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众生相：太宰治笔下的军人、主妇和失足妇女

在日本历史上，战前昭和（1926—1945）乃是一段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流血冲突此起彼伏、极端思潮粉墨登场的特殊时期，而不断扩大升级的对外侵略更是其一以贯之的特征，每个日本人，都不可幸免地被绑上（或是主动登上）了这座名曰“大日本帝国”的战车。正如竹内好回忆道：“我们这代人，共有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体验。”

太宰治亦是“这代人”中的一员。奥野键男曾指出：“太宰治作为一位文学家引领风骚，是在昭和8年（1933年）至昭和23年（1948年）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其间，弹压左翼、言论统制、‘二·二六’、新体制运动、太平洋战争、征用民间人士、空袭与疏散、粮食危机等等，真真是一个异常的时代。”而这些乱象——尤其是血腥残酷的“昭和战争”——深深地影响到了太宰治的文学创作。

那么，在太宰文学中，战争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偷袭珍珠港那一天的日常生活

《十二月八日》是一篇有趣的小说，它于昭和18年（1942年）2月被刊登在《妇女公论》上，此乃日本战前四大妇女杂志之一。该作品是以一位日本贫穷的家庭主妇的日记为形式写成的，而“这一天（1942年12月8日）的日记要特别用心地写”。为什么要“用心地写”呢？因为“如果过了一百年，当日本正在热烈庆祝纪元（即日本‘皇纪’）二千七百年的时候，在某个土堆发现了这本日记，了解在百年前的这个重要日子里，我们日本的主妇是这样生活的，这说不定会有些历史参考价值”——其实并不需要一个世纪，在七十五载春秋之后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便在阅读着“这篇日记”，并在体味着其中的“历史参考价值”。

该年的十二月八日，乃是日本“攀登新高山”（发动“偷袭珍珠港”）的日子，在这一天，“某处传来一阵清楚的广播。‘大本营海陆总部发表。帝国海陆军于今天（八日）凌晨与美、英在西太平洋进入战斗状态’。”

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在“我喂园子（今年六月出生的女儿）喝奶时”发生了，它“就像光线一般，强烈鲜明地通过紧闭的雨窗缝隙，传进我黑暗的房间……在强烈的光线下，有种身体变得透明的感觉，又有种受到圣灵吹气、一片冰冷的花瓣飘进胸中的感觉。日本，从今早开始，已变成不一样的日本了。”而对于作为日本敌人的英美，诸多日本人却并不了解，当“我想要通知邻室的外子”的时候，他却“说了个蠢话”：“西太平洋是在哪一边？是旧金山那一边吗？”

在过去，“我”总觉得“外子的爱国心实在是太极端了”，但如今，“我一想到这些野兽般的感觉迟钝的美军果真徘徊在这亲切、美丽的日本土地上，我就非常受不了……好想胡乱地揍他们一顿”。这种转变，表现出“我”在国家机器大力宣传下所萌生的不同的心绪——“晚报来了，上面刊登着大标题《帝国向英美宣战》……一段段地阅读，又有不同的感动。”

多么可怕的时代！正如大贯惠美子所言：“日本政府极力宣传的政治民族主义，使得‘爱国’成为了一种不需要思考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准则。”《十二月八日》这篇小说，反映了战争初临之时、日本人的激动与亢奋，那充满煽动性的、铺天盖地的舆论，致使人类的理性被战争的狂热所取代。

陪酒女人和上尉

所谓的狂热与兴奋，都只是一种短暂的、生理性的反射，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切实体会到战争带来的艰苦——太宰治的另一篇小说《货币》，便以一张“七七八五一号的百元日币”为主人公，讲述着战时的苦难。

作为一张纸币，“我已经筋疲力尽，到底现在是在谁的怀里、还是被丢在纸篓里，我完全搞不清楚。”频繁辗转于不同人之手，“我的身上沾满了臭气，实在感到好羞耻、好泄气。这时候，似乎也是日本自暴自弃的时期……我深刻认识到，像野兽的，并不只是所谓的军阀……人们一旦走投无路时，便会毫无善意地彼此贪婪攫取。”

真是一张可怜的纸币啊！明明无比厌恶着军队与暴力，但却“被交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陆军上尉的手上……被粗鲁地塞进了他的裤兜里面。”这位上尉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陪酒的女人”：“你的脸怎么看都像是狐狸……你的脸是黄色的，奇怪的黄色，一定是被你自己的屁染黄的！”而当楼下传来这位女人孩子的哭声时，这位上尉更加暴躁，他“煞有介事地骂着低劣的话”：“烦人的恶鬼，扫我的兴……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不知身份的下贱女人，日本才会陷入苦战，如果不是你们这些智能不足的笨蛋，日本就会胜利……这场仗是不会打赢了，所以我每晚这样喝酒买女人，不行吗？”

借着这个粗鲁的陆军上尉之口，小说表达着对战争前景的绝望、表现着战时军人的野蛮。面对他的谩骂，“陪酒的女人脸色发白”地说道：“是狐狸又怎么样！讨厌的话就不要来啊！现在的日本，能够这样喝酒玩女人的只有你们。你们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赚的大半的钱都给了老板娘，她再把这些钱用到你们身上……你知道现在抱着初生婴儿的女人有多辛苦吗？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乳房已经挤不出任何乳汁，孩子只能对着空乳房猛吸，不，他现在已经连吸奶的力气都没有了。”

民众的困苦，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初现端倪。昭和13年（1938年）中日战争呈现持久化态势后，日本当局在经济统制方面已经采取了系列举措。是年4月1日，当局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赋予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近乎无限的权力。在这种“总体战”的时代背景下，一切资源都被优先投放到战场，无数民众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无数幼儿面临着死亡的考验。

“啊！欲望啊！走开！虚荣喔！走开！日本就是因为这些才失败的！”——这是主人公“纸币”发自内心的呼号，在它看来，“被指为从事最低等买卖的这位瘦黑憔悴的妇人，闪耀着最尊贵的光辉……她没有欲望，也没有虚荣。”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被“狼狈的上尉”塞到婴儿底层衣服的背上，他的背“又干又瘦”，但纸币却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它对其他纸币说道：“再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们真幸福，希望一直待在这里，温暖这个宝宝的背，让他变得丰腴”——这些幼小的生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苦难，反映着战争的残酷与可耻。

年轻姑娘的漫长等待

在挣扎生存的中年人与嗷嗷待哺的婴幼儿之外，还有一类人，也在“体验”着战争的冲击——那便是青年。而太宰治的另一篇微型（掌编）小说《等待》，便描述了“我”（一位“年方二十的姑娘”）内心的荒诞与茫然。

小说的开头部分，讲述着“我”的一种“日常”：“每天我都会在省线的小车站里等人，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从市场买完东西回家途中，总会路过车站，坐在冰冷的长椅上，将菜篮放在膝上，茫然地望着检票口。”而以前的“我”却不是这样的：“待在家里，与母亲两人安静的缝纫是最轻松的事。”

但“大战争开始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赤木孝之认为，这里的“大战争”是隐喻太平洋战争——但昭和日本所经历的战争又岂止如此呢？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从“热河事变”到“十五年战争”，这位“二十岁的姑娘”，大概就是在这种战争已经成为“日常”的社会中出生并长大的吧。那份“大战争”之前所谓的“日常”，不过是“战时的非日常”常态化后的产物。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诞生伊始便处于战时社会的姑娘，也已然感受到了战争的压迫。“我仿佛在做一个不知生死的白日梦，内心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啊！我究竟在等待着什么？说不定我是个非常淫乱的女人。大战开始后，莫名地不安，说什么想要鞠躬尽瘁，说什么想要贡献心力，这些根本都是谎言。”

如果说，《货币》中的那位“陆军上尉”是主动参与战争的一类人，那么，这些家庭的主妇、陪酒的妇人乃至“二十岁的姑娘”，便是被强行绑架到战车之上的牺牲品。而这“不知生死的白日梦”，正是所谓“东亚共荣”的构想，正是所谓“王道乐土”的幻象，它令这些牺牲品“觉得好似脊背上被浇了一桶冰水，毛骨悚然，透不过气来”——借助着国家权力， “社会”轻易地打破了“我”作为个体的、脆弱的外壳，“周围变得异常紧张之后，我便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人待在家中无所事事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忐忑不安，心绪不宁……我对迄今为止的生活，彻底地失去了信心。”

但归根结底，“我”终究无法忍受战争这种所谓“日常”，坐在冰冷长椅上，看着“人们成群结队地从眼前通过”，但却不知道等待的究竟是什么：“老公？不对！恋人？不对！朋友？不对！……啊！不过我还是要继续地等！”

我们无法知道，在昭和20年（1945年）8月15日的那一天，这位姑娘的等待是否有了一个结果？

说起太宰治，他乃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又具有极强的、“私小说”的特征。但是，无论太宰治有无表现其所处时代的主观意愿，他的文字在客观上还是深深烙上了名曰“昭和”的印记。兴奋、苦难、恐惧、茫然——这些战时体验，流淌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无声却又有力地控诉着战争的残酷、表达着民众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