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人的朋友圈能无限大吗？

人的朋友圈能无限大吗？

本周，《金融时报》发表了安贾娜•阿胡贾的文章，探讨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即我们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限制着我们有能力保持的有意义的社交对象人数，使其不超过约150人。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教授提出了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字。邓巴发现，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罗马帝国的军团，到一份普通的圣诞节贺卡寄送名单，人类群体的规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就此提出假说，即我们的社交注意力并不是在150个知心朋友之间平均分配的，而是像洋葱那样分层分布；5个最亲密的联系人位于我们社交圈的最里层，外一层是10个人，再向外的两层分别是35人和100人。

现在，一项针对手机通话的研究试图检验邓巴教授的假说——即我们的感情亲密度是像俄罗斯套娃那样分层分布的——进而帮助理解我们如何给自己的社交关系分层。在芬兰阿尔托大学理工学院(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Science)同事们的合作下，邓巴教授研究了2007年欧洲的手机通话数据集，这其中包含了3500万用户进行的总计60亿次通话。两个人之间通话的频率是反映他们感情亲密度的近似指标。数据中剔除了那些仅做紧急呼叫或仅拨打商务电话的人；只有那些和至少100个人多次往返呼叫的人被包括了进来。

通过梳理通话的人际网络和应用聚类算法，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倾向于将他们的社交圈划分为四至五层。平均而言，社交圈分为四层的个体拥有4个最亲近的知己，往往是亲戚，他们与这些人的通话最为频繁，再向外一层有11人，最外面的两层分别是30人和129人。

对于那些社交圈分为五层的个体来说，每一层分布的朋友人数略有不同：3个最亲密的联系人在最里层，往外的各层依次是7人、18人、43人、和134人。上述分析结果上月出现在了arXiv网站上，科学家们向这个网站上传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学术讨论（有些时候——当然并不总是如此——这是在由同行评议的正式期刊发表的前奏）。

尽管根据这项分析，社交“分层”的概念似乎是站得住脚的，但分析中指出的差异或许意味着，分层的层数对应于不同的社交倾向。从上述研究衍生出的一个观点是，社交圈分为四层的个体也许是内向型人，而社交圈分为五层的个体可能是外向型人。

作者认为，这篇论文有其局限性：它仅仅考察了一年时间内的数据。友谊可以是短暂的，因时因地而变，并反映我们在特定阶段的生活状态。联络的频率并不总是与友情的深浅成正比；长期关系常常不需要密集的看护也能茁壮发展。

但同样可能的是，这项研究捕捉到了友谊的独特快照：2007年的数据集代表了智能手机普及之前的社交格局，早于人们开始习惯性地在移动设备上通过Facebook或其他网站维持友谊。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数据还表现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一致性。它直观地映照出了真实生活：即便搬家或者换工作会导致我们所处的环境随之改变，老相识也会被新朋友所取代。社交分层的具体人员构成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分层本身保持不变。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拥有超过200个的有意义社交关系。这一上限应促使社交网站在一个数字意义上人际关系混杂的时代完善他们的服务。

美国的民主太多还是太少？

当地时间2016年2月20日，图为唐纳德-特朗普发表胜选感言。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竞选者为争夺本党总统侯选人提名，进行了第3轮关键性初选。  东方IC 资料图

近日，《纽约时报》登题为《美国的民主太多还是太少？》一文。作者为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文章探讨，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太多了？这是解释特朗普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今年取得成功的一种方式，就像欧洲的反体制候选人取得成功一样。

《纽约》双周刊刊登过一篇题为《民主政治如果太民主就完了》的文章。在这篇拥有广泛读者的文章中，作者安德鲁·沙利文对特朗普和“左派煽动家桑德斯”都提出了批评，宣称“民意壁垒现在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在选举总统的问题上”。

不过作者认为，在美国——在欧洲也是——问题不在于民主过度，而是在于引发煽动性反应的民主缺失。

在《虚无之治：西方民主的空洞化》一书中，政治学家彼得·梅尔指出了被他称为“群众和精英退出大众选举政治的双重过程”的跨大西洋趋势。党员制平民政党挑选出来的政治家被金主挑选出来并通过广告兜售给选民的政治家所取代。与此同时，社区政党机器的投票率降低导致较低收入和较低文化水平的选民的参与度降低。真正参加投票的美国人中，富人多得不成比例。

文章称，候选人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以竞选公职，这实际上将那些与金主阶级意见不一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排除在外，哪怕他们的意见受到保守派或改革派选民的欢迎。唯一能够打破金主阶级对政治体制的统治的候选人，往往是那些不需要以这种方式筹集资金的人，因为他们要么是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民运偶像，要么是像罗斯·佩罗或迈克尔·布隆伯格这样自掏腰包的亿万富豪，要么就是像阿诺德·施瓦辛格或杰西·文图拉这样的名人。唐纳德·特朗普占了三样中的两样。

兰德公司进行的一项2016年总统大选抽样调查显示，能够最好地预测共和党选民是否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唯一因素不是收入、教育、种族、性别或对穆斯林和非法移民的态度，而是是否认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说法。假如这些选民和其他产生无力感的选民是真的“无力”呢？

文章称，在过去几代人时间里，出于各种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民真正能够通过投票来左右的政策结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尽管遭到保守派立法机构的抵制，但美国最高法院先后将公民权、生育权和同性恋权利宪法化，使它们摆脱了地方或全国的“多数人暴政”。从“罗斯福新政”开始，曾经仅限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保障体系已基本全国化。如今，大约三分之一的政府开支来自联邦拨款，包括医疗补助计划以及教育、交通和社区发展经费。这些拨款通常伴随着附加条件，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变成了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加盟店”，只是偶尔才会出现州政府“造反”的情况，就像很多州在奥巴马医保法案试图扩大医疗补助范围时的行为那样。

另一种阻挠多数人原则的方式是把有关国内安全、隐私、医疗、环境的法规制定工作从国家立法机构转移到非民选机构，比如负责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秘密跨国委员会。其中一些协议还可能使国家面临那些声称受到国内法律或政策伤害的企业或个人投资者的法律诉讼。

文章称，就算你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也会认为，把国家的法规制定权转交给受到企业代表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影响的非民选官员，会牺牲太多的人民主权来换取很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经济收益。

《今日美国报》和萨福克大学对上一个总统选举周期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说他们并未费心去关注政治，因为“（选举）从未做到过任何事情，只是一堆空口承诺”。在剥夺公民权利方面，令人灰心丧气的政府无能可能比要求选民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明更加有效。

在过去白人至上和新教霸权的时代，美国就像《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以“多数人暴政”为特征的“非自由民主”国家。但解决方案并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所谓的开明精英实施的技术官僚治国，这也被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亚沙·蒙克称作“非民主自由”。

文章称，如果想要消除那种引发煽动行为的“选民的无力感”，那么答案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美国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