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违纪中管干部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涉矿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了一批矿产资源开发领域腐败问题，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李建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登记、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宋史刚等人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在形成有力震慑的同时，也凸显了问题的严重复杂。从查处的问题看，矿产资源开发领域腐败现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涉案金额巨大，危害十分严重

2015年8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云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沈培平受贿一案。检察院指控，沈培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一些矿业公司在兼并其他公司、销售铁矿石、协调治理超载运输、开发铜矿项目等事宜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15万元。

不只沈培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违纪中管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涉矿腐败问题。与其他领域相比，矿产资源开发领域腐败大案要案较多，涉及的领导干部级别高，或身居重要岗位。山西、四川、中石油等重大腐败案件中，都有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牵扯其中。

涉案金额巨大，是矿产资源领域腐败的显著特点。不少腐败案件涉及金额上千万，有的甚至过亿。不容忽视的是，其中的“小官大贪”问题在一些地方十分突出。比如，乡镇干部和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等人利用矿产资源开发等机会贪污受贿，有的涉案金额达上百万。

通过十八大以来巡视和执纪审查发现的问题可以看出，矿产资源领域腐败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周期性。在31个省（区、市）中，有13个地方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存在涉矿腐败问题，占比达41.9%，且都是矿产资源富集的地区。从被查处人员的违纪违法时间来看，大多是在能源价格大涨期间。

矿产资源开发领域腐败问题，危害十分严重。一些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隐藏的腐败问题，正是由于有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长远来看，涉矿领域腐败还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威胁。比如，广东省广州市国土和房管局原地矿管理处副处长乔倩等人，在矿产资源开发、审批、监管中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致使某公司连续超层越界非法开采花岗岩矿石500余万立方米，不仅造成近2亿元经济损失，还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领导干部与矿产企业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不仅在经济上共同攫取国有资源，而且结成政治利益同盟，不断向政治领域渗透。山西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煤炭及相关领域，有的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为企业老板谋取不法利益，作为回报，一些老板不惜花重金为官员买官，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

滋生腐败环节多，“窝案”“串案”频发

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腐败现象在矿产资源开发各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涉及立项核准、矿井建设、竣工验收、证照办理、价款评估、执法监管等多个环节，且“窝案”“串案”频发。

“以审批权换好处、通过公权力的隐性投资为个人牟利已经成为能源领域腐败的主要手段。” 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教授毕雁英表示。相对其他领域，矿产资源审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有些矿业权申请人为尽快取得矿业权，便想尽办法寻找“捷径”。由于手握资源开发审批大权，一些领导干部或被矿老板“围猎”，或主动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正厅级巡视员杨先静和安徽大昌矿业公司董事长吉立昌，就是典型的“权钱合作”关系。2010年，杨先静违规批准，将按国家规定必须招拍挂的范桥铁矿探矿权，作价1.5亿元“直接转让”给吉立昌控股的公司，而其实际价值为8.1亿元。2011年挂牌出让霍邱周集铁矿探矿权时，杨先静擅自更改厅长办公会决定，加入只有吉立昌公司一家符合的准入条件。作为回报，吉立昌先后四次给杨先静送去人民币1001万元、美元0.2万元。

除帮助矿业公司违规获取矿业权，有的领导干部还接受请托，为不具备探矿、采矿资质条件的申请人，违法办理、颁发年检、相关许可证，或者在办理上述事项时，违法为申请人完善申请资料、缩短呈报时间、协调疏通关系。如甘肃省肃北县原县长曼曼，收取多名矿老板贿赂，违规审批办理证照，为其非法开采金矿“大开绿灯”，造成国有金矿资产流失。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矿产资源开发领域需征缴矿业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资源税等资金。在价款评估环节，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审批、核价等权力，为送审者少定、漏定资源价款，或是在矿产资源费的缴纳、管理中，擅自减免或缓缴规费，从中收受贿赂。

在执法监管环节，一些执法监管人员借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大肆索贿受贿。以煤矿为例，日常生产经营中，煤炭、煤监、环保、国土、公安、税务等数十个部门都有执法监管权，有的在行政执法和监管中瞒案不报、压案不查、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为自己捞取好处。

矿产资源领域滋生腐败的环节多、廉政风险点多，涉及部门和人员十分广泛。从近年来查处的涉矿腐败案件来看，遍及中央、省、市、县、乡等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涉及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安全监管、环境保护等多个政府部门及其人员。

利益联系千丝万缕，矿产资源领域腐败“窝案”、“串案”、“案中案”特点明显，普遍存在查处一个、带出一串的现象。据媒体报道，很多涉矿腐败案件中，上下级、同级及各单位配合协助，相互给予方便，共同形成一个封闭式的违纪违法链条。比如在山西省吕梁市，先后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以及离石区委书记闫刚平、柳林县委书记王宁、孝义市市长王建国等人，都因涉煤腐败被调查。

手段隐蔽多样，发现和查处难度大

“有的通过向业主推荐相关规划设计、检测、评估机构，并向该机构按一定比例收取回扣牟取私利；有的接受行贿人以‘信息赞助费’‘专家咨询费’等名目所给的财物。”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在执纪审查中发现，矿产资源领域腐败手段多样且具有隐蔽性，一些领导干部打着各种幌子牟取私利。

领导干部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一度在矿产资源领域屡禁不绝。有的为掩人耳目，借他人名义，肥自己腰包。如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协原副主席高建国，在担任张家界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期间，以他人名义投资入股矿山企业。内蒙古某能源交通公司煤炭业务部原经理王某等人以个人名义注册公司，经营与所在国有企业相同的业务，并与相关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为个人牟取巨额利益。

更为隐蔽的是，有的党政机关和国企领导干部通过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进行利益输送。2015年6月，中央第六巡视组向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指出：“领导人员帮助配偶、亲属经商谋利，与民企老板相互串通、输送利益，弄虚作假、损公肥私、失职渎职等问题时有发生。”从涉矿腐败案件来看，有的人大搞“暗箱操作”，通过向相关部门打招呼、批条子、作暗示，为亲属开办的矿业公司承揽业务；有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将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作为其特定关系人，由这些“替身”利用其职务影响，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领域经济活动，间接为自己或为特定关系人牟取私利。

正是由于矿业开采审批环节多、涉及人员广、搞腐败的人手段隐蔽多样，相比其他领域，涉矿资源领域腐败问题发现和查处难度较大。参与执纪审查的纪委工作人员介绍，很多涉矿腐败案中，行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同盟，上下编织起庞大的关系网，加之有的单位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到位，局外人很难掌握其中的交易内幕，往往需要通过巡视和审计等多种方式才能揭开腐败的“盖子”。

鉴于此，治理矿产资源领域腐败问题，必须用好巡视和审计，提高问题发现率，加大执纪审查力度。在坚持惩治这一手不放松的同时，还要强化治本，通过建章立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各方面监督，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