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黄山地名变更：徽州易名黄山是以小概念替代了大概念

作为一种特殊地缘现象的行政区划调整，是社会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必然现象，表现出一系列特殊效应。历史上的区划调整因素很多，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地域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并且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地理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比如安徽的皖江文化、环巢湖文化、徽州文化等，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但由于各种原因，原先的地域文化圈里县区乡镇可能会调整。像民国时期大别山区立煌县的建立，解放以后长丰县的成立，最典型的就是徽州文化圈里的婺源、绩溪的划出，牵出了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即地域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关系是怎样的？

为此，记者走访了著名文化学者陆发春、宁业高、翁飞三位教授，请他们谈谈相关问题。

陆发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历史地理学博士）

揆诸历史，最近三十多年来，可能是秦汉以来中国郡县制政区构建变动最快的一个新时期，元明清时期形成的行省制度变化小，主要在郡县层面。

合并县区、撤县改区，新的经济开发区设立等等，这是以发展经济为核心观念的驱动机制所导引。问题在于政区重新划分并不限于“有益经济发展”单一思维那么简单，确实需要多元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现有的政区，是数千年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有历史地理的基础。即使在王朝政权更替，重新划分政区，也把“山川形便”作为一个重要的划分标准。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传统的政区，往往既是一个自然区，又是一个文化区。

政区重划绝对不是一个自然区边界的简单变动，面对的是那涵化了千年历史的包括社会大众心理、语言风俗习惯、文化认同在内的文化区改变，就要慎之又慎。

以枞阳划入铜陵市为例，在政区改划后，应该思考如何呵护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继承和发扬既有的桐城派文化传统，构建新时期新的文化形态。

经济要发展，文化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大问题。枞阳县出过“桐城文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和方以智、吴汝纶、朱光潜等文化大师人物，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在政区变动后，它与安庆市和桐城县千年形成的文化纽带不会也不能被隔断。一句话，乡土文化要尊重，桐城派文化的历史传统要继承发扬。

宁业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环巢湖文化的研究）

山川属于自然物，而文化属性在学科上则归统于大人文系列，因为它是人类在改造建设自然和改造发展自身的漫长过程中创造结晶出来的纯意识形态或假物化文采的产品。

经过许多年来对“巢文化”即环巢湖文化的研究与思考，我深切感悟到这样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创造一方文化。”“一方文化”的特质与形态往往在一定时间内不会立即变易，其资源与模式也不因政区改变而轻易地分割或混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行政区划调整应高度尊重文史地理背景，以养护“一方文化”的原体系为出发点，合理拥有开发共同文化资源为度量衡。

本世纪初以来，文化事业作为民族精神灵魂而受到高度重视，文化产业推为国民经济支柱而欣欣向荣，我当时从“巢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这一视角思谋，打造巢湖、合肥、六安三市大都市圈。实践证明，合肥都市圈的横空出世正是巢文化的一次整体性的修复，而巢湖、庐江的区划调整则是大合肥在文化上的“回本溯源”。

实践告诉我们，行政区划调整本身并非直接作用于文化体系，关键在于区划调整前后的各级政府和民众是如何认知文化的体系性和资源的整体性。认知正确，处理得当，就是正方向，正能量，正效益。

就地名举例，翻翻老皇历，说个3000年前的老故事。周武王姬发征服巢国后，将原巢国地域一分为二，封建巢、庐两个诸侯国。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行政分划。西周中后期及春秋前期，庐国分解为舒、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等众多偃姓方国，合称“群舒”。这是一个军政大动荡时期。

尽管如此，“巢文化”的整体性似乎没有受到伤害，好像还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延伸与发展。从国名用字上看，“巢”象形字，指鸟搭的窝，有巢氏仿学鸟儿构木为巢，后来指称人、氏族、国家。“庐”为形声字，从广，卢声，本义特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引申泛指简陋居室。“舒”会意兼形声，从舍，从予，“舍”指房舍，亦与“巢”、“庐”一脉相承。巢、庐、舒，其名称在文化上是字异义同。

环巢湖文化古来即是一个整体，“巢”字是一尊基石，一脉主根，一张名片。

翁飞（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最近关于黄山市恢复徽州市的谈论很热，《人民日报》刊登相关文章，新华社记者也来采访我，要我谈谈看法。

著名徽学研究专家叶显恩教授在为《徽州文化全书》写的总序《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中指出：“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它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所说的“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府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六县所呈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

自上世纪初尤其是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写稿本等，应有尽有。甚至有一家一户历经数百年几个朝代而不绝如缕的家族“归户”文献，用“源远流长”来形容绝不为过。这些原始文献，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也是学术界一大盛事。另外还有3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和l000余种族谱传世，足可与上述原始文书契约互相参证。形成宋、元、明、清以来汉民族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庞大、体系最完备的文献资料群。

再就地表文物来看，古徽州号称一府六邑五千村，由于相对的闭塞和隔绝，文物遗存极其丰富。现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也有20多万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绝一时的花山谜窟等。

天下名胜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均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徽州可以称得上是明清文物之乡，也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聚宝盆”和“活化石”。按照王国维先生治学的“二重证据法”，这些丰富的文物遗存，可以帮助解读、印证文献典籍和文书契约的记载，丰富我们对于汉民族农耕文化绵延至今的历史轨迹的实体认识。

根据学者的梳理研究，徽学研究的对象，也即徽州文化的内涵，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契约文书、徽派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戏曲、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村落和徽州历史人物，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就其载体而言，既有书本、契约文书和口头语言等载体，也有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的民居、祠堂和牌坊等物质载体。正是这些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使得整个徽州文化在总体上精彩纷呈，魅力无限。足够我们后人精研、享用、传承、开新。

而这一切，是黄山所不能包容的。黄山是十分美好，但它只是在徽州里面一座秀丽的山，是徽州的一部分，涵盖不了整个徽州的地域文化。在海外，别人知道黄山仅仅是一座山，而不知道其背后丰富的徽文化。而少数对徽州文化有研究的学者，对把徽州易名为黄山也大为不解，认为是以小概念替代了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