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茅家琦

2016-05-24 15: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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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茅家琦先生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从上个世纪50年代伊始,茅家琦就师从罗尔纲、陈恭禄等前辈史家研究太平天国史,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台湾的历史。历任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他的《历史与思想论集》即将由南大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的自序,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者所加。
茅家琦先生
长期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
我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和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一开始我就相信两个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以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长期以来,我又感到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真正动力”与“历史发展的周期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现“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问题困惑我三十年。“文革”结束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思想在构铸历史中的巨大作用。我在研究“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时,发现思想对城市近代化的作用。当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两位丁忧在籍的状元陆润庠和张謇分别在他们的家乡苏州和南通创办近代工业。对这一项工作,陆润庠和张謇具有不同的思想理念。陆润庠志在做官,无意创办近代工业,在苏州应付一番,守制期满,立即返京做官去了。苏州仍然是“寓公”养老送终的好地方。张謇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意义,并将毕生精力用在南通近代化事业上。南通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县。
20世纪30年代常州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大成纱厂现象也引起我的重视。
30年代,国内棉纺织工业面临着整体萧条。在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却成为一颗明星,创造了奇迹,带动了常州城市的发展。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10万元左右。从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东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出100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1万枚增加到9万枚,布机从260台增加到3000台,漂染设备从零发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理人员思想的能动作用。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当时,5000元相当于大成的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这一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我对思想作用的思考,到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审稿工作,解读了许多专家的著作,我的思想认识又有了发展,逐步形成一种观念: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这解决了困惑我三十年的难题。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
思想的内容包括哪些?我认为思想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人生论与认识论。
人生论的精华是人文精神。具体地说,就是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人生论的糟粕则是由人的欲望膨胀而形成的贪欲。
认识论的精华是理性精神,主要是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思想方法,即认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按照严复的说法,就是“心成”之学统治着认识论。当年严复从西方引进了“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也就“到此为止”。归纳出来的“公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严复就没有再考虑了。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假说”、“证伪”、“证实”方法的运用问题。这些方法恰恰是弘扬理性精神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
人生论和认识论是构成人的思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弘扬人文精神、抑制贪欲,弘扬理性精神、克服愚昧,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史实求证之一:三位皇帝和三次农民战争
三位皇帝是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
秦始皇的贪欲极度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他企图使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做皇帝,采取了暴力统治方式。结果,民不堪命,二世而止。
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以后,贪欲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长期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在对外征伐的同时,对内又大兴土木,多次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举行封禅大典,这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赋税、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到汉武帝晚年,社会危机极度严重。大臣徐乐上疏指出:当时已出现“土崩”之势。汉武帝接受徐乐的意见,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征和四年发出的“轮台哀痛之诏”——下诏罪己,改弦更张。正由于控制了贪欲,转变了政策,汉武帝才创造了“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历史。
唐太宗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于是,他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不膨胀为贪欲的范围以内。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历史上才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三次农民起义战争是黄巢起义、朱元璋参加并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最终都失败了。朱元璋参加的农民起义,在早期,他控制自己的欲望,注意安民,力求兵不扰民,并注意屯田垦荒,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攻打元大都战役前他做了精心布署,充分发扬了理性精神。朱元璋与众将讨论作战计划。常遇春提出孤军深入直捣元都的战略,朱元璋反对,他认为,孤军深入,一旦元军死守,久攻不下,援军被截断,粮食供应不上,必然产生极大的困难。他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先取山东,撤元军左翼屏障;再取河南,破元军正面藩篱;再攻潼关,除元军右翼屏障;最后,旋师开封,直取元都,“一切形势之地都在我掌握之中”。朱元璋的战略思想,显然是实事求是的,他最终取得反元斗争的胜利。
史实求证之二:西欧的崛起和当代世界几件大事
从世界史看,长期以来,西欧是全球最落后的地区,它落后于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两河流域、南欧的希腊罗马,以及北非的埃及。西欧走向现代化,是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得到解放,理性得到弘扬的产物。最突出的是强烈的“发展”思想代替了“保守”思想,“再向前去”代替了“休再向前”,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引领西欧发展的潮流,使西欧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地区。
到20世纪,罗斯福的思想缓解了30年代出现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纳粹思想以及日本的武士道思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思想构铸历史的铁证。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都需要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历史已经证明,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孔夫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培养人才的成绩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成才率仅仅是2.4%。
当今世界更不乐观。学者有下列论述:
“道德教育指向的是人自身,它的主旨在于导人以善,使人在善的、道德的追寻中活得更有意义,与他人、与自然相处得更为融洽和谐,使人得以建构起更为完美、充实的意义世界。
“当代教育的沉疴在于它‘太忙碌于现实,太骛驰于外界(黑格尔语)’。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一个日益发达、丰富的物质世界,它提供给人类各种物质的方便与享受,使得生活更加富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它的主要宗旨就是教人去追逐、适应,去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着力于教会人的是‘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应当承认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在当代科技和教育等的影响下,人类驾驭物质世界的知识与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人们把当代教育视作当代社会的一大支柱。然而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行程中,教育逐步丧失它的本真意义。由于它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教育,荒废了它在意义世界中导行的职责,不能让人们从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也必然前提性地要抛弃塑造人自由心灵的那把神圣的尺度;把一切教育的无限目的都化解为谋取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教育也就失去了它本真的意蕴。
“教育的这种‘外在化’的弊病,使人只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去思考问题,去寻找人生的答案,不再去寻求超越于现实利益的生活意义、理想、道德、信仰与终极关怀。人的生活表层化、实利化、短暂化,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只服从他的逐物的需要,不再去思考那些具有永远意义的价值。人的心灵是空虚的、孤独的、漂泊的。‘物质巨子、精神侏儒’正是当代社会所形成的畸形人格之特征。”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讨论的现象。
《历史与思想论集》,茅家琦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农民战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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