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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麻痹症是如何被消灭的?

陈朝
2016-05-29 12: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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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山东疫苗事件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被曝光的疫苗是所谓二类疫苗,这些疫苗都不是国家强制免疫接种的疫苗;可同时,问题疫苗的名录中,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也赫然在目。这就让人有点迷惑:小儿麻痹症糖丸不是要求所有儿童都必须接种(口服)的吗?为什么这种疫苗又是不强制接种的二级疫苗?

问题说起来也简单:我们小时候都吃过的糖丸是一种减毒疫苗,含有几乎不会致病的活病毒。服用后,身体会产生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抵抗力。而这一次查处的灭活疫苗则是对病毒进行灭活处理后的疫苗,这种疫苗中不含活病毒,防疫效果和减毒疫苗几乎没有差别,但风险更小,减毒十万分之几的致病几率在制备良好的灭活疫苗这里,也不存在了。但是因为这种疫苗成本稍高,很多国家还是选择普及减毒疫苗,灭活疫苗在中国也可以使用,但是当前纳入自费疫苗。

可不要小看这两种疫苗的差异,背后是一段科学史公案。背后的故事,是两位疫苗学家一生的争论,和一场人类战胜疾病的伟大胜利。这段故事,记录在了《他们应当行走》一书中。
《他们应当行走》原名《小儿麻痹症:一个美国故事》,出版于2005年,夺得当年的普利策奖。作者戴维·M. 奥辛斯基(David M.Oshinsky)是一位历史学家,任职纽约大学医学人文系,善于撰写美国历史的不同侧面。在本书中,他回顾了二十世纪人类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历史,以及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男女。

人类长期受到各种严重传染病的困扰:天花、鼠疫、伤寒、霍乱还有流感……和我们想象的不同,脊髓灰质炎一直以来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传染病。原因说出来有点残酷:相较于其他恶性传染病恐怖的哀嚎,脊髓灰质炎只是不绝如缕的背景音,通常被掩盖了。它时常感染儿童,有时也袭击成人,但很多患者在感染后没有留下后遗症;而且,一旦有过轻度感染的经历,未来就很难再次感染。在恶性疾病肆虐之时,每隔几年爆发一次的脊髓灰质炎显得并不起眼。但随着卫生条件的提升,嚎叫声越来越小,背景音却变得吵闹起来。很多传染病袭击卫生条件差的人,脊髓灰质炎却偏好那些幼儿期没经历过病毒感染的儿童。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种疾病成了美国人的梦魇。每隔几年就会经历一次的脊髓灰质炎之夏,公共设施关闭、学校停课,部分小镇因为疫情爆发,地方医院近乎崩溃。结果,少数孩子终身瘫痪,个别孩子因为感染到延髓无法呼吸而去世,病毒则“蛰伏”起来,等待再一次爆发的夏天。

一些疾病总诞生它自己的抗病明星,脊髓灰质炎有着最著名的一位:富兰克林·罗斯福。1921年盛夏,出席了一系列活动后,罗斯福感到疲惫不堪,进而高烧,不久双腿就失去了知觉。起初,罗斯福一家企图隐瞒这一疾病,毕竟对于一名政治新星,“残疾”可能不是一个加分项。但不久罗斯福就转换了自身的定位,重新回到公众生活之中,成了一名抗击疾病的明星。罗斯福后来的政治生涯不需赘述,但他同时是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的创立者之一,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因为疾病,他认识了年轻律师巴塞尔·奥康纳,两人联名成立了一家事务所。和出身政商世家的罗斯福不一样,奥康纳是一位爱尔兰工人的儿子,精力充沛,只等着机会到来大展宏图。事实证明,罗斯福挑选了一位最佳合作者,之后的几十年里,奥康纳运营了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这家基金会几乎“发明”了现代慈善,既吸引着有钱人的善款,也能不断吸收小额捐助。因为募资和公关的能力太好,它甚至曾被人指责过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而不论如何,奥康纳的资金和公关能力支持了一个人的事业,他就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第一个发明人:乔纳斯·索尔克。

索尔克以勤奋著称,一战时期曾经受雇于军队研发流感疫苗。他加入研发时,已经有多个实验室投入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工作,也走了不少弯路。索尔克采取的办法是他熟悉的:用福尔马林对病毒样本灭活,生产出灭活疫苗。即便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种方法也称不上是先进的。当时的微生物学理论和疫苗的制备法都是希望培养出低毒性的病毒毒株,这种毒株进入人体后能让我们产生抵抗力,却不至于发病。索尔克的方法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轻视,其中就有著名的微生物学家阿尔伯特·萨宾等人。但是,凭借着巨额善款和较为简单的制备办法,1954年,索尔克疫苗在全美进行了第一次测试。这次测试在全国以双盲法进行,儿童不知道自己接种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以证实疫苗安全有效。基金会聘请了统计学家组织实验,动用了IBM最先进的机器,第一次使用了FORTRAN编程语言处理统计结果。最终,负责实验的统计学家在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疫苗有效率为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这场发布会继承了基金会擅长的公关风格,从此,尽管学术界的批评不断,索尔克的人生定格在了“人类的恩人”。

如今回头看,这次发布会可能是索尔克人生的顶峰。对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人来说,人生中再没法有发明疫苗同等级的壮举也没什么。但对于索尔克,后面的生活则格外讽刺。这次发布会后,索尔克成了上帝派往人间的天使、美国英雄。然而,疫苗制备不良的危险还存在,有效性问题也没有解决。科学界依然对他的方法不买账(此时显得极为小心眼儿,事后却显得不乏先见之明),嘲讽的音量最大的,是病毒学家阿尔伯特·萨宾。

萨宾是另一位犹太医生,和索尔克一样,靠天才和勤奋在美国医学界闯下一席之地。不同的是,萨宾的学术基础更好,研发疫苗的手法也更符合当时科学界的“期许”。在疫苗研发的竞争中,不同的实验室各尽其能,其中不少也做过利用儿童、犯人实验的事情,抹上了那个时代医学实验常有的伦理黑影。但萨宾不同,这个暴躁的科学家是所有这些学者中对科学和伦理最为较真,也是成就最了不起的一位。1956年,他的活病毒疫苗研制成功。

几个历史事件促成了萨宾疫苗的伟大成功:首先是一场悲剧,公众希望政府能够推进索尔克疫苗的接种,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秉持小政府的理念,希望依靠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担负这一公共卫生事业。结果是,政府先受到了不作为的抨击。紧接着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疫苗污染事件,很多接种疫苗的儿童发病,导致卫生官员下台。同时在大洋彼岸,战后的苏联吹来一阵清新之风。新上台的卫生官员和生物学家希望能一扫李森科时代的阴霾,积极推动科学的进展。结果,萨宾被邀请到苏联投放疫苗。这一次,是苏联的举国体制为后盾,未经双盲实验就大规模地组织了新疫苗的接种,这种疫苗我们更熟悉:小儿麻痹症糖丸。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更安全有效的疫苗。美国国内的舆论也爆发了:“不仅是航天,现在连公共卫生我们都要输给苏联了。”于是不多久,萨宾的疫苗逐步取代了索尔克疫苗,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在采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萨宾没有取代索尔克的是公众名声。可能是因为争论太过激烈,参与研究疫苗的学者都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除了索尔克以外的主要学者几乎都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索尔克继续他的老方法制备灭活疫苗,却再也没有成功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宣布挑战艾滋病,遭到了萨宾无情的嘲讽。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个人类的恩人。美国加州圣迭戈赠送给他一片土地,他建立了索尔克研究所。研究所大楼是建筑大师路易·康的杰作。如果真要设计一座“科学的殿堂”,我猜就是索尔克研究所的样子。故事也需要告一段落,萨宾是那个更不知名的“赢家”。

然而故事再一次逆转,在两位伟大的科学家都已经过世之后,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也差不多消散殆尽了,如今,这个名字更多和战乱、蒙昧和贫穷连在一起。过去几年只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还存在野生脊髓灰质炎;干涉、阻挠疫苗接种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在中国,糖丸接种成就非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爆发的疫情。很快世界卫生组织就可能宣布,人类将彻底战胜这一病毒。此时,一直使用的减毒疫苗反而成了极少见的致病因素。下一阶段,中国将组织2013到2018年消灭脊灰最后阶段战略计划,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可能逐步退出防疫战役。被上一代病毒学家嘲笑的灭活疫苗因为特性,会开始替代减毒疫苗。

二十世纪人类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研发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两次!)。索尔克和萨宾的争论随着两人的作古已经停息,历史回旋前进,让我们享受了两位伟人和几代卫生工作者的庇护。《他们应当行走》这个书名来自《圣经·以赛亚书》,书中除了疫苗发现史,还记录了病人、医护人员、慈善组织、政府在这场战斗中的种种作为。如今,这场战斗可能接近尾声了,我们行走时不必心怀恐惧,是因为行走在众人的光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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