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赵珩：影视剧对近百年生活任意涂抹，很多正确率不足三成

学者赵珩的身上有老北京人的风度：整洁的白衬衫、一丝不苟的头发、婉转的京味普通话、不忘逗趣的谈吐，尽管他本人不太赞同“老北京”这个提法。

他曾是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从事文化史、北京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研究多年。

5月22日，赵珩携新近出版的著作《百年旧痕：赵珩谈北京》，参加了由《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主办的讲座。讲座从“当下影视剧看民国文化知识的缺失”谈开去，说的还是百年来北京的社会生活变迁。

赵珩说，今天大家了解旧时北京最直接的渠道就是影视剧，恰恰今天的影视剧所反映的历史和生活场景中很多是非常不真实的。

“上世纪80年代反映百年生活的影视剧错误率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我可以说，今天拍的很多反映百年生活的题材的影视剧，正确率还不到百分之二三十。”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东西被人们淡忘了。”赵珩谈到，过去国人更重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对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视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他认为，社会生活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形式和内容，和人们的生活最密切和息息相关”，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对于传统文化的消失，赵珩遗憾地形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得到之中也会失去”。

他说道，“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丢了文化所以产生了浮躁。今天才意识到没文化，为时还不算太晚。”

影视剧中的“硬伤”

关于一些影视剧对历史任意的涂抹和打扮，赵珩无奈地说自己“无法破解”。

“从生活场景、服装到语言，现在的影视剧完全没有办法还原那个时代。这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

在讲座上，他举了多个例子，描述中国当下的影视剧中与历史场景不一致甚至错误至极的细节。

旧时的人拉车无论在哪个城市，一律被叫做黄包车？错！

赵珩说，“黄包车”只有在上海有，是连人带车的统称。在北京，盛宣怀考察日本后带回了“洋车”，洋车的轱辘一开始没有轮胎，拉起来很费劲，后来采用了英国的邓禄普轮胎；到1940年代前后，洋车换成了半机械化的“三轮车”。如果电视剧表现的是旧时的天津地区，那应该称作“胶皮”，意即邓禄普的轮胎。而在广州，人们又将人拉车称作“车载”。

在表现上世纪40年代“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女学生仍身着五四运动时期的服装：月白色喇叭口上衣、黑色敞口裙子？错！

事实上，赵珩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服装最多就穿到上世纪20年代左右，到40年代，街上已经找不到这样的装束。

在清末时期的北京，请人去吃“烤鸭”？错！

这是因为，“烤”字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出现，而更早前，人们都用的是“烧鸭子”。

在一些影视剧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在骑马时穿马靴、带鸭舌帽？

“没有那样的打扮，那是女流氓。”

清末的富贵人家，家里陈设着唐三彩？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赵珩说，唐三彩是墓里的冥器，对于上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忌讳的，无论多有钱都不可能摆。

相比较国外的电视剧制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曾经与法国合拍过，美国也单独拍过，里面的用心良苦可以说到了极致。日本一些电视连续剧，从德川家康统治的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时代，四百多年时间里，日本服饰中小到纽扣的位置，都有极其严谨的考订，非常真实。”

在赵珩看来，每个小细节反映的都是时代的真实。

“北京生活方式的变迁是时代变迁和发展的必然”

表现近百年主题的影视剧作品，错误如此之多，让赵珩深感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

他的《百年旧痕》一书讲述的是辛亥革命以来北京的百年变迁，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城市规划到社会交往，从文化娱乐到医疗教育，以日常生活的角度还原微观历史。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北京被改名为“北平特别市”，不再是首都。

赵珩说，当时的北京人有一种很苍凉的感觉，“古都”、“旧都”这样的名词也随之出现。不过，1928年至1937年这段时期却是北京最为平静而厚重、传统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

在书中，赵珩谈到，那段时期，作为特别市，北平虽然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是国民党的势力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北京，北平人基本上还过着原来北洋政府时期的生活，生活相对安定。而新旧思想，包括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新时代的潮流，也都在这个时候碰撞交替。

除了政治与文化因素，赵珩认为，影响北京社会生活变迁的还有过去60多年时间中的三次人口变迁。

这三次变迁，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以后；第二次发生在1969年以后，以“五七干校”、“上山下乡”为主；第三次则是从改革开放持续至今，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巨变。

此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也在产生影响。“过去，电视改变了家庭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获取的渠道，而如今，互联网则改变了信息生活、旧有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近百年来北京生活方式的变迁是时代变迁和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赵珩说。

“南锣鼓巷代表不了北京，那是一个臆造的北京”

在讲座中，不少观众表达了对于北京胡同文化改变甚至消失的担忧。

赵珩说，“现在很难保持一个区域，去抗拒经济大潮。我们的文化让位于金钱，是没有办法的。”

他回忆，自己曾经参与北京市第一个邮局的修复工作，那个耗费近一千万元人民币修复完成的邮局，在五六年后依旧面对了被拆除的命运。“我们曾经做过，但我们失败了。”

在北京金融街的拆建中，唯一被保留的平房是齐白石故居。如今看起来，那“简直是不伦不类，变成了高楼林立中的孤岛”。

赵珩在一次调研中发现，原先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大多不愿意继续住在胡同里，而更向往高楼大厦。

他分析，现在的胡同住着两类人，一类是外地来京打工的租户，很难保持胡同原来的特色；另一类则是买下大宅院的有钱人，但那不叫文物保护，因为他们往往是把原来的东西打掉重建。

在赵珩看来，今天人们试图恢复胡同和四合院，想要过原来的生活，已经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可以复制房子但是没有办法复制房子周围的生活。早晨仰望天空那些飞过的鸽子，街上卖菜的叫卖声，晚上后窗传来的吆喝声，房头上野猫的叫春声，隔壁老人的咳嗽声……都没有了”。

“你如果去南锣鼓巷，那代表不了北京，那是一个臆造的北京。今天的北京很难再找到原来北京的氛围：不是吆喝声不是喧闹不是浮躁。”

但赵珩也说，历史没有假如，生活不能复制。旧时的北京，很多东西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北京也会在今后成为历史。

“在赞叹过去二三百年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时，我希望今天我们也可以多一点留给后人赞叹的遗产。”赵珩说完这番话时，场下响起了一阵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