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俞子林谈上海旧书业：1947年福州路已有百余家书店

俞子林1947年来沪从事书店工作，曾任上海图书公司经理、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经历了上海书业的公私合营、上海图书公司的历史变迁，对上海古旧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多有了解。访谈的最后，他直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应该有个像样的古旧书店。”

澎湃新闻：旧上海的书店业是怎样的？

俞子林：上海开埠以前，只是江苏省松江府下的一个滨海小县。开埠以后，外国人到上海开了墨海书馆,带来了近代印刷术，苏州、扬州、杭州的一些人也到上海开书店。最早是在河南路（当时称棋盘街）、福州路（俗称四马路）一带，因为离县城比较近。当然，福州路一带最早不是以文化业发展起来的，而是以生活娱乐业发展起来的。陈昌文的《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对此有所描述。后来，南京路（俗称大马路）上建起了四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并进一步聚集起其他公司、服务业，使南京路成了上海最繁华的中心市区。相应的，四马路的商业地位就减弱了，文化业却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说回书店业，河南路、四马路上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等。这些书局发展起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清末搞教育改革，要办学堂，那么就需要教科书。所以，当时的书店主要就出版教科书，而且出版和书店是合一的。

我是1947年到上海来的，那时候福州路一带已有一百多家书店，不仅马路上，弄堂里都是。到1948年，在上海书商业同业公会登记在册的书店，有六百零四家，汪耀华的《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有相关记载。除了福州路一带，四川北路也比较集中。此外,书摊是好多地方都有。基本上来说，从事书店业的，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的。比如巴金办过文化生活出版社，顾颉刚在四川北路开办大中国图书局，后来就专门出版历史著作和地图。但连环画方面却不怎么需要高的文化，请人画了，就可以印出来卖。

澎湃新闻：1950年代，上海对书店、书摊进行改造，成立了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您是进入公司的第一批干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俞子林：1953年党中央颁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城乡都进入了一个朝着社会主义改造变革的时代。在书业方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出版机构迁到北京，商务、中华、三联、开明、联营五家书店的发行机构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的中小型书店响应党的号召，成立联营机构，如通联书店（通俗读物）、连联书店（连环画）、童联书店（儿童读物）等，他们专搞发行，实行出版、发行分工。

1954年，出版总署指示，先把这三家批发书店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它的上游出版业、下游发行业抓住了，有利于管好它的质量。1956年，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当时上海市参加公私合营的图书发行业有新书店七十三户、古书店十二户、旧书店四十五户，合计从业人员四百四十四人。还有暂时没法归口管理的一些店，比如搞书画收藏的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九福堂四家书画笺扇店也划归上海图书发行公司领导。

新书业的改造比较顺利，古旧书业的改造则相对复杂。比如它的书有一部分有文物价值或资料价值，要进行估价。据说，有的城市打算把古旧书业消灭掉，或合并到新书业算了。中央有些搞文化的领导同志觉得这样做有大问题，就下令暂停一段时间再改造，让这些私营古旧书店仍像以前一样收购和交易。据我们所知，这是陈云副总理下的指示。到1958年时，“大鸣大放”、反右开始了，想保留古旧书业特色的意见抵抗不了“左”的思维，古旧书店就都改造了。

1958年，我们公司本来包括新书、古旧书、书画收藏，那时就进行分工，新书就合并到新华书店，外文书就合并到外文书店，我们就剩下了古旧书，所以就改名为上海古旧书店。因此我们在福州路上开了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同时，上海旧书店在四川北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等地开了门市部。而书摊呢，我们把它们合并成立了合作旧书店，类似于农村里的合作社，当时大概有七家吧。

改造完成后，在经营管理上，我们有一个难处：不是所有收进来的书都能出售的。有些书要报废，反动书籍当然不能卖了，有些书只能卖给专业研究机构，剩下的书可以放门市部卖。所以，当时这个鉴别工作是很严格的。我们上海古旧书店就成立了审读组，将审读意见记录在卡片上。上面发下来的标准是笼统的，审读组就要细化。审读的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六七个。人不多，因为后来很多审读工作是重复的，像科技书可以随便卖的，主要审读范围是文史哲的书。不过呢，如果科技书的序言是某个“反动人物”写的，就要把序言撕掉。同时，随着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能卖的书的范围也是变动的，比如托派分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的书就要随时下架。

当时的经营状况呢，利润不是太高，不过“文革”前，书源还比较多，够我们自己糊口的。公司刚成立时，总共有四百多人，后来减少到两百多人，包括下属的门市部。我们先是吸收了一部分以前开古旧书店的人，后来包括出版过进步书籍的人。还有几次大的招收，是从上海出版学校进人的，还有原来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做讲解的人也吸收了一批。

澎湃新闻：公私合营后，上海古旧书店拥有哪些宝贵的资源？

俞子林：合并改造后，我们没有统计过所有藏书，1959年做过《珍本善本书目》初编，1961年、1962年又编印了第二、三编，共收录古籍书店1956年5月成立以来至1961年12月收购到的珍本善本古书一千八百六十六种。“文革”期间（1967年），我们还油印过一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发现的一批罕见古书目录》，记录了抄家时发现的珍贵书籍。所有这些藏书，除了放在门市部卖的、放在仓库封存的，剩下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的书，则送到厂里化作了纸浆。

说到珍本善本，“文革”期间，1972年我们去上海郊区收购时，发现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刻印的说唱词话，共有十七种，据考证确系孤本，十分珍贵，还有好多插图。1975年,古籍书店在仓库整理中发现《戚蓼生序石头记》钞本一至四十回共十册，据考证系有正书局版《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之底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除了书籍，我们还藏有老旧期刊。1959年9月, 上海旧书店发现载有毛泽东同志早期著作和革命活动的《天问》周刊第一至二十四期和《湖南自治运动史》上册(现藏上海图书馆)。还有郭沫若和夏衍办的《救亡日报》。郭在日本有个学生叫金祖同，他们一起回国，郭在金家办的中国书店里暂住了几天，就在这里办了《救亡日报》，店员都帮忙卖报纸。1945年抗战胜利后，夏衍来上海续编出版，改名为《建国日报》，出版十五日（不是他回忆录里所说的十二天）即遭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这份报纸，后来在我们店里也发现了。

除了继承下来的藏书，我们还派人到外地去收书，基本上全国都跑。大致有十几个人在做收购。在收书价格上，我们内部是有标准的，老的收购员心里也是清楚的。去年我们出了一本书叫《贩书实录》，我们曾经收进过的古书、线装书（约有四万余种）基本上都在这个目录里。

1959年1月1日, 上海古旧书店内部刊物《业务通讯》创刊，1960年第一期起改名《古旧书讯》，至1960年第六期停刊，共出了十八期。“文革”结束后，又续出了六十三期。《古旧书讯》上记载了不少发现珍本、善本的故事，还有很多书店掌故。我把全套的《古旧书讯》捐给出版博物馆了。

澎湃新闻：过去古旧书店多有兼印书籍的，上海古旧书店有哪些举措？

俞子林：以前稍微有点规模的古旧书店都会自己出版一些书。1950年代，我们主要与宁波天一阁合作印地方志。因为当时出版环境比较严格，其他书不太印。“文革”结束后，我们印了长达七十八年的全套《申报》，是最大的出版物，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还印了许多新文学的书籍和期刊，如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施蛰存的《现代》等。又系统地印了秦汉、明清、当代的印谱等。后来又印了两套书：一套是《民国丛书》，是复旦大学周谷城先生发起和主编的。由于在编辑上采取各流派兼收的方针，出版后被认为体现了“不定于一尊的繁荣”，是本世纪出版的重要书系之一。蔡尚思先生为此给我写过一幅字：“水火相灭亦相生，急需百家来争鸣；攻乎异端不为害，述而不作岂足矜。”还有一套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共十二集、三十卷，是范泉先生主编的，前接《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人没有做过这件事。那时候好多老先生还在，他们的讨论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一书，有很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

澎湃新闻：那时候，有哪些文化名人来淘书？

俞子林：那是很多的，像唐弢、巴金、黄裳等老先生经常来。中央领导来上海开会时，也经常来，胡乔木来得比较多。他们都可以进仓库看，包括封存的书。当时我们的定价也不太高，但有些珍贵的书，还是不卖的，有些人就借去看看，都是正常归还的。年轻人也来，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专家、学者、博导，比如华东师大的陈子善老师。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知识。

澎湃新闻：古旧书店里有哪些店员您印象比较深刻？

俞子林：我们系统拥有不少人才。杨寿祺、孙实君、郭石麒、袁西江、韩士保、韩振刚等都是版本专家。杨先生是苏州人，出身于书贾之家，家里在苏州开了一家书店，叫来青阁。1909年，他进店学业，从修补明版书做起。1911年辛亥革命，苏州社会动荡，杨家到上海寻求发展，在福州路青莲阁（今外文书店）附近租了门面。后来，那里要开世界书局，来青阁就迁到三马路，没几年，三马路形成了一条古书街。抗战中，杨也坚守在上海，但避免与日伪接触。1956年，来青阁公私合营，两年后并入上海古籍书店，他也被聘为书店顾问，负责鉴定版本、指导青年接班人。详细情况，我写过一篇《杨寿祺与来青阁书庄》。

民国旧书圈里的人才也吸收了，如林豪、陈玉堂、杨浩基、吴青云、宣稼生等，让他们从事收购业务，有过突出贡献。陈玉堂后来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了本《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被称为“笔名大王”，熟悉人物的笔名、别名是从事古旧书工作的基本功。当时我们培养员工的方法是师傅带徒弟。因为后来的人文化基础比老一辈强，常常是后人超越前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的人写了很多著作，也出了书，成了名人。当然，老一辈经历长、见识多，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澎湃新闻：您在上海书业工作多年，能否请您谈谈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俞子林：我刚到上海时，在山东路上的国光书店做新书，1953年被派往联营的通联书店工作，后来随着公私合营进了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一开始是搞人事工作，后来搞业务。我们的老领导毕青，是老革命，业务上也是行家。他原在宁波开青春书店，因为倾向进步被查封。1938年到汉口，考入生活书店，同年2月加入共产党。他家是个革命家庭，弟弟田辛、弟媳施瑛共赴延安，抗战时期被派回上海搞地下工作。堂妹毕玲也是党员，堂妹夫吴学谦是上海地下市委委员，常借毕青家开会。因为毕青住在沁园村，是处高档住宅，不为敌人所注意。就是这样一位老党员，在1958年反右时，因为坚持实事求是，想不通，排不出右派名单来，直到后来领导指示，把私方人员集中起来办工商界政治学校，才打出了几名“右派”，但整个公司中没有一名职工是右派。毕青后来被调往黄浦区文化局任局长，正碰到反右倾，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向党交心，主动汇报了几年来的思想，结果被整，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最终被贬为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最低级办事员。直到“文革”结束，才被调回上海书店，恢复了经理的职务。他为人谦和，作风民主，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文革”时“破四旧”，“上海古旧书店”这个名字就不能叫了，于是在1967年改名为“上海书店”（1984年又改名为上海图书公司）。当时也有红卫兵来店里要烧书，我们说自己会处理，毕竟单位的书，他们不敢随便烧。书没烧，人是受到了冲击，共有三位职工自杀了。其中一位年轻女性，是国民党政要顾孟馀的侄女，她本人要求进步，曾在书店做审读工作。

改革开放后，上海书店在业务上做出了特色：书店收到比较珍贵的书，或经过确定的选题，就拿来出版，我们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出来就发行，实行编、印、发一条龙。当然书都是经过批准的。现在的上海图书公司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了，分出去了。但是呢，如果不分开，因为出版和发行的性质不同、体制不同，具体做起来可能也很麻烦。以前的书店、门市部只卖或主要卖自己出版的书（包括多年前出版的书），所以读者跑一个门市部是不够的，要多跑几个地方，一整天还看不完。现在，所有出版社的书都在一个书店里能找到，跑一家书店就够了，畅销书大家都有，冷门书大家都不卖或很少卖。现在的出版社大都没有门市部了。

还有古旧书店，很多年以前的书都能买到，跑古旧书店常常有意外的收获。现在好一些的书（被称为文物的书），都上了拍卖公司，门市部能见到的书很少。旧书摊常常是淘旧书者的去处。说到底，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应该有个像样的古旧书店；除了拍卖的，应该要有个门市部陈列这些古书、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