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凑热闹，读她的书

105岁的杨绛走了。

这个年纪，那些成绩，杨绛的辞世早已超越了喜丧的概念。消息一传开，悲伤的气氛并不浓。人们在纪念和感慨之余，倒有几分伪装文艺的“狂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世纪80年代以助推“朦胧诗”起家的文学评论家、国内首部杨绛研究专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于慈江认为，这些年社会上对杨绛的关注多是凑热闹。现在，杨绛去世，热闹并没有随之消退，反而成为一场“盛宴”，更出现了假冒的“杨绛百岁感言”和一些对她人格的质疑。

人们似乎忽略了杨绛之所以会被称为“先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她自己的学问。她的丈夫钱锺书或许可以为她加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成就她。显然，于慈江希望人们能多谈谈杨绛的作品和学问，而在凑热闹前也至少应该读过她的几本书才是。

是什么支撑杨绛独自跨过百岁人生

2007年，杨绛96岁，完成了长篇专题散文《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这本书中，杨绛思考了很多大问题，诸如神、鬼、天命、灵魂。这些的确是一个自认“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才会想的问题。似乎杨绛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属于她的“天命”。

但正是这样一个自认为人生就要终结的女先生，硬是又将人生的限度拉长了八年多。而且，在迫近和超过百岁的情况下，仍然做了很多人壮年都无法完成的工作。

“我认为支撑她跨过百岁的原因，不是因为她身体好，实际上她长期深受疾患的困扰，而主要是她有牵挂，觉得有些‘战场’一定要清理。”于慈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第一个任务是为钱锺书打扫“战场”。

这个“战场”应该如何理解？或许有些人会联想到那些在坊间颇有市场的言论，比如杨绛对钱锺书在公开和私下里的维护。但于慈江在这里说的战场，是指杨绛对钱锺书遗作的整理。

1998年，钱锺书逝世后，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钱锺书一生的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第二件是关于她自己的，她想要续写《洗澡》。

作为她唯一一部中长篇小说，杨绛觉得《洗澡》早晚会有人来续，就像《围城》一样。她说，“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

2014年，《洗澡之后》单行本亮相。在《洗澡》中，准男女主人公许彦成和姚宓“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恋爱保持到了最后，但是在续作《洗澡之后》里，杨绛却让他们结合了。对于这种安排，见仁见智之论各起。但正像评论家侯虹斌所说，一位百岁高龄的文坛大家，还有旺盛的创作力，还能写出好看的小说，不管是轻快的言情小说，还是严肃的政治小说，本身就是非常酷、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最后还有一个任务，是在钱、杨的老师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协助下完成的，就是《听杨绛谈往事》。

“这是由杨先生看过并认可的唯一一本传记。杨先生基本上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作品）。很多人都把它当成软文，但实际上杨先生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包括跟费孝通的绯闻，她得借别人之口来说清楚。所以她在给别人签名送书时，也把这本算成是自己的。”于慈江如是说。

杨绛和钱锺书都不相信个人写传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要通过别人来写，就像钱锺书的传记是由杨绛来写。但是无论是杨绛写钱锺书，还是吴学昭来写杨绛，都因为传主和作者的密切关系而无法完全消解读者对传记是否客观公正的疑虑。

“吴学昭和杨绛的关系太近，又不像杨绛写钱锺书那么冷静和务求客观，所以一个是有些地方过于褒扬，另一个是虽然近似口述史的做法，但记录者一会儿把自己当成杨绛，一会又是第一人称，弄乱了。”不过考虑到当时吴学昭也已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于慈江觉得这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学者的杨绛

一般认为，杨绛在翻译和散文上的成绩最为突出。就散文来说，虽然《我们仨》被某些评论者抬得很高，写得也很感人，但于慈江不认为它能代表杨绛散文的最高成就。他觉得反倒是杨绛那些怀人忆旧的文章，像《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这一类的文章才是最能反映她在散文上的造诣的。

翻译上，常常说杨绛是做到了“信达雅”，不过于慈江认为，“信”的问题可能值得商榷，因为作为拓荒者，她在翻译时，做了些降低难度的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法文翻译是最好的。”

杨绛平生有两大遗憾：一个是没能读上清华的本科，因为清华当时没在她的家乡招生；一个是没有写出最成功的长篇小说来。所以，于慈江用“走在小说边上”这个题目作为自己著作的书名，一方面是说杨绛一直在和小说纠缠，另外杨绛自己也觉得始终没有深入到小说的堂奥，只是在边上徘徊。

在杨绛有限的小说创作里，于慈江提醒应该注意《“大笑话”》。“当我读了她所有的小说后，最好的我认为不是《洗澡》，而是《“大笑话”》。我以为这是我的发现，后来发现杨先生自己说，钱锺书认为，这篇小说是她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好的。”

翻译家、散文家、小说家，钱锺书夫人，这些身份之外，作为学者的杨绛却被忽视或遮蔽了。

“杨先生被大家看重的是她的散文和翻译。但是杨先生成就最大的，除了她的怀人忆旧散文外，是她的学术成就——当然，她的学术文章写得既扎实，有学术含量，又深入浅出，也可以当成好的散文来读。她写的5万字长篇论文《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写得就非常好。给她八妹杨必的译作《名利场》作的序，学术价值也很高。”

于慈江认为，虽然杨绛是学院派，谙熟西方的学术理论，但是却不愿意使用那些条条框框。她的文章没有任何八股文气息，非常简洁、平易。

“她的学术评论几乎每一篇都发在《文学评论》上。也就是说，每一篇质量都高到只能发在这种刊物上。虽然可能也有他们夫妇本身就是社科院的学者，跟社科院关系很好的因素，但真的是每一篇都有质量。”在于慈江看来，杨绛是学术上的大家，但学界和社会对这个方面注意得还不多、不够。

钱锺书和杨绛

恬退不争与宁弯不折

于慈江1987年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被分配到杨绛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那一年，杨绛正式退休。虽然在电梯里、走廊里见过多次，但于慈江并没有和杨绛有直接的交往。2014年，于慈江携刚刚出版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来到杨绛家，在门口通过保姆和电话与杨绛对话。彼此之间互赠签名书也是通过保姆传递。

但就是这样，于慈江都觉得这是杨绛看在两个人同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出身的渊源，而给予他的特殊照顾了。“因为她当时身体不好，几乎已经失聪。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性格恬退。”

性格恬退、不争，是对杨绛性格的普遍看法，甚至有这个时代的“隐士”之誉。但如果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不合群。所以我们看到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杨绛往后躲，一方面她周围却总是喧嚣一片。

“杨先生是一个很老派的学人，也很低调。她一直说自己是一个‘〇’。她到哪儿都是一个被排挤的人，她也甘于和习惯被排挤。”

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没什么矛盾的。杨绛和钱锺书都是清高骄傲的人，深处知识江湖，看透了知识分子百态。钱锺书像魏晋名士，忍不住总要对各类人物臧否一番，写写文章揶揄一下。杨绛文章虽不大写，嘴上说得也少，但夫妻之间荣辱与共，所以他们在知识界都没什么很近的朋友。

他们虽然清高和骄傲，但并不刚强。于慈江觉得，不像傅雷夫妇，钱杨夫妇信奉或实践的是宁弯不折的人生态度，“你怎么掰我，我可以弯，弯成什么样都不会折”，这使得他们能够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那些时期。他们的聪明除了用于学问，也用在了对付狂风暴雨上，把自己放低，像柔韧的藤条。但对付跟他们同样的知识分子时，那股子聪明劲就不愿意用了。

“傅雷和他们两口子的两种人生态度，没有对错。所有社会上对他们的求全之毁，都可以用这个态度去做个说明。”于慈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虽然对知识分子清高，但他们跟普通老百姓反而能相处得很好。杨先生写过很多底层小人物，老王、顺姐之类的，笔下充满了温情。比如说借钱给他们，要借5000元，知道他们还不出，那就直接给你2500元，不用还了。就是这样的性格。”

为什么杨绛是钱锺书最合适的伴侣

杨绛总是被人拿来和各种与钱锺书有关的民国女性比较，甚至是和钱锺书作品中的女性比较。这是有点知识的大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最常见一个问题就是，杨绛和钱锺书配吗？

“我觉得钱先生能写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献给杨绛，就是说明在钱先生心里，杨先生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伴侣，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慈江觉得，如果单从容貌上讲，杨绛只能算是中人之姿，而钱锺书的英俊和潇洒几乎是绝对的。“但杨先生能够吸引钱先生的是她的包容。什么叫包容，就是她能照顾钱先生的生活，她能顶起整个家。钱先生有大才，但在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上差一点。”

在《我们仨》中，这方面表现得就尤为明显。杨绛是持家好手，家务井井有条，主妇的活能干，男性的活也擅长，比如修理。钱锺书每次弄坏了什么就像犯了错的孩子，说我又把什么弄坏了，杨绛就会说，没关系，我来修。

“而在写作、学术上，杨先生也对钱先生裨益良多。钱先生写《围城》，就是受到杨先生在戏剧上成就的刺激。他们还曾一起创作剧本，可惜最后没成。这也说明钱先生对杨先生的写作才情是欣赏和佩服的。”

所以，“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显然不是钱锺书为博夫人高兴而发出的谄语。在钱锺书心里，那些漂亮的民国小姐如何能和自己的杨季康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