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为什么在宋代科举上考不过南方人

梁庚尧

2016-05-16 16:33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南方既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也随之而发展,人才之盛,逐渐超过了北方。南北人才的交替,在过程上要比户口的升降和产业的消长来得缓慢。在唐代中叶以后,如前所述,南方在人口和产业两方面都已显示出超越北方的趋势,可是在人才方面,却仍然是北方全盛的局面;直到五代,南方人才超越北方的趋势才显现出来;宋代以后,南方人才的优势已经确立。经由科举考试的选拔,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以文化修养的程度为基础,因此可以从统治阶层和科举登第者的地域出身看南北人才的交替。
北方人才的全盛与衰落
隋代至唐初,在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属于从西魏、北周以来一脉相承的关陇集团及其后裔。隋炀帝曾任扬州总管,因此提拔南方人士,炀帝一朝,南方人在政治上的分量逐渐加重。但是唐朝建立以后,情况又有改变。唐代的统治阶层,除了前述的关陇集团及其后裔之外,又有关东地区的世家旧族。到武后以后,提倡进士科,以科举考试提拔寒门士人,来和关东士族相抗衡。但是尽唐一代,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仍然多出身于世家旧族,而这些世族子弟,多出身于关东地区,来自其他地区与南方者甚少。统计新、旧唐书列传与世系表中,自唐肃宗至唐末的人物,其出身于大族的情况如下:
上列统计显示,唐代政治上的人才仍然以出身于北方者为多,而在唐朝中后期,政治上的人才已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来,因此又是以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基础。北方世族有世传的家学,注重子弟的教育,学习环境又好,因此人才辈出。
不仅如此,唐代科举试卷并不弥封,举子多事先设法揄扬自己的声誉,居住在长安与洛阳两京有种种的便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常谋长居京邑以求出路。因此唐代大族多欢迁移往两京附近居住,聚居这一带的世族子弟成为唐代官吏的主要成分。即使是南方大族陆氏,也走向同一路途。如陆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贽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旧唐书·陆贽传》);又如陆扆,“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旧唐书·陆扆传》)。及至唐末五代的大动乱,世家旧族饱受摧残,居于两京附近的官吏之家遭祸尤多,于是北方人才自此一蹶不振。五代为武人政治时期,统治北方的武人,其文化水平自然不能与唐代的世家子弟相比。
南方人才的兴起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士人已有南迁的情形。梁肃于大历十四年(779)撰《吴县令厅壁记》:“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文苑英华》卷八○四)。上元(760—761)是唐肃宗的年号,这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十余年后,梁肃讲南迁到吴县的衣冠之家要占当地编户的三分之一,用语或有夸张,却可见人数的众多,已给人深刻的印象。这波因乱南迁的人潮,和类似前述吴郡陆氏家族因仕宦而北迁,正好走的是相反的地理方向。南迁的衣冠之家,对于南方文化水平的增长,应有所贡献。唐代晚期,江南东、西的教育、文化都日有进展,科举登第的士人在数量上虽仍无法和北方相比,但比起中唐以前也有所增加。
到了五代,中原丧乱,民生凋敝,文物残缺,而南方却较为安定。特别是南唐统治之下的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颇有可观。
马令《南唐书·儒者传》序:
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
当时南唐境内,学校兴盛,藏书之多,亦为天下之冠,不仅书多,校雠尤其精审。可见南唐文风昌盛,为五代文物荟蔚之区,下开宋代南方的文风。
宋初政府的高级官员,多为北方人。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教育的普遍,南方人才逐渐出头,于是在人才选拔上有南北之争。当政的北方士大夫,对于南方士人多方压制。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江西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河北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真宗特令召试。晏殊属辞敏赡,真宗深为叹赏,可是宰相寇准却“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己未”条)。其后宋真宗起用王钦若为相,王钦若曾告诉别人:“为王子明(旦)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条)。王钦若是江西临江军人,王旦则是河北大名府人。由于南方文化水平已高出北方,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录取的人数远超过北方,北方人于是争取保障名额。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发生了司马光、欧阳修之间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议。司马光代表北方的观点,主张分路取人,理由是:
然而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佰。而开封、国学、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三十《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他虽然指出中第者少的路分在南、北都有,可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已在北方五路中占了大半;而没有讲出来的,却是东南两淮、两浙、江东西、福建、成都府、梓州等路中第者所占的比例太高,而这几路占了南方路分的大半。
司马光
欧阳修代表南方的观点,反驳司马光的主张,指出:
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
欧阳修所说的北方士人在发解时,比起南方士人来讲,已经是“十倍优假之”,是指宋代的科举考试,在地方上州、军举行解试时,每一州、军各立有一个解额,多少不等,北方各路的州、军由于应考者少,相对来讲解额比较宽,通过容易,东南各路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应考者多,相对来讲解额比较窄,通过也较难。他认为北方士人获得发解已经比较容易,学业程度自然无法和南方士人相比,如果到中央的省试又再给予特殊优待,那对南方士人实在太不公平。北方的要求保障,正显示了北方人已无法在科举上与南方人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用人,逐渐以南方人为多。
欧阳修
陆游《渭南文集》卷三《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臣伏闻天圣(1023—1031)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1094—1097)、崇宁(1102—1107)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上引札文所讲宋仁宗时起自南方的名臣中,“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仍有讨论的余地。范仲淹虽然祖籍在苏州,但出生在京东路的徐州,两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又随母亲改嫁而迁到同路较北的淄州,以后读书也在北方。欧阳修虽然祖籍是江南西路的吉州,但出生在四川的绵州,四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到京西路的随州定居,依靠叔父,后来应考解试也在随州。尽管如此,陆游所说北宋中后期整个大趋势的演变,却无可置疑。南宋时人列举各类天下第一,其中就有“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和国子监书、内廷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及其他多样物、人并列。两浙、江东西、福建、四川,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都是人才最盛的地区。在学术上,北宋的学术中心尚在北方,到宋、金并立的时期,学术中心已转移到南宋所在的南方来。这种情形,延续到元代统一南北,仍未改变。
元代要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考试,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政府用人都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汉人、南人受到压抑,而南人所受的待遇又不如汉人。南方士大夫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很多人转向书院之中讲学,培育人才。学者据王圻《续文献通考》统计元代书院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才的孕育,仍以南方为盛: 江西(73)、浙江(62)、福建(55)、湖南(37)、江苏(26)、广南(24)、四川(23)、湖北(19)、安徽(17)。(以上南方)山东(22)、河北(20)、山西(10)、河南(10)、陕西(7)。(以上北方)
上列统计数字自然不完备,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
显然这时南方的书院要比北方多出甚多,连宋代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广南,到元代也有了不少的书院。这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心往南方的移动已经完成。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史》,梁庚尧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科举,南方,北方,欧阳修,司马光,陆游

相关推荐

评论(204)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