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梁实秋、李济等文化名家晚年在台湾过得如何

吴十洲

2016-06-06 17: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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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9年前后,一批大陆知识分子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他们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当下台湾文化的塑成都起了重要作用。2016年5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吴十洲先生的新书《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作者在台湾踏访旧址遗迹、搜访逸闻、广参史书,呈现了30位去台文化名家在台湾的生活。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书中部分内容,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于右任:“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于右任故居梅庭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这是一个意外,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史的元老级人物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梁实秋:“但悲不见九州同” 乃此生憾事
1974年4月 30日上午,美国西雅图,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梁夫人。梁夫人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梁夫人似乎已有所预感,叮嘱梁实秋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梁夫人已不治。梁文蔷回忆说,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梁实秋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在梁实秋71岁的时候,夫妇俩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与女儿梁文蔷一起准备定居美国。一场意外突然攫去了夫人的生命。悲伤不已的他,写下了感人的《槐园梦忆》。
台湾远东出版社老板是梁实秋的挚友,以校对该书清样为名,邀请梁实秋到台北散散心。他在台北偶遇比他小28岁的歌星韩菁清,竟然陷入热恋。那些正沉浸于《槐园梦忆》的泪水中的读者得知梁实秋的黄昏之恋,顿时掀起“新闻风暴”。他的学生们甚至组织“护师团”,坚决反对老师的这一婚恋。然而,梁实秋和韩菁清的忘年之恋,着实经受了13个春秋。
1986年,梁文蔷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梁实秋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小女儿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梁文蔷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
那一次离家,女儿充满了不祥之感。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梁实秋窒息了,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他真的死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延续到他的心跳停止,他留下的最后绝笔是:“我还需更多的氧。”谁能想到他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呼喊。
梁实秋,据说这张照片为他最为喜欢
晚年的梁实秋曾说过他此生的遗事,其中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他死前也有同感。他留下遗嘱,要“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想是要望乡的。夫人韩菁清将墓址选在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他的墓是“墓而不坟”,没有了隆起的坟茔。然而,据知情人说,梁的遗骨现在已不在台湾了,被迁至美国西雅图。那里安葬着梁实秋的结发之妻程季淑。他的小女儿梁文蔷把这里的“槐园”墓地改建成了一座父母的合葬冢。
朱家骅:复兴了“中央研究院”却突遭横祸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朱家骅名列第20名。1949年12月7日,开完会后朱家骅从成都专机飞往台北,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上空,遭遇寒流,飞机两翼结了厚冰,下坠700尺,不能继续往前飞了,只好返回成都。翌日再飞,从此迁台。9日,朱家骅前往“总统府”与“行政院”开始在台北介寿馆办公。
李宗仁对此评价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
1950年3月14日,朱家骅卸任行政院副院长,4月他又卸任中国童子军总会理事长。5月,特派中央银行理事;6月,任总统府资政,已属散官之列。他专力筹画集合私人力量,创办一个较高水准的刊物,宣导学术研究,并为台湾学人的发表园地,作了《大陆杂志》的创办人。
其实,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他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
中研院家骅楼
朱家骅为中研院到处奔波,担负起筹措经费、找寻院址、购地建屋、规划学科、创办刊物等起死回生的重任。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1954年在台北南港中研院重建成功,后来又陆续重建植物、化学、动物三研究所,还在1955年2月亲自增设近代史、民族学两研究所。
1957年4月2日,他在台主持第二届院士会议,第二日主持第三届评议会首次会议,中研院在台逐渐复兴。此后不到半年,8月20日说是因病递交辞呈,10月辞去中研院长,1958年1月11日移交院务于美国归来的胡适。
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事情的原委则任人编排。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介石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由此把他这一做法看成是对自己的叛逆,于是怀恨在心。
有一份资料看上去似乎是可信的。据史语所老人石璋如回忆: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将官场上的把戏玩得炉火纯情的蒋介石就这样把事给办了,人不知鬼不觉,朱家骅成为了这一出“政治酬庸”闹剧的牺牲品。
1962年2月24日下午,朱家骅最后一次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是年七十寿辰设立了“朱家骅先生奖学金”。“中研院”曾经是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在他的擎划下初具规模,对台湾后续经济颇有助益。为此毕生劳心瘁力。
他晚景凄寂,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他出无车,食无鱼。他一向清廉不蓄财,再次吐血病倒时,窘困的竟连住院动手术的钱也一时无措,最后多半由友好旧属捐赠才得过关。1963年1月3日,在台北心脏病寿终寓邸,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
李济:去台后成了落寞的“学阀”
抗战胜利,李济全家搬回南京,刚落脚不久,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留大陆还是去台湾,这对李济那一辈读书人确是很难过的一关。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奉命由南京迁至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等机构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指派李济协助庄尚严押运。
抗战流亡近十年,李济随着大批珍贵文物四处迁徙,当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看得出他确实想过安稳日子,安静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到台湾去,对于他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有一件事,大概对李济也是一个触动。李家跟傅斯年家住对门,傅斯年常来与李济聊天,那是1948年9月之后,济南刚解放,傅斯年是山东人,他当时听到了一个传闻,不知是山东来的人说的还是报纸上登载的,说看到一批读书人在扫大街,其中有王献唐,王当时是山东图书馆馆长,是李济和傅斯年先生共同的老朋友。他去扫大街,大概是共产党进城后组织的义务劳动,也可能是知识分子自发的一种行动,表示自己脱去长衫向劳动人民靠拢。可傅斯年和李济谈起这件事,忧心忡忡,感觉如果不去台湾,将来恐怕也会是同样的命运。
李济
1948年底,他全家迁至台湾,李济的儿子李光谟那年22岁,说是“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留在大陆。上海解放之后,台湾和上海就无法直接通信了,儿子后来定居北京娶妻生子,父母都不知道。过了几年通上消息后,李济通过香港的朋友给儿子辗转寄来了信,还托香港的朋友给孩子寄来了油、糖等日常物品。“文革”开始后,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
1973年前后,赵元任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李光谟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他照相,说是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李济。隔了一周李光谟见到赵元任,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他女儿带给了李济夫妇,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儿子在“文革”当中死了。
后来李光谟去了台湾,见到曾在家服务多年的一位老男工。听他说,蒋介石曾经让李济在胡适出国时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李济拒绝了。蒋介石约李济面谈,谈过之后,李济答应作代理院长。谈话回来那天,男工问李济:“‘总统’跟你谈什么了?”李济只简单说了一句:“没说什么,训了我一通。”原来,“中研院”搬到台湾后,归朱家骅主管,朱家骅当了多年的教育部长,搞得“中研院”官场气息愈发浓重,李济不习惯,因此不愿去那里做院长。
李济与妻子是从小订的娃娃亲,李夫人是小脚。李济在清华读书快毕业时,父亲派人回老家,把妻子接到北京与李济完婚。妻子在湖北老家上过学,也算知书达理,给李济写的信,写得还挺好的,文理通顺,字迹隽秀。她当时希望婚后能继续念书,可是妻子刚到北京,婆婆就病了,她在病榻前侍奉,直到给婆婆送终。读书的事也就搁浅了。后来娘家人说,我们陈小姐是被你们李家“骗”到北京当媳妇的。
早年,徐志摩就曾在一封信中说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他后来在台湾学界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李敖曾说:“李济31岁起就做学阀,84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此说并非空穴来风,李敖又补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也很恰合。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这边人们的阅读视野中。直至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李济文集》,收集了李济学术论著近400万字。
就如同台湾大学原设“考古人类学系”陷于无古可考的境地,因人设系的局面必定难以为继,最终干脆径直呼作“人类学系”。得不到最新考古实践与资料的李济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从专业讲,去到台湾的李济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当时也很缺少大陆的考古资料。他后来通过从日本买来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图片继续作研究,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写出来的。
在他早期的考古论文中,论述的重点多侧重于古代艺术,说“安阳出土的作品,不得代表成熟的艺术,并且证明在它们背后,还有一长段的历史。”这话说得当然没错,但是却未能注重出土器的历史价值。再者,他在《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提出,“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業,矛、空头锛等”的观点,这与事实显然不符。
另外,他的小屯10座随葬青铜礼器墓的分类统计,仅注重了觚形器与爵形器的组合关系,称之为“严格匹配率”,则忽视了鼎与其他礼器的组合关系,譬如:随葬青铜礼器最多的M188(8件)、M232(10件)、M238(14件)、M331(21件)、M333(10件)及M338(11件),除M238以外,都有鼎随葬。这十分值得研究,而在李济的文章中未予关注。在后来发表的《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1976年)中,礼器组合的问题也没有论及。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觚形器与爵形器的组合应在二里冈下层时期,即早商,二里冈上层时期应已存在用鼎的组合关系,即用鼎制度。再就是,玉器也没有放在李济统计的礼器组合中加以论述。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
究其原因,建国前的考古发掘仅在安阳进行,发掘成果只有8个报告,可资研究的仅前7次,材料亦不完整。其他发掘多伴随于大规模的盗掘之后,1931年,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古迹研究会曾在河南浚县进行发掘,前后计4次,历时6个多月,清理残墓88座。其中经古人盗掘的约占三分之二,经今人盗掘的约占三分之一,多数墓葬已不见本来面貌,故对于研究古制只有较少的价值。
建国以后,科学考古发掘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成绩之宏巨,出土文物之丰富,已有诸多专门研究,在此勿庸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至此有了古史研究与考古学的真正结合,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给予认知礼器制度以有力的支援。
苏秉琦之《洛阳中州路(西二段)•结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的论文指出,这里的殷文化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有着鲜明的联系,代表了殷文化遗存的晚期阶段。论文将这一文化遗存中的10个西周墓按它们的规模大小分为3型4类。苏秉琦还指出,大型墓与中型墓的差别主要是随葬品中用铜器(鼎、簋、盉、盘)代替了部分陶器(鬲、簋)。这样就使青铜礼器在随葬品中的等级突出出来,而且依据的考古学资料很具代表性。
1977年,81岁的李济完成了毕生最后一本学术专著《Anyang》 (安阳),那时他还在美国,书是用英文口述写的,由华盛顿大学出版。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册书也没有一本是珍本、善本。这是他立下的规矩:做考古的人自己不得收藏古董。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去台文人,于右任,梁实秋,李济,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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