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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血寻梅》与香港奇案电影:罪犯究竟是个人还是社会

邵栋
2016-06-10 09: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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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血寻梅》在四月几乎横扫了第五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月在香港重映时几乎场场爆满,只有寥寥数场的导演剪辑版上映也一票难求。这部在多位影评人眼中都是去年香港本土最佳影片的犯罪题材佳作,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萧条的香港电影业上空的一道刺眼闪电,而这部电影也因为相当暴力的影像内容和富于话题的故事,成为了香港人热议的对象。当然,很快,人们就会在超人、蝙蝠侠、X men,美队以及魔兽世界的伟岸背影中忘却这部带着不合时宜气质的电影。然而这种趋势虽然不可避免,《踏血寻梅》这部电影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以及在香港暴力犯罪电影史中的特殊位置,都值得被记忆与讨论。

在三级片与奇案电影的丛林中

电影中的受害人王佳梅。《踏血寻梅》剧照,下同。

因为大量的暴力场景和裸露戏码,《踏血寻梅》自然是一部三级片。说起香港的三级片,恐怕经历过录像带时代的人们自会相视一笑。那些色情暴力的量产片,几乎和周星驰、周润发、王家卫一起,见证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而在九十年代尚且很傻很天真的少年们,在那些很黄很暴力的体验之后,快速成长,并在世界电影范围里寻找更多刺激。

九十年代香港三级片中虽不乏如尔冬升《色情男女》与王家卫《春光乍泄》等文艺佳作,但大多还是渲染暴力色情的感官之作。除了叶玉卿、李丽珍那些大胆的出演之外,观众们可能常常记起的是黄秋生在《人肉叉烧包》中的三级片史上唯二的影帝表演(还有一个是梁朝伟的《春光乍泄》)。色情和暴力无疑是港产三级片最主要的两大门类,然而事实上二者常常高度混杂,并不能绝然分开,这一点除了艳情与武侠的结合之外,自然也包括性暴力本身的凸显。而《踏血寻梅》的援交题材自然也在这个范畴之中。

《踏血寻梅》这部电影同时可以被纳入到香港“奇案”的这个脉络里来进行讨论。现代社会媒体传播的夸张手段使得人们越来越猎奇,而香港社会较为复杂的社群结构和较大的社会压力确实也造就了一些“奇案”。这些奇案常常因为犯罪分子冷静而残酷的犯罪手段和犯罪背景与市民的贴近,而形成较大的耸动效果。在《踏血寻梅》所本的王佳梅案中,王佳梅被杀害后遭残忍肢解,并且部分人骨被混入街市的肉档出售,事件在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轰动。此外,类似的情形还有如专在雨夜肢解搭车少女摄影收藏的出租车司机林过云,号称“雨夜屠夫”;hello kitty藏尸案;“八仙饭店人肉叉烧包案”;纸盒藏尸案等等。

这些爆炸性的新闻被整理成所谓“香港十大奇案”。而这些奇案有着重要的共通点,除了手段极其变态之外,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且生前都受到性暴力伤害和凌虐。这种题材,自然获得了香港这些三级片编剧的青睐。这种题材的刺激性以及犯罪感与恐惧的移情,不断将观众带进电影院。这种风气自七十年代的邵氏始,以“香港奇案”之目名之,到了九十年代蔚然成风,王晶、李修贤等知名导演都有所涉及。

具有重大话题性的犯罪奇案电影,虽在本世纪是风稍歇,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票房号召力。翁子光导演连续两部电影《微交少女》和《踏血寻梅》都涉及到了援交少女的社会问题,而去今未远的王佳梅案曾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恐慌心理,仍历历在目。这部电影无疑是切中香港观众口味以及有着基本的票房保证的。

用暴力犯罪来启蒙

臧sir寄托了导演对真正的“真相”的追寻。

《踏血寻梅》与以往所有香港犯罪电影不同的是,电影开头凶手就自首了(和实际案情不同),犯罪事实十分明确清晰。导演翁子光一开始就抛弃了悬疑追凶以及善恶斗法这两大类型片法宝。导演化身为电影中的臧sir,用几乎整整一部电影的时间来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犯罪事件,用许多细节揭开剧中人物的背景与心路历程。

导演翁子光原本是香港著名的影评人,作为专业电影人,自然深知香港电影过往类型片的套路。但他反其道而行之,抛却了所有悬念,解读人物心理和动机成为了他的主要创作路径。

翁子光在不同场合的访问中提及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社会病。也就是说,翁子光对于这些暴力犯罪的解读是,是社会造就了这些犯罪者,犯罪者只是中介,是堕落扭曲之社会杀死了我们中无辜的人。如果说以往的犯罪电影专注于个人暴力的暴露与渲染,翁子光则执着于对于暴力行为的反思,询问究竟是什么该为犯罪负责。

翁子光的电影创作模式以及叙事方式的专注点,不由让人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对于自己中学时同校的这桩命案一直念念在心,但原本也只是想拍一个残酷青春的故事,然而和编剧小野在搜集历史资料时,愈发觉得这桩命案是当时台湾许多社会族群问题的象征,遂有了这部旷世杰作。

虽然心路历程相似,但作为现实事件的王佳梅案远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来得简单,实际情况就是嗑药少年误杀援交少女,并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背景元素,杀人也带有偶然性。但是翁子光显然是别有胸怀,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够透视社会景观,于是他就做了相当程度的改编,他自己就在采访中承认案件与电影区别很大。“大概五六成来自真实案件的元素,很多事都是穿凿附会的,包括佳梅最后有孕在身,也包括丁子聪自首。”“我想了很多,也结合了香港的一些真实情况,以及那一代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在环境中所受的压力、恐惧、梦想和焦虑,这些全都是根据案件想象出来的创作。”

而臧sir寄托了导演对真正的“真相”的追寻。凶手是谁的真相,固然是重要的。造成悲剧的真相,却是这部电影关注的重点。

电影中述及臧sir为什么刨根问底,原因是他刚加入警队参与了一桩恶性杀人案的庭审,而罪犯在庭上一边大笑一边供述杀人过程(hello kitty藏尸案真实情节),从此他就非常关注犯罪之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动物园场景中,臧sir问了女儿一个问题:“为什么‘射’这个字和‘矮’这个字的字义好像应该互换?寸许之身不是矮吗?一只箭矢飞过顶着庄稼的女人,不是射吗?”导演在此,意指事实的答案其实常常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有着许多隐藏的真相。而在动物园中,臧sir也遇到了当年那桩恶性杀人案受害者长大的女儿。这个场景似乎在告诉观众,那些恐怖的杀人案件虽已经过去,但承受其伤害的人们仍在我们身边生活着。导演还原的是,聚光灯照不到的,血淋淋的真相。

电影中充满了对底层小人物的哀乐的关心。

电影中充满了对底层小人物的关心。翁子光对于香港的现实多有思考,从其处理题材的方式来讲,他对于其他商业电影对于许多问题与人群的漠视,有着非常警醒的认识:“很想很想去用一部电影表达我对曾经短暂在香港活过的人的一种纪念,这个香港,不只属于追逐金钱享乐的既得利益者、有力气继续追梦的积极者、有发言及话语权的人,也应该跟活在这里但求安然自在的人去分享……”

“我很想还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去推敲一个活在香港的新移民少女,曾经有过多少忧愁、憧憬、希冀,对人生,对香港。”无疑,翁子光呈现的是一种惨烈的“香港梦”的诠释。他所有意唤醒的是,香港人对于身边那些微小的事、微小的人的哀乐的关注。那些在社会中留不下名字的,苟且偷生的,毫不光鲜体面的小人物,同样有着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和情感,他们并不该只因为成为命案的受害者才能为人所关注。

解读暴力的限度

不论是那些香港奇案,还是《踏血寻梅》所本的王佳梅案,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溢出的暴力”。杀人者和被害者常常是陌生人,而作案手段异常残忍,带有一种发泄的性质,伤害程度远远超过致人死亡的程度。而整个过程犯罪者,常常极为冷静。凶手也常常来自社会底层,甚至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对于现代性本身在社会运转中所带有的暴力色彩,以及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前人多有论及。福柯对于知识与权力结合,在现代社会运转中所起到的规训和监视作用,就有很深的洞见:他鲜明地暗示了现实世界与监狱的相似性,对于规训乃至惩戒在宰治现代人的暴力方面有着极大的批判;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两个特征就是“工具理性”与“科层制”,而这两点无疑深化地解读了马克思所谓的“异化问题”的产生机制:而现代社会的众多毛病,大部分都来自受雇(及受监控)劳动和失业威胁(特别在经济衰退时)所催生的无助感、绝望感、孤独感、抽离感、冷漠感等。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也正是这种社会问题在另一个程度上的回答方式。

当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没有感情的零件,甚至无用的零件,他的感情何处安放?卓别林的《黄金时代》以及加缪的《异乡人》都在回应这个问题,而两部文艺作品中的暴力,即是这种矛盾的最直接显现。

导演翁子光认为社会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在《踏血寻梅》中,暴力显然是最重要的表现元素。而在解读层面上,导演翁子光显然更接近“社会反映论”的叙述,认为罪犯也是平常人,也是值得同情的,是病态的社会扭曲了他,让他犯下如此罪行,社会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不得不说,导演的这番用心基本都基于他自己的想象,为了满足他自己定下的这个主题,他对于案情有着相当大的更改,甚至叙述王佳梅是自愿求死,而凶手也成全了她。

这样的暴力解读显然是过分理性化甚至幼稚的,对死者也并不尊敬。为了服务批判社会的主题,将罪犯和被害者的行为罗列在理性的框架里,解读每一个社会元素对最后暴力的影响,是对暴力的过度解读和轻易宽容,对于案情本身的偶然性和暴力所带有的非理性要素,是缺乏认识的。翁子光大略是一个善良的导演,他愿意相信人本性都是好的,他的这套社会反映论的逻辑,似乎已经很难适应现代犯罪的问题了,甚至会出现流于表面化的问题,是对于复杂问题的投机取巧和简单化。

如果不能直面人性的恶,不能直面暴力的非理性的属性,只会得出一些温情主义的结论。翁子光对于电影寄托了他对于社会的一些想象,他认为当我们更多一些爱和关心,社会会更美好,这自然不错。然而通过美化理性化恶性罪犯,来达到这一表述目的,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实际上许多现代犯罪中所凸显的暴力,都是非理性的暴力,是人性恶的表现,是反社会的表达。如果不能直面这些暴力的属性,解读起来自然事倍功半。这些年,天海佑希在日剧《gold》中的一番讲演常常引起网民的讨论:“这些犯人中,很多人都不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悔恨,悔恨的只是自己被抓住了。为了让审判对自己有利,他们会演一些令人作呕的小把戏,他们说自己的成长经历,说自己不被自己的父母爱护,说社会对自己不理不睬……但是即使被塞进同样的环境,不,即使是更残酷的命运,很多人也绝不会犯罪,绝不会去伤害,欺骗。杀人。”这番言论虽然基本是在性恶论的框架之下,但也提供了又一种暴力的解读向度,而并非《踏血寻梅》中人为一致的价值观。

在影视作品中,表现这种非理性的暴力其实并不少见,如科恩兄弟就对这一主题十分着迷,不论是《冰血暴》还是《老无所依》,都对一种原始性的毁灭性的,无理性可循的暴力有着深邃的着墨。

而对暴力描画深度的不足以及对罪犯的美化效果是《踏血寻梅》的主要不足。可以说虽然涉及了相当重口味的题材,但是电影的三观很正,对暴力的理解也几乎是小清新级别的。其改良社会的意愿值得赞许,加上本身的精良制作,被视为去年香港电影最重要的作品也很可以理解,但同时其深度的不足,也反衬出香港电影的萧条景象。蜀中无大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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