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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无论高尚凶狠还是对游戏的喜欢,都能揭示城市的伟大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
2016-06-01 18: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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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个城市的社会现实、文化会反映到孩子们的身上,尤其是街头的孩子。城市的街道好像一直是属于他们的,大人们却只会行色匆匆的快速走过。那些孩童的游戏,口中唱出的歌谣……

提到伦敦,我们即刻想到了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那是19世纪英国社会的残酷现实。除此之外呢?最近出版的《伦敦传》,有着这座城市长达2055年的历史,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有关男孩女孩的部分。

1930年,伦敦街头,孩子们在玩板球。
伦敦孩子们的历史有众多材料可供人们深思。无论是他们的高尚,或是凶狠,或是对游戏发自内心的喜欢,都能揭示这座城市的伟大力量。最早的物件稀少而令人费解:有小皮鞋和拖鞋的碎片,还有青铜玩具和骨哨。孩子从游戏或者玩耍中得到了极大的欢乐,古今皆是如此。罗马时期小孩子的墓碑仍然矗立,其中一处是为了纪念叫作“阿尼西姆”的孩子,他是一个“好帮手”,一个“真正的好孩子”;另外一块墓碑则是献给“善良的德克西乌斯,戴奥提摩斯之子”。孩子的夭折贯穿伦敦历史的始终。在许多方面,年轻都无法在城市之内长存。

在家禽街的地下深处,人们找到了一尊婴儿的小雕塑,代表了婴儿的神光和圣洁。有记载报告说,某些孩子是先知以及预言家,比如,一个伦敦的孩子“蒙神的恩宠,获得了老师没有教给他的知识”。我们还读到,一个男孩和“另外两个来自教会学校的男孩”被“赋予使命”去守卫威斯敏斯特教堂。还有记载说,在12世纪早期,有一些孩子提着装了沙子和碎石的篮子,到史密斯菲尔德帮助华西亚修建圣巴塞罗缪大教堂。

孩子们与伦敦宗教圣地的庇护,甚至和建造宗教圣地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城市从孩子们的身上获得活力与纯真,这与建立庙宇和桥梁时在地基上杀死小孩祭祀并没有多大不同。一般来说,孩子总是民间仪式或者宗教仪式的中心。有人写道,“在圣尼古拉斯日、圣凯瑟琳日、圣克莱芒日和圣婴日的时候,人们习惯让孩子穿上黑缎袍、白罩衣,伪装成主教和神父的样子,有人唱歌跳舞带领着他们,挨家挨户地给人祝福”。直到16世纪,也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前,“一个穿成教皇模样的孩子走遍了伦敦的大多数地方,唱着某种古腔古调的歌”。在1516年的伦敦市长大巡游中,队伍里还有“十六个裸体的男孩”。对于这座城市,对于康希尔街和切普赛德街的行会游行来说,孩子都是必不可缺的。我们同样可以注意到,人们对孩子有某种古怪却顽固的迷信。在共和政体时期,“人们总是专心致志地聆听孩子的预言”。占星学家雇佣孩子当“占卜者”或是“预见者”。有一本关于巫术的书认为,“当鬼魂出现时,只有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或者真正的处女可以看得见”。在一个已经堕落或正走向堕落的城市里,纯洁这一概念力量惊人。

孩子们作为法律和商业个体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在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写给伦敦人民的宪章里,三条规则中的第二条是,“我有令,在父亲去世以后,孩子将成为继承者”,长子继承制由此形成。一套异常复杂的监护人制度也同时制定,以防止父母过世的孩子被诱骗从而失去继承权。伦敦孩子的商业价值可见于一首古老民谣的字里行间,故事讲述一对夫妇“送儿前往好伦敦,做个学徒好当差”。目前现存的,关于伦敦年轻学徒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1265年。孩子们所干的另外一项行当是乞讨,可是他们自己也常因金钱被抢劫、绑架和谋杀。一个叫作塞尔斯伯里的爱丽丝的女人被判戴枷,“因为她绑架了杂货商约翰·奥克希科的女儿玛格丽特。她把玛格丽特带走,扒光了她的衣服,以免被她的家人认出来,这样就能让玛格丽特晚上和自己一起去乞讨赚钱”。这种拐孩子的事情在伦敦的街头时有发生,一直延续到19世纪,被称为“拐孩子”。富裕人家的孩子尤其容易成为猎物,因为他们容易被诱骗,而且孩子的衣服和身上的珠宝还能卖掉,有许多孩子当场就被杀死,因为罪犯担心他们哭喊出声或是今后会指认罪犯。对孩子来说,伦敦真是危机四伏。

威廉·菲茨-斯蒂芬想要强调伦敦年轻人的精力和活泼,强调他们多么喜欢斗鸡和“著名的足球游戏”,踢的球是吹胀了的猪膀胱。在夏天的宗教节日里,孩子们玩着跳蛙、摔跤的游戏,还投掷标枪比赛远近。冬天里,他们尽情地掷雪球和溜冰,可是,他们用的是动物长长的胫骨,而不是20世纪末的溜冰板。菲茨-斯蒂芬煞费苦心地强调这些游戏里包含的竞争和对抗元素,对伦敦的英勇精神做了补充表述,正是这种精神让伦敦有别于其他城市。“市民们不谙世事的儿子们成群结队地冲出门,然后开始模拟战斗,练习军事对抗。”年轻的孩子们会经常得到弓和箭,以便用来练习自己的技能,因为,也许有一天他们会被要求去保卫自己的城市。他们已经是“伦敦人”,有很强烈的城市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样地,学校还教他们怎么与别人辩论,进行语言上的对抗。“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还会通过诗歌进行较量,针对语法的原则,或针对完成时和将来时的规则展开讨论。”在很有名气的公共场所,比如史密斯菲尔德的圣巴塞洛缪大教堂的教堂院落,孩子们会爬上搭建起来的舞台,进行长篇大论或者背诵比赛。这里是伦敦戏剧的发源地之一,不过,就像菲茨-斯蒂芬说的,壮观的演出以及精彩的故事中也融入了对抗和挑衅等元素。在这个方面,伦敦的孩子们忠实地反映了伦敦的形象。

一位14世纪的主教曾经对在书的边缘乱写乱画的“鲁莽青年们”大加谴责,与此同时,罗伯特·布雷布劳克在1385年11月9日的《教会逐出信》里抱怨说:“这些男孩儿们的傲慢无礼和无所事事会让他们毫无用处;他们被邪恶的思想驱使着,忙于做坏事,而不是好事。”“他们对着白嘴鸦、鸽子和其他栖息在教堂的墙上和柱子上的鸟儿投石头、射箭,扔其他东西。而且,他们还在教堂里里外外打球,玩其他各种破坏性的游戏,有时候会打碎,或者严重毁坏教堂的玻璃窗和石雕像。”

一个在烘焙店工作的男孩挎着一揽子面包走在斯特兰德大街上。当他经过索尔兹伯里主教的宫殿时,主教的一个仆人偷了一块面包。这个男孩大喊了一声,接着就聚集过来一群孩子、学徒,还有其他的市民,事情几乎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换句话说,孩子们让这个动荡的城市更加动荡不安。14世纪的行政人员报告中记载了一些关于孩子的故事:“一个男孩爬上檐槽去捡球;一群男孩坐在一堆木头上玩,有个孩子掉下来,摔断了腿;一个男学生吃过晚饭后,通过伦敦桥返回。可是,他偏要爬到桥的外侧,一只手抓住桥一侧的支架,然后就掉到水里淹死了。”这些孩子们还玩“蒙眼捉迷藏”的游戏,现在被叫作捉迷藏。还有一种游戏叫作“玩榛子”,也就是现在的“康克戏”。

伦敦学生的手册间接地展现了这座中世纪城市里童年生活的精华。规则手册里包含一些禁令,比如:“不可以跑,不可以跳,不可以讲话或者玩耍,不可以拿着棍子、石头或者弓,不可以戏弄路人;当别人阅读或者唱歌唱得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学生不可以大笑或者偷笑。”同时,有一些由学生创作的,关于老师的打油诗保存下来。比如:

老师变成兔子才称我心……

他死了我照样满脸笑盈盈。

在一座人人都渴望别人注意的城市里,孩子们也会大叫大嚷。不过,他们好像深受吸引,去探索伦敦的禁区,好像在公然挑衅其威慑。这就是伦敦孩子天性中一直很鲜明的精神:冒冒失失,无法无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孩子们会玩一个叫作“最后的跨越”的游戏,就是说,他们特意横穿马路,哪怕随时会被车撞倒。年轻人以这样的方式来直面伦敦,击败伦敦。

15世纪80年代,当托马斯·莫尔从他位于牛奶街的家步行到位于针线街的圣安东尼学校时,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比如,他会路过切普赛德街的斯坦达德,这个地方被用来执行公开的、血腥的死刑,连孩子都不得不来观看犯人的横死;他路过座座教堂,看到许多圣人的画像、鱼贩和屠户的摊子;他没准儿会看到乞丐,有些年纪和自己相仿,还会看到很多妓女和小偷,二流子在市场里晃悠。他像大人们一样,穿着紧身上衣和紧身裤,因为在人们看来,孩子与大人们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年纪小了一些。在学校里,托马斯·莫尔曾学习音乐和语法,还有实用的谚语,比如:“善行应得善报……众人拾柴火焰高……欲速则不达。”他也接受过辩论的训练,曾经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在圣巴塞洛缪的教堂院落里比赛练习自己的雄辩技巧。不过,重点在于,他接受这些训练仅仅是为了日后在伦敦的司法管理部门任职。毋庸置疑,他所受的主要是公民教育,要他尊重秩序与和谐。日后他在任期间,花了很多时间致力于介绍他从小就在街头巷尾学到的这秩序与和谐。不过,街头生涯也让他像所有其他孩子一样,变得更为强硬。他的作品里到处是街头常听到的俚语和俗话;他个性里的强硬和夸张,还有他的聪慧和桀骜,都源于自己具有伦敦特色的童年。

因此,伦敦的孩子们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如果出身贫穷,这些孩子就会被送去做苦工,跟大人们一样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如果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孩子们就会被更富裕的家庭或更有名望的人看成是自己人。比如,年轻时候的托马斯·莫尔就得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赞助。孩子们必须工作,不然就会被惩罚。感化院的记录显示:这里将近一半的孩子是因为在大街上流浪而被抓进来。在感化院里,他们和流氓、乞丐、妓女和小偷挤在一起,接受惩罚。其惩罚之严酷可见于两个伦敦人的评论文章,他们分别是15世纪晚期的威廉·卡克斯顿和16世纪早期的罗杰·阿谢姆。卡克斯顿在他的文章里抱怨说:“我曾见小儿生于本城(伦敦)中,兢兢于敛财致富,较之其父老,相去远矣。”阿谢姆评论说:“忘记纯真,抛下廉耻,年轻傲慢。”随着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样憎恶的话语可以看作老人对年轻人永远抱有的仇恨和不满。不过,有趣的是,此时适逢伦敦不断扩张的时期。1510年到1580年间,伦敦人口从五万人增加到十二万人,城市一直动荡不安、骚动不稳、冲劲十足。所以,年轻孩子们以最明显的、让老年市民忧心忡忡的方式代表了这种精神。

城里一些无法无天的年轻学徒就是此方面鲜明的例子。于是,市政当局拟定了严格而有系统的劳务和纪律条例。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破坏商业的和谐。学徒们受这些条例的约束,“必须遵守条例规定。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为我的师傅老实服务七年,我就必须竭尽全力完成这一承诺,帮我的师傅从方方面面赚到钱。我赞美这座让王子也能变成手艺人的城市”。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出身贵族的人,也可以成为某个行业的学徒。人们有强大的商业本能。学徒不能在大街上集聚,不可以到酒馆喝酒,也不可以穿很引人注目的衣服。除此之外,他们只允许留“小平头”。与此类似,孩子们依然依照传统,跪在父亲面前,接受他的祝福,然后才能开始做当天的事情。他们往往在一张单独的、小一点的桌子上吃饭,而且是在大人开动以后才能用餐;吃饭的时候,父母还可能会询问今天做了什么,或者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或者让他背一首诗或一句谚语。不听管教的孩子常常会挨鞭打,而且鞭子上沾了“白桦树汁”。这种树汁,“如果你抹上两三次,会对伤口愈合有奇效”。

孩子们唱的歌,发出的呼喊和哭叫声都是这座城市中声音的一部分。“回家,回家,市场收摊了”这样的歌一定能和“哦,圣诞夜,我翻翻烤肉叉”以及“圣马太、圣马克、圣路加和圣约翰,保佑我的床吧”等古歌分庭抗礼。1687年,约翰·奥布里写道:“小孩子们有一个习惯,会在下雨天唱歌,或者是为了把雨赶走。因此,他们就一起开口唱这样的歌:‘雨儿,雨儿,快走吧,星期六时再来吧。’”有很多歌曲和旋律都明确地以伦敦为背景;不过这也许没什么可怪的,毕竟在英国,后来甚至在整个世界上,伦敦都有最庞大的儿童人群。儿童事务专家艾奥那·奥佩和彼得·奥佩证明道,大部分的歌曲都可以追溯到1600年。当然,这些歌谱的源头都是当时伦敦的印书商和出版商们,其中一位更被人们戏称为“劲头十足的B先生,家住鞋巷”。

不过,这些歌曲具有更重要的城市特征。它们都源自伦敦街头的叫喊和歌谣;它们的背景是口头俚语。有一些歌间接指向战争或者政治事件,而另外一些涉及城里的新闻,比如泰晤士河上的“冰展”,或者1633年“伦敦城里一座桥”被烧毁。剩下的歌曲源自伦敦的剧院,比如《快乐的磨坊工》以及《我是小小男孩,我帮妈妈洗碗》。《杰克盖的那座房》这首歌得名于伦敦的一部哑剧。事实上,那时候的伦敦有许多哑剧和滑稽表演,比如《老妈妈哈伯德和她的狗》、《丑角和小汤姆·塔克》以及众多其他的剧目,其数目之多,让我们不妨说,伦敦人自己已经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了。

位于主祷文巷的鞋巷以及其他地方的印书商出版了一系列故事书和歌本,以其出色的商业头脑再次俘获了年轻的读者,他们的故事里也满满的都是发生在伦敦的场景。比如,“O是一个卖牡蛎的女孩,我们走街串巷”出自一本编于18世纪的拼写字典,而这只是描写伦敦贸易和生意人的众多诗文或歌曲中最普通的一首。流传下来的儿歌还有一些是关于伊思灵顿的挤奶女工和切普赛德街的无赖,还有裁缝、烘焙师和烛台制造工人。有一些歌曲的开头是这样的:“我正走在伦敦桥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暗喻,形容一个人正春风得意。当然,最古老、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是那首神秘的歌曲:

伦敦桥要塌下来,

塌下来,塌下来,

伦敦桥要塌下来,

我美丽的淑女。

这首十二行的诗文描绘了一座不断被摧毁和重建的桥,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意象:“木头和黏土会被冲走……砖块和灰浆也留不下……铁和钢会压弯头……银和金会被偷走。”为什么这些奇怪的感想会出自伦敦孩子之口呢?恐怕与那种古老的信仰有关吧?只有把一个小孩献祭给河神,才能安抚它,保住那条违背天意、横跨河上的伦敦桥。艾奥那·奥佩和彼得·奥佩暗示说,“这首歌是为数不多的,或许是唯一一首揭示古代曾有那个黑暗而可怕习俗的歌曲”;他们接下来还描述了献祭孩子与架建桥梁之间的联系。所以,唱歌的孩子这一意象其实是暗指在伦敦城内孩子所面临的可怕命运,或许还暗示着伦敦只能靠献祭孩子来保全自己。

在另外一首名为《橘子和柠檬》的伟大歌曲里也不乏对杀戮的描述。在这首歌里,伦敦古老教堂里的祈祷随着以下诗文才算进入高潮:

这一根蜡烛,照你躺下来;

这一把斧头,砍下你脑袋。

同样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一个谜。有人认为这首诗暗指的是: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人正走向断头台,伦敦的钟声则伴随着他的脚步。某种程度上,这首歌还纪念了亨利八世血腥的婚史。不过,这首歌之神秘力量在于,歌中如巫术般对各大圣地做了祈祷,那些地名听起来就像咒语,比如“在怀特查佩尔摇响你的钟……在奥德门摇响你的钟”,歌中还提到了圣凯瑟琳、圣克莱芒、老贝利街、弗利特沟、斯特普尼和圣保罗。一座神圣且喧嚣的城市就这样被唤醒。可以这么说,那时候,伦敦孩子们的脑海中总离不了死亡之事,就像这首歌里面唱道的:

“行行好,请告诉我时间,因为我自己的表坏了。”

“哦,绞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是时候重上绞刑架了。”

在模仿口头歌谣的一首书面歌谣中,“绞刑”变成了“亲吻”,当然了,绞索本来就有个外号叫“亲吻”或者“骗子”。

歌曲和谜语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洞察力,好让他们学会如何在困境里生存下去。正因为如此,伦敦的年轻人身上总有尖锐和鲁莽的气质。有一次,温斯顿·丘吉尔在唐宁街上遇到一个吹口哨的男孩并请他不要再吹了,可是那孩子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吹?你把耳朵捂起来不就得了?”就像狄更斯、梅休,一直到爱奥那·奥佩和彼得·奥佩一样,奥布里和斯威夫特也收集了很多伦敦街头孩子的俏皮话和妙语。狄更斯笔下的“藏猫猫能手”可能也只不过以任一个有“街头智慧”的伦敦孩子为蓝本,稍作夸张描写而已,这些古怪的小恶魔,似乎以他/她小小的身体,继承了伦敦一切公正和平等的精神。

《呼声》这部电影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讲述了一个男孩如何靠自己机智的观察打败了一个犯罪团伙。有人问他:“那么你一定就是那个能在伦敦街头预见未来的男孩吧?”这问题本应该出现在中世纪早期的伦敦。在这个电影的高潮部分,犯罪分子被一群孩子追逐着,穿过闪电战期间遭纳粹轰炸的地方和建筑废墟。这也是伦敦城儿童生活的永恒场景之一。有很多照片,还有很多记录表明伦敦的孩子如何面对劫难。布狄卡发动进攻时,以及伦敦大火肆虐时,孩子们曾被送往安全的去处,不过,孩子们爬过废墟的场景却更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撒克逊的孩子在罗马时代伦敦的废墟上玩耍,还是20世纪的孩子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空袭遗址上跳跃,这些都代表着永恒的再生和不可战胜的活力,这正是伦敦这座城市的特点,就像下面的文字描述的一样:

男孩女孩,快出来玩,

亮如白昼,月如银盘。

别忙吃饭,别忙睡觉,

快些加入,街头伙伴。

《撒迦利亚书》第八章进一步描述了街头满是孩子在玩耍的神秘场面:“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孩子们会聚集在特定的地方玩耍,比如埃克斯茅斯市场、商贸路、象堡路口的南面和西面,以及格斯韦尔路沿路。当然,还有很多散布在伦敦各个地方的小公园和游乐场。有一些特定的地方看似很吸引孩子在此玩耍,似乎有了孩子会让这些地方变得柔和,让这里更宜居。比如,孩子们总是会聚集在奥德门水泵的东面。

1931年,诺曼·道格拉斯出版了一本名为《伦敦街头游戏》的学术书籍。也许是因为感到世界正在经历转变,他才希望通过这本书保留一些记忆。这本书生动地记录了伦敦孩子的创造和活力,而且隐约地展示出伦敦街道如何让他们有地方玩耍,如何庇护了他们。书里面记载了女孩子玩的游戏,比如“妈妈,我漂在水里”,或者“转动妈妈的烘干机”,还有名为“尼布甲尼撒”和“月亮之上”的跳绳游戏。她们的声音应和着轻敲地面的脚步声:

查理·卓别林,温柔又和善,

别家孩子的六便士,偷到手里面

孩子哭翻天,

查理·卓别林说了再见。

这座城市自身的结构就为玩耍提供了许多机会:水沟里可以滚弹球,铺路石用粉笔做了标记,可以玩跳圈游戏。孩子们还利用了墙壁,将“香烟纸卡片”贴在墙上,让“最靠近墙的卡片赢”或者“最靠近且翻过来的卡片赢”。有人评论道,这些游戏“让男孩子的手变得非常敏捷,所以,如果他们以后从事像制作手表这样的行业,这个本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那时候还有一些“接触”游戏,其中一个叫作“伦敦”。在当时的伦敦街道上,特别是郊区,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游戏,叫作“追随我的领袖”。这种游戏包括:惊险地横穿马路,沿铁路线走路,或者猛敲临街民宅的大门。还有一种晚上玩的游戏,叫作“尼克午夜”或者“亮起你的灯”。就像一个顽皮男孩说的:“你一定要晚上玩,因为白天玩火把没什么意思。”孩子们之所以可以在夜晚的街道上玩游戏,是因为“当没有人旁观时,游戏才最好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旧隧道、荒废的铁路、破败的公园和小墓地会成为玩游戏的好去处。似乎孩子们就要躲在伦敦的视线之外。当他们预先藏好身,这些吵吵嚷嚷的孩子就可以嘲讽路过的大人,或者朝他们扔东西,或者大声辱骂,比如“我要把你的牙齿敲掉”!城市的空气中因此常常萦绕着与生俱来的残暴和凶猛。

《伦敦传》,【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 翁海贞 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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