教义。

醍醐寺中最早将此核心教义系统形象表现的就是五重塔第一层金、胎两界曼荼罗壁画。

在我们的展厅中真言宗道场之前展示五重塔模型及塔内第一层两界曼荼罗壁画的照片及壁画分布图。塔内第一层壁画，以金、胎两界曼荼罗为中心，四周布置日本真言宗传持八祖：龙猛、龙智、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一行、惠果、空海。用图像系统诠释了日本真言宗的核心教义与传承脉络。

寺院古建筑：毁而复建，源远流长

澎湃新闻：你刚刚提到五重塔，醍醐寺除了收藏有佛教雕塑、绘画、法器等珍品，其寺院建筑本身也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其中很多建筑都被指定为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是日本醍醐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安时期的五重塔就是国宝建筑，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展览如何弥补和呈现不可移动文物难以抵达现场的遗憾？

师若予：对，醍醐寺所保存的历史悠久的古建筑远不是展览所能呈现，这次醍醐寺方面也是将五重塔的模型特意送来展览，这是按照十五比一的比例所造的一个模型。

位于下醍醐的五重塔是日本皇室为祈祷醍醐天皇冥福而建的，竣工于公元951年，塔身高三十八米，塔顶相轮高十三米。五重塔这座建筑物自身不但被指定为国宝，其一层内部的壁画也被独立指定为国宝。它是京都最古老的建筑物，其内部的壁画也被认为是日本密教绘画的始祖，将两界曼荼罗的诸神和真言八祖像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些是仅存的十世纪的绘画，作为佛教绘画的杰作而获得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其中的真言八祖空海像，是现存的日本最古老的空海画像，从这个意义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

五重塔每年有固定的开放期限，在醍醐天皇的忌日会对外开放。除五重塔以外，下醍醐其他的建筑基本都被战火烧毁过，特别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因为京都是主要的战场，所以很多寺庙都被烧毁了，庆幸的是五重塔能够逃过一劫，一直没有被毁坏过，但有过修缮。

澎湃新闻：五重塔内部的壁画是由谁创作的？

师若予：谁创作的说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弘法大师空海请来的两界曼荼罗系统，有一种说法是它可能用的是日本皇宫里的两界曼荼罗系统，这个学术界他们是有讨论的，作为日本密教绘画始祖，在日本生根开花，是日本密教绘画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