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田园：都市为何离不开农村

说到“城市”，人们眼前所浮现的大抵是高楼连绵的景象，现代城市里偶尔有的绿地，通常也都是特意设置的公园或绿化隔离带，像上海后滩公园那样虽以“田园风光”和“湿地”为基调，但显然，游人们都不难看出那其实是人为精心设计的园林景观。然而，就在并不久远的年代里，城市里的田园其实是极为常见的景象。

不像城市的城市

1909年，法国汉学家谢阁兰第一次到访中国，从上海市中心前往7公里外的徐家汇，他所描述的沿途风光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舒适的电车快速地穿过一片平坦、黄澄澄、极其富饶的田野。”（《谢阁兰中国书简》）但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感，事实上，“即使在1941年，仍旧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城市的棚户区里，农田也很常见——闸北的棚户区居民回忆，1930年代“这里除了几间草棚外，周围都是江阴人种的菜田和坟窟，晚上出门伸手不见五指，和乡下没什么区别的”，那里甚至还有荒地、水田和桃园。至于城郊，田园乡村的景象就更寻常了，如今从上海市中心到闵行一路都是连绵的高楼，但1950年代一位苏联专家的印象却是，“当我们驱车从市中心出发，经过城郊，房舍变得越来越小，到最后全都是无边无际、荒凉简陋的单层茅草房。农田菜地越来越多，不时有树林出现。看起来撂荒的土地不止一块。”（Mikhail Klochko《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

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别处就更可想见了。1863年春到访北京的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记载，拥有200万人的北京是世上与伦敦、江户并列的三大城市之一，不过，“从城墙上眺望，北京城四处绿树如茵，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这并不算是夸张，晚清时的西方人对北京的记述大抵如此，如Julie Bredon说：“在我们的右侧就是属于中国人的城市。夏天，当家家户户院落中的树木枝繁叶茂的时候，整座城市会变得像一座大花园。天坛的蓝色穹窿矗立在绿叶的烘托中，犹如一朵优雅的石花。”1895年法国人马塞尔·莫尼埃宣称北京“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荒园或野地，或者说更像是森林”。在北京城内闲置的土地上，很多地方都种了庄稼。老北京都还记得，如绦儿胡同后边就有（定宜庄《老北京的口述历史》），至于城郊万寿山、圆明园一带那更是“一路青秧接壤，约千余亩”。

当时的北京不像现在这样有“国际大都市”气息，瑞典汉学家喜仁龙（Osvald Siren）1924年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将它描绘成一个大村庄：“右安门和左安门大可称为北京的‘村门’，因为它们所在地区，很少乃至没有城市景象，此二门的动人之处，主要不在于它们的建筑特色，而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到右安门中间“须经过一片有如老式村庄的城区，还要穿过燕麦地和高粱地”，而左安门则“北接开阔田野。田野上一部分种着粮食和蔬菜，一部分长满了芦苇。这里除了远远可以望见的城墙外，简直没有什么城市迹象。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呢。”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也是充满宁静田园气息的，他在《想北平》一文中写道：“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这也并非到清代如此，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北京什刹海、积水潭在明代甚至是湖水稻田，到清代才逐渐变为遍布荷花的水面。

至于近代的南京，由于再三经历战乱，城内的农田与荒芜景象更为明显。谢阁兰1909年对它的印象是：“南京：到了城墙围着的城市：城墙周长38公里，墙上筑有雉堞，一个大大的城门；城内，田野、稻田、农场、沙丘、堡垒、道路，应有尽有，除了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南京当时在这位法国学者的眼里，就只不像一个城市，别的都有。这在当时许多人的观感中可以得到证实，几年后到访的芮恩施记载：“城区广大的、朴素的南京，一部分地方已经还原成农村，沿着路旁广阔的田野，几英里都是农舍。”1912年来华的日本人中野孤山眼中的南京几乎只剩一小片城区：“如今的南京市街占据着城内西南的一角，此外的其他地方都已残破荒废，尽归田圃。”（《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7年到南京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注意到，南京明朝宫阙遗址周围的满城，“现在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的田地”。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看到的景象也是诗意中带着荒芜：“余晖充溢的城中，在夹杂着西式建筑的民居后面，可以看到麦田、蚕豆田，还有浮着鹅的水塘。……向领路的中国人一问，回答说南京城内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中国游记》）到1930年代，已成为首都并经历了建设热潮的南京城，时人记述仍然“农田比其住宅和商业区多”。直至1958年，南京现在堪称市中心的鸡鸣寺附近，仍然是“一个几乎是一派农村景色的社区”（《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这固然是因为太平天国等历次战争的破坏，不过早在太平天国将它定为“天京”的盛时，城内景象也未必繁华，法国人Callery et Yvan在《太平天国初期纪事》记载1853年的南京，“城内面积至少比巴黎大三倍，但是在荒芜的街道当中，有着大块的耕地”。

在成都，晚清时的外国游人常评价其满城风景宜人，“满城是这个城市中最美的地方之一，自然生长的花园和大片的树林犹如远郊村落”（《满与汉》）。本身是成都人的当代学者曾说“成都城还保留不少乡村的风味，直至清末在城内还可见到田园景色，这在其他城市却不多见”，前半句是对的，但后半句就未必了。清末即便是繁华的武汉三镇，除最市井的汉口之外，武昌、汉阳“湖与野鸟”都是随处可见的，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在武昌城中散步时甚至“在城市的中心抓住了一对野鸡”，让他吃了一惊。甚至在建筑密度最高、城市化程度可能也是当时中国城市最高之列的汉口（1912年调查农业人口不到1%），在其1877年的城市地图上，城市建成区里也有许多小菜园像绿洲一样点缀其间，且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靠饲养家畜和捕鱼维生”（见罗威廉对汉口的论著）。

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城市中极为普遍，可以说直至两代人之前，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可以在城内看到田园景象。最令人惊诧的或许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居民不仅会在城里种稻种菜，甚至居然还会养猪养鸡。1930年代就曾有人说过，“从广义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使在拥有90万人口的广州这样繁华的城市里，每一家都在养鸡。”（《中国文化论集》）学者龙榆生的子女回忆1940年代在南京的生活时说，当时“全家十几口人住在南京汉口路中央大学的教授小楼里，院子很大，除几棵果树和几丛竹子外，都用来种各种蔬菜。小楼的地下室，喂养了几头猪，还有十多只鸡和鹅”——现在谁能想象在南京大学（或任何一个国内大学）的教师宿舍或院子里养猪养鸡！但当时这却并不只是广州和南京如此，19世纪末期即便是上海的繁华街道上也常见到牛羊猪等牲畜。诗人北岛曾回忆，他小时候住在北京后海附近，“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城门开》）

正因此，曾在中国居住了四十二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在《中国乡村社会》中说：“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的大乡村。”1930年代有人到苏北的邳县县城，发现“如同走入乡村一样，人民都在耕作”（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这不仅体现在城内的田园、耕地、村庄，以及人们饲养的家禽家畜，在经济结构上也是如此。以近代山东为例，州县城内的许多居民并不以工商业为生，而仍然有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济宁这样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1910年仍有多达六分之一的城内居民是有耕地的农民。这在像石家庄这样农村城市化的典型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城市里“理所当然”都是高楼而无农田、市民也完全脱离农耕和饲养畜禽的景象，大致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

需要乡村的城市

这样的情形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我们对“城市”的想象，但其实却是历史上的常态。所谓“城市”，原本是“城”与“市”的结合，筑土为城，聚物为市，两者在根源上截然有别，前者是军事政治中心的堡垒，而后者则是物资交易的市场；像日本各地的城堡和城下町就是彼此分离的，“市”在“城”外，但中国历史上的惯例则是“市”在“城”内。我们现代人对“城市”的理解，其实大抵都是从对“市”（工商繁盛之地）的想象而来的，然而在现代之前，除了像威尼斯这样的特例之外，几乎很少有哪座城市不与田园景象共存的。

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任何一座城市，即便其居民完全是以非农业经济为生，但至少他们每天的食物总是农产品，需要不间断地供应。在奠基于现代技术之上的物流运输体系出现之前，很难依靠远距离的长途运输来满足城市居民每天的食品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早期大城市的出现本身就体现出当地能提供充足的农业剩余，意味着农民在满足自身生活需求以外，还能供应相当大数量城市居民的食物需求。

正因此，一个能供应丰富农产品的乡村，对城市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物流运输技术越落后，这种就近获取的需求就越迫切。故此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中曾描述1940年代的中国城市：“在城内通常有一些可以种植的土地，即使是在北京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它的农业区。这些田地被围在城里，可以供给居民必要的蔬菜和其他不易储藏的农产品。依照传统的观点，理想的‘城’是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堡垒。”罗兹·墨菲甚至认为，“上海这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城市之所以能够自立，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坐落在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蔬菜园圃的地段”。这么说不算夸张，在古代条件下，农产品匮乏的草原、沙漠绿洲等环境下，要支撑起一座巨大的城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古代，这一点就更重要了，食品供应必须就近取得。早在公元前81年，西汉的盐铁会议上，就有人把这作为重要问题来提出。（《盐铁论·园池》：“三辅迫近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赡。”）食品供应的物流运输、居住密度、甚至薪柴的可获得性，都会在技术上形成一种限制，使得前现代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20世纪的那种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设想一下，如果市中心的一个菜场要供应附近2万户居民的食物，每天或许需要至少10吨食品，而这些每天要从二三十公里外的郊区用马车拉来，那不仅路上耗费时间长，且不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当然运费也贵，还会造成交通堵塞。

因此，在物流运输落后的情况下，即便为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前现代的城市也需要在城内保留一定程度的田园。从南北朝以降，此类事例甚多：南朝宋时，大臣柳元景在南岸有数十亩菜园，虽然只说是种了给自家吃，但园丁卖菜竟获利二万钱（《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梁朝蔡撙任吴兴太守时，在斋前自种白苋紫茄（《南史》卷二九蔡廓传附孙撙传）。此类现象必甚普遍，因而《晋书》卷六五江统传叹息：“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不独南朝如此，北朝也一样，《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便建议：“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北魏时甚至竟在首都平城的宫中养牲畜、种菜（《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隋唐时长安城南居民不多，《两京城坊考》说“自兴善寺以南四方，东西尽郭，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为了生活便利，“唐代上自皇室宫廷中书省，下及州县官署都附置菜园，以充实生活食用之需。”（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

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作者周宝珠在研读画面后说：“在北宋以前，我国古代的城市经济尚不太发展，这一点反映在蔬菜种植上，就是市民用菜多是利用城内各种空闲地段种菜自用。也就是说，种菜是绝大部分市民的副业，甚至许多官府机构也都有园地种菜，以满足官员的生活需要。即便在北宋之世，一些王府、官邸、寺院道观之类，种蔬自用者，亦不在少数。”的确是如此，宋代此类事例仍然甚多（参见虞云国《水浒乱弹》“菜园子”条），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初的城市里已出现不少种菜为生的园户。陶谷《清异录》卷一：“汴老圃纪生，一锄芘三十口。病笃，呼子孙戒曰：此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当时北方农村三亩地才能养活一口人，而这城里的菜地一亩地便养活三口人，可见城里种菜大为有利可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叙述北宋末年的开封：“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直至清代，官府中自设菜圃并不稀见。

欧洲历史上的城乡二元化虽然远比中国明显，但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景象却也和中国相差无几，“那个时期，除了一些少数拥挤的中心城市是例外，中世纪的多数城镇都不仅仅‘置身于’农村环境里，而是‘隶属于’农村，成为农村的一部分：粮食不仅种植在城外的梯田、果园和农田里，同样也种植在城墙里面。”（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直到14世纪，欧洲的城镇和乡野基本上还是没有差别。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中世纪文明》中说：“中世纪城镇被完全同农村混合在了一起。市镇居民在城墙内过着一种半农村的生活，城墙为葡萄树、果园提供了保护，甚至还有牧场和耕地、牲畜、肥料。”现在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街道上，家畜经常自由地四处游荡，连威尼斯这样的纯工商业都市，1746年竟还有必要制定法令来禁止“在城内或寺院里”养猪。直到19世纪中叶，连曼彻斯特和纽约这样的大都市里都还有居民养猪。在法国巴黎，除了市中心外，“人们都喜欢在房前屋后养花种菜，城里还饲养着成百上千的马、牛、猪等各类牲畜，一派人畜相和、其乐融融的景象”（《法国文化史》第二卷）。

大体以1800年为界，随着工业技术和商业流通的发展，欧洲城镇急剧扩展。火车，当然更重要的是后来汽车的诞生，革命性地改善了远程物流系统，使得城市可以及时从远处获得食品，而城市也在不断侵占原有的农田，使市中心与开阔乡村越来越遥远。而在19世纪来临之前，欧洲的“多数人都是食用他们自己种植的东西，即使在城市里也有小菜园”（《欧洲饮食文化史》），在曼彻斯特，原有的那种依靠分散的农业的饮食体系在很短时间内便完全瓦解。在瑞典也一样，18世纪的城市市民仍经常与农场或牲畜有密切接触，许多市民都在城里开辟菜园和农场来供应食品；但到19世纪，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几乎不再与猪圈、牛棚和田地打交道”（《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

在那之后，除了战乱年代食品短缺的特殊时期外，又或者像底特律那样，一些贫穷的城市家庭因买不起新鲜食物而在被毁的街区建起有机农场外，发达城市的中心很少会倒退回农村状态。其实现代的大都市仍然需要农村，甚至更迫切需要，因为现代都市人口更密集、需求量更大（几乎难以想象现代城市像古代那样被围城哪怕几天，会发生怎样恐怖的食品短缺），只是由于物流运输技术的改善，如今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农村和田园，已离得很远很远，常常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了。

历史的启示

这些能给今天的城市什么启发呢？

首先，城市本身原本是在田园中生长出来的。事实上，尽管对城市的起源有着各种解释，但至少不少文明的早期城市本身就是乡村聚合而成的。正如周一星在《城市地理学》中所言：“要真正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出一条有严格科学意义的界线绝非易事。”早期的城乡往往看起来很难区分，城市只是大一点的村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在汉代，农村共同体和都市共同体之间很难作出扎实而可靠的区分，因为城镇里通常有一些农民居住，而农民的村庄从外表看来与城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汉代长安城分为160个“里”，而这本是农村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现在日本城市的基层单位“町”原本也出自乡村）。中国的城市，几乎在先秦时代就包含着乡村和田园，其居民中往往高达六成都是农民。

这不仅在中国如此。Jeremy Paxman在《英国人》一书中曾说，“伦敦这样的城市毫无规划，完全由许多村落连接而成。”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许多地方的传统城市，都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因为它们既没有城乡差别，城内居民也通常是一个手工业和农业并存的社区。在印度的喀拉拉邦，由于缺乏城市和农村的分化，当地人甚至发明了ruban（糅合rural[“农村”]和“城市”[urban]）来描述这一连续性状况。因而，可以说，在传统的城市形态中，城市与乡村/田园本身处于某种“动态的结构性互动”（ dynamic structural interaction）之中，双方可以彼此容纳、互相作结构性衔接，又彼此支撑和借用；而不是城市单方面排斥乡村/田园，并剥削和支配它。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说，农村和城市最好是相依为命，“互为前景”：我创造你，你创造我；“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会像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今的“城市”和“乡村/田园”二元对立是被制造出来，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分立、互相强化差异的倾向。因此，费孝通在1940年代就说，“关于中国乡村和都市的关系，有两种明显的观点：一种认为乡村和都市互补互利；另一种则恰恰相反，认为二者相敌对”，他发现，“从最近的中国历史来看，都市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平行进行”。

但这也不仅只是说，现代城市的兴起往往以乡村的衰落为代价，对城市本身而言，乡村/田园景象的完全消失也是令人遗憾的。饱尝了城市尘土之后，如今的北京人要是看到喜仁龙、老舍、北岛等人对仅仅数十年前北京那种田园式的描述，大概很少人会觉得那比当下的北京城市环境更糟吧？在城市的夹缝里不容许小块的田园、耕地、池塘、森林等空间存在，其结果也使人们愈益远离了那种平和舒心的田园基调生活。尤其在中国，城市化还是以特别急骤和暴烈的节奏，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完成的，以至于一代人之间的景观记忆就已完全不同了。学者李开元2006年回到故乡城市，发现在三十年间，“往日的田园风光，菜花黄、豌豆绿，捞鱼的金沙小河旁，如今都是小区餐饮楼房”。

这样的变迁，在西方自然更早经历。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反倒最留恋乡村田园，法国哲学家泰纳在19世纪中叶就发现，在伦敦、利物浦等地，“城里人竭尽全力停止做城里人，反倒设法在城市的一隅建造一幢村舍，打造一点农村”。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描述英国人的这种心态：“英格兰的城乡之间不存在天悬地隔。这里随处可见rus in urbe，即城市里的农村，也就是说，人们设法用树木、公园和小花园把城市变得像是农村；这里也随处可见urbs in rure，也就是说，农村里住着秉持城市价值观的人，他们痴迷于时间，痴迷于算计，痴迷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第一批从事城市规划的人已意识到，人们如果在城市里完全接触不到田地和自然环境，完全过着三点一线的机械生活，会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于是他们试图在市中心创造绿地。为此，1850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市中心首次开放公园和绿地散步场所。之后不断有人提出诸如“田园城市”、“城市中的乡村”等主张，要求将自然景观纳入城市的结构框架内，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甚至想把城市完全散开在乡村里。在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模型中，每家每户都占地1英亩；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则希望设想出一道永久性绿地，用做蔬菜种植和销售市场、农业学校，以及其他与乡村田园相关的用途，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几乎是以现代科技复兴了中世纪的城市景象。无论如何，在这些设想中，兼指“菜园”、“花园”、“田园”三重含义的garden一词都是关键。

在此基础上，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与大自然和大都市这两个极点之间的“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的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些中间景观包括农田、郊区、花园城市、花园、示范镇、主题公园，认为这样的生活可能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他也指出，“中国的主流思想认为人工技巧代表着文明，这个词并没有什么贬义的意味。但是，在欧洲人看来，人工技巧却含有强烈的贬义意味”，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对纯粹的“自然”兴趣其实并不像西方人那么大。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城市居民也不会觉得城市里绿色的增加是坏事。

这看起来并不矛盾：如果要设想一种更美好的、未来的城市生活形态，我们有必要回顾历史。中国曾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城乡连续的状态，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剧烈地二元化，给城市和乡村都造成了许多问题。美国学者Patrick Geddes在数十年前就坚决认为，城市问题只有与乡村，乃至区域，协同一致成为整体，在此基础上才能妥善解决，这么说不算是夸张。多年前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宁波滕头案例馆参与建筑师范久江博士曾提出一个看似“新异”的设想：在大学里开辟了菜地，无偿让农民来种菜。如果我们熟知历史，就会知道这并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城市化进程当然不可能停下，不过预留出足够的田园公共空间让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能近距离接触和参与，这应当不仅只是一个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毕竟，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城市的市民一直就是这样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