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魏则西事件、雷洋案折射“社会共识”的缺失与自我修复

今天（12日）上午，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浙江省公安厅等单位指导的“互联网安全与治理论坛”在杭州淳安县千岛湖开幕。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作为演讲嘉宾参加。在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沈逸是参会代表之一，并作发言。

“在习总书记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大战略框架中，互联网要成为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不过，‘魏则西事件’、‘雷洋案’反映了有些部门与群众在网络平台上缺乏‘社会共识’，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也对政府公信力带来了挑战。”沈逸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

“习总书记的'4.19'重要讲话，主要回应了中国需要怎样一个互联网安全和信息化大战略的问题。”沈逸认为，我国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无法和现在相提并论，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和问题相对较少，能够动用的手段和资源有限，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每次只能动一条腿。网络安全，还是信息化？先动哪条腿往往会成为困扰。

他表示，近年中国逐渐站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可调配资源都大幅提升，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越来越复杂。如果以前是走路，那么现在就是起飞——“两条腿”升级为“两个翅膀”。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翅膀”必须一起动。这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期待，中国再不能闷头搞发展，因为每一项发展策略和政策取向，都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在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就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这个社会共识，是民众对社会发展方向、国家治理方式等的默认契约。但从最近一些公共事件的发展过程看，多方的社会共识并未达成一致，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沈逸称。

他以“雷洋案”为例分析，事发后各种追问和谴责四起，包括质疑公安民警的执法意图、去追究雷洋是否进行了嫖娼行为，更有甚者将雷洋的死说成是阴谋论，将其与“常州毒地”事件相关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5年美国巴尔的摩发生的一起警察枪杀一名黑人事件中，全美的媒体、公民和政府的关注点高度统一，其焦点为“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没有任何人去讨论被枪杀黑人的平等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社会共识”中，其他的事与枪杀毫无关系。

沈逸表示，在“雷洋案”中，各种“声源”的出发点不同、不够纯粹：有人是为倒逼真相，有人是为发泄不满，还有人是想借此提升关注度和声望，由此影响了社会共识的统一度。此外，值得警惕的是，一系列公共事件背后，往往存在以散播各种混淆视听信息牟利的职业策划人和幕后推手，其中包括网络水军、造谣者，原本平常的事件一下变得“捕风捉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公众与政府间的不信任。因此，通过互联网来凝聚共识，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当然，发生负面的网络舆情事件，板子不能全打在网民身上，有时也和政府回应不及时，应对不正确有关。

沈逸仍以“雷洋案”为例称，他觉得公安在对外沟通中，应该在反应的时间、表达的方式和证据的完备性上进一步提升能力，从而避免形成误解或误判。好在随着检察院的介入、各种证据的出现，各方对事件的态度会慢慢达成一种社会共识。

沈逸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共识的一种自我修复，也是公众满足知情权的诉求。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努力，才能真正凝聚共识。

“我们也应该看到各方对这种社会共识修复所做的努力。近年，当公共事件引发网络舆情时，政府的应对态度已经有了积极转变。比如政府的反应速度明显加快，处理舆情事件的方式也不再搞‘运动式治理’。特别是在‘魏则西事件’处理上，卫计委、网信办的调查结果中，提到通过出台和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让我看到政府主动修复社会共识上的希望。”沈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