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的上海岁月：招工进银行时差点成为一个电工

5月16日，中组部正式宣布，工行行长易会满出任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建清则卸任这一职务。

熟知中国干部任命的人士均应该清楚，按照程序，易会满接下来应会接任工行董事长。年满63岁的姜建清则会正式退休。

身为中国最大银行16年的掌舵人，一手将中国工商银行从被称为技术上破产、账面不良率25%以上的银行变成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姜建清无疑更为受人瞩目。据了解，姜建清在工行退休后，将会领导筹建中国- 中东欧金融公司。

作为在出任工行高层前，一直成长于上海的银行家，姜建清经历颇为传奇：从中断学业下乡插队，到煤矿工人，到进入工行成为上海南京西路999号最基层的柜员，到1990年代初成为工行浦东分行负责人，到勤思好学的大行行长，都为他以后执掌宇宙大行孕育了丰厚的养分。

而据知情人士介绍，在1979年被招进工行时，姜建清差一点成为电工。

知青里的佼佼者

根据人民网“共和国60年影响中国经济60人”专题整理的简历显示，1953年2月，姜建清出生于上海，当时正读高中的他因为“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了学业。1970年，17岁的姜建清来到了江西赣南地区的广昌县赤水公社插队，曾任中共广昌县委工作队队员。1976年12月在河南省焦作矿务局一个煤矿做临时工。

对于这段历史，据赣州市人民政府驻沪办原主任陈国梁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高中时的姜建清学业优秀，"文革"使他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但是他来到广昌农村后，表现非常突出，工作吃苦耐劳，再加上生性聪慧，什么农活都是好手。和贫下中农的关系也非常好，能力突出，参加公社里的工作组，每次推荐上大学都有他的名字，但是可能由于家庭的原因，一直没有推荐上去。他一直是赣州地区下放知青的积极分子，参加知青代表大会。

他能说会写，有组织能力，公社调他去搞路线教育，从此成了公社的"人才"。到了1976年春天，有位亲戚告诉他，河南省一家煤矿在招工，家里希望他能当工人，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便成家立业。姜建清于是去河南煤矿报了名，经过体检，合乎条件。当他收到录用通知书去煤矿上班后，知青返城的热潮来了。按惯例，他已被煤矿录取，是不能再返沪的。可是姜建清人缘好，他去河南退职回来办返城手续，从大队、公社到县里一路绿灯，终于回到上海。

差点成为电工的银行家

1979年10月，他顺利地回到了上海，进入上海市分行静安区办事处，这就是目前位于南京西路999号的工行上海市南京西路支行（人民银行，工行是中央1983年下文后和央行分家的，承担工商信贷等业务，1984年1月1日正式成立）。此后姜建清在中国工商银行一干就是37年，从最基层的柜员开始成为了中国最杰出的银行家。

因为在插队时练就了一手熟练的电工技能，原本在1979年招聘时，他想进银行做一名电工。据王海撰写的《1977－2000提升 普通人命运的十大机遇》（《海上文坛》2000年9月）中提道：进入银行之后，组织上很快发现勤奋好学的他，专长不仅仅局限于电工。

姜建清曾对下属回忆说，当时领导看他年纪不小，问他做电工，还是坐柜台干储蓄。他坚定地选择从柜台开始干起，在静安区办事处先后任会计、宣传科科员、宣传科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位。在此期间，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金融知识。1981年至1984年间还在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夜大学金融专修科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金融理论知识，为他往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据陈国梁回忆，在2000年以前，还尚未流行起“读博士文凭”的风尚，读书都是依靠自己的自律和求知欲。在当时上海的局级干部里面，只有时任上海民政局局长的施德容和姜建清，具有博士文凭。这两位都是江西返沪知青里的佼佼者。

据他上海财经学院夜大学的同班同学回忆，这一届金融管理专修班54个同学，后来很多都成为了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除了姜建清，还有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李秀仑。

勤恳上进的姜建清刚刚系统地完成了金融的学习，终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机会。在他完成学业的这一年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84年之前，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央行决定分拆监管职能，剥离商业银行成立四大行。1984年，人行将原本最大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划出来，这才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这一时期的姜建清就已经显现出勤思好学的特点，看到银行解款人员盗用银行现金，他就思考如何解决，甚至还在《上海金融》上发表论文分析应对办法。

转战浦东

在工行成立后，姜建清很快就受到了重用。1986年6月姜建清任工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副主任，1989年7月任工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主任。

1990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发浦东，他再一次抓住了机会。1990年12月，他从市工行办公室转战，领军创立了工行浦东分行。姜建清当时的下属向澎湃新闻表示，“如今看，那是姜董迈上银行业务长征的第一步。”

在担任浦东分行副行长的时候，姜建清就积极思考，最早提出在浦东建立离岸国际金融市场。

两年后的1993年1月，他出任工行上海市分行浦东分行行长。

那个时期的浦东是一片建设热土，充满了先行先试的勇气和创新意识。根据上海金融志，从1991年到1993年，工商银行浦东分行累计向浦东新区贷款270亿元。这其中，许多今日耳熟能详的项目就是由姜建清负责的。

据姜建清早年的同事回忆，1992年，陆家嘴集团成立，第一笔500万的贷款就是姜建清负责的，最初的座椅板凳就是靠着这笔贷款才置办起来。

据原上海农商行行长侯福宁在接受《同济人》杂志采访时回忆，当时东方明珠电视塔项目的贷款，就是采用了银团贷款。这也是全上海第一笔采用银团贷款的项目，当时几乎没有资料可以借鉴，连格式合同都没有，管理也不那么规范，涉及的很多法律问题也不清晰。当时身为浦东分行行长的姜建清，亲自参与项目的策划、设计和谈判。

借调上海银行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业绩突出的姜建清是当时上海银行圈的香馍馍。

1995年上海银行刚刚成立，他被借调过去担任首任行长。据姜的早年同事回忆，后来工行需要他回去，但是上海银行那边死活不放，幸好工行留有一手，把其组织关系仍留在工行系统内。据姜建清在上海曾经的部下回忆，“姜建清当年是上海地方与工总行竞相争夺多年的帅才。”

在主管上海银行时期，性格务实的姜建清并未像很多银行一样盲目追求扩大规模，追求大客户数量。虽然是从工行这样的大银行成长起来，但调任到上海银行后，他并没有固守原来的经营策略，而是切实地将上海银行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还提出市民银行战略，业务贴进个人生活。

据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羊回忆，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一步，当时的大银行普遍还未涉足个人业务。

姜建清的学术兴趣也提高了上海银行的研究能力。当时的银行还未有研究意识的时候，姜建清就很重视研究规划部，在他任内，上海银行研究实力大大增强，经费大幅增加，对客户、企业、个人做了大量的调研。据奚君羊回忆，他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召集专家委员会，直到现在为止，也很少有银行能做到这样。

姜建清对银行经营风险有比较强的意识，专门主持金融风险的研究，尤其是国外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姜建清的主持下，上海分行汇编了2本境外机构的风险案例：《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7年），《金融风潮沉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奚君羊当时担任这两本书的副主编，在他眼里，姜建清“看问题立意较远，对未来有敏感性，主观上前瞻意识，客观上也有把握能l力”。

这个时期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在银行普遍还未电子化办公的时代，姜建清就已开始研究信息技术、互联网对银行的影响，他在交通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互联网对银行的影响《金融高科技的发展极其深层影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

进京掌舵工行

1997年6月姜建清回到工行，担任上海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在执掌上海市分行两年后，业绩突出的姜建清也得到了工总行的注意。

1999年6月，一路顺畅的姜建清被调入北京，任工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2000年2月正式出任工行行长、党委书记，接替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廷焕。200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姜建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建清在工行系统里，从最基层的会计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将工行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宇宙大行。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1984-2013》（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中的财务数据，在姜建清担任行长之后，工商银行的营业总收入明显快速上升，《财富》世界500强的排名迅速攀升。

姜建清不仅具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而且对金融理论也很有研究，发表过大量学术文章和论著。仅就任上海市分行期间，他相继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笔耕不辍的他发表了11篇学术论文，涉及人才培养、国企改革、银行经营、金融市场等各个方面。

《一位银行高管营销策划札记》（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曾经提到，时任工行上海分行行长的姜建清，曾经在古玩市场上购买了一样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康银行的储蓄宣传品——“扑满”，这是一个印铁制成的圆形罐状，直径约9厘米，类似现在的储蓄罐，四周还印有“利息优厚”。面对这样一件历史物件，姜建清逐渐萌生了建立银行博物馆的构想，现在这一文物就保存在上海银行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