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泰庄寨田野记：山区移民何以为生

还是今年年初在闽东跑田野的时候，某天晚上闲聊之际，我们说到福建还有哪些县市没有跑过。掰着手指头一算，还真有不少，特别是闽北和闽中一带，似乎至今还是研究空白。谁承想田野的机会说来就来。从闽东回来没两个月，社科院民族所的朋友李耕来福建调研乡土建筑与乡村建设，她为我引荐了厦门东南乡建咨询有限公司的张明珍建筑师。张老师是永泰人，最近正在家乡忙于古建筑的保护与开发。承他助力甚多，我先后前往永泰两次，走访了梧桐镇坂中寨，同安镇爱荆庄、青石寨，霞拔乡积善堂、谷贻堂，以及洑口乡山寨村等地，收集到不少当地的民间历史文献，并得以一窥永泰极有特色的历史建筑“庄寨”的风采。

庄寨是永泰当地一种兼具居住和防御功能的大型建筑。其正式名称通常为“某某庄”，而在日常生活中，因其防御性又往往被称为“某某寨”，庄寨因这两种称谓而得名。据统计，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者有146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有98座。和建筑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庄寨的建筑形制与特点兴趣颇深略有不同，历史学人更倾向于关注建筑中那些和社会与人群有关的因素。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庄寨建筑本身稍稍挪开，转向庄寨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进程，那么似乎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追问。已经有建筑学者指出，永泰之庄寨，与闽西的土楼，永定、华安一带的土堡从功能上来说显然是类似的；但其分布则各有侧重。建筑风格的地域性差别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为何此种具有防御功能的建筑没有出现在福建的其他地区？具体言之，为何此种建筑大量出现在从闽西到闽中的山区地带？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与移民的历史息息相关。翻开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在纵横阡陌的福建高速路网上，有一片颇为醒目的空白。这就是涵盖了永泰、德化、大田、尤溪、永安等数个县市的戴云山区。戴云山脉地形地貌复杂，自然条件甚为不利。散居在山里的山民们，时至今日仍然要忍受山区公路带来的诸多不便，这也给我们留下此地人烟稀少，往来不畅的印象。而事实上，戴云山区在历史上是一个人群流动甚为频繁的地区。明代以降，不断有移民进入这里，或定居拓殖，或借道于此。从民国《永泰县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情形。兹摘抄数条如下：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五日，倭寇突至，屯于洑口……”

“（嘉靖）四十年漳人王凤以种箐失利，聚众据二十八都为乱……”

“（万历）十七年正月汀人邱满聚众，据陈山为乱……”

“（万历）十八年……箐客会盟为乱……”

引文中的“箐”指的是一种竹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县志中提到漳州人在永泰种箐，但箐客却并非只有来自闽南的移民。傅衣凌先生在对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提到位于这一地区的广信府盛产纸张，而原材料竹丝正是来自福建。出于经济动力的考虑，在戴云山区出没的箐客也颇有可能是从江西经武夷山脉流动至此的。由此可见，永泰并非人迹罕至之地；其东、南、西、北皆有移民进入和活动的记录。如果再考虑到明代中期以后人口数量增长导致的移民趋势，这一情形就更为合理。

也许会有人质疑，史料中提到的这些人群，大率属于“盗匪”一流，似乎不能视为移民的证据。我的回答是：一方面，方志书写者对外来移民的偏见，会让他们对流动人群作出有失公允的判断；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乱”并不是一种常态，正如引文中的王凤是因为投资种箐失败才造反的。对于移民而言，从事山区经济开发，谋生糊口才是通常性的选择。而啸聚山林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大量的流动人口，以及山区经济开发的高风险，确实也让戴云山区的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当一部分移民在生意场上失败而沦为盗匪的时候，同时也有一部分移民通过山区经济的开发而致富，他们需要建造庄寨以保护人丁和财产的安全。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何庄寨这种建筑形制会在永泰大量出现。

我们还可以追问：这些山区移民以何为生？那些成功者又是如何盈利的？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前人山地开发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觅得。正如傅衣凌先生所言：山区经济天生就是商品经济。具体说来，山区相对艰难的自然条件使得粮食作物的种植殊为不易，因此移民往往以种植经济作物谋生。在前述的“箐客”之外，还有在明清史料中广泛出现的“蓝客”（种植靛蓝染料者）、“麻民”“棚民”都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从事采矿业的“炭党”和“矿盗”。这些人群的生计活动，使山区在发展伊始就与商品、市场等要素紧密联系起来。

傅先生在对闽赣毗邻地区的研究中指出，虽然这一区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但其仍局限在封建经济的框架之内，市场和制造都极为狭隘。由于地域存在差别，以及观察的历史时段更为晚近。我们在永泰观察到的情况有异于傅先生的结论。我们在田野中走访的几个家族，其先祖多以经商为业，然而其活动范围则往往甚广。坂中寨陈氏家族，其祖先以贩卖李干为业；谷贻堂黄氏家族，则以贩卖茶油为生。两家的生意都做得很大，19世纪以后甚至远及东南亚一带。我们在当地发现的不少民间历史文献，虽然由于时间仓促，未及仔细阅读，但其中保存着的若干英文报纸的残片，却可作为永泰与洋人存在贸易往来的间接证据。另外，在爱荆庄鲍氏家族之藏书中，亦有不少书籍是由上海的出版商印刷发行。作为商品的书籍，大约也是沿着和山区商品同样的通路，从外界进入此地的。这条通路很可能与前述以大樟溪为主的移民通道高度重合。经由这一通路，山区商品可以向东进入闽江流域，到达闽东；或者向南进入九龙江，到达闽南；进而卷入更高一级的市场层级，最终参与到全球化的商业活动中。其他尚未解读的民间历史文献中，想必会有更多支持这一猜想的论据。

除了经济层面的活跃之外，移民的流动还在文化上留下了特殊的痕迹。或许是未完成的畲乡田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缘故，当我驾车在戴云山脉的崇山峻岭中盘旋曲折之时，一个问题涌上脑海：在这样的山中，为何不见畲民的踪影？当然，我们已经证明了戴云山区并非传统意义上与世隔绝不通人烟的山地，那么意欲逃离国家统治的畲民，自然不大会选择此地定居。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在社区中，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畲的踪迹。

在爱荆庄鲍氏家族的藏书中，我们发现了一本杂字。杂字是传统社会童蒙识字的教材。据报道人讲述，这本杂字是其父亲用过的。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却在其中找到了这样的字样：“山畬杂字，百谷多名。”如果说，这本杂字的编者是汉人的话，那此君似乎没有必要在一堆描述粮食名称和作物生长过程的生字之间特意强调这本杂字的族群属性。似乎可以推测，这是一本由畲族知识分子编纂，面向畲童的杂字。其中所涉及到的生产生活诸方面知识，也与畲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过，这些知识对于鲍氏族人也同样重要。报道人告诉我们，直到今天，他们还常常使用这本杂字来辨认某些生字。

在这本杂字的封底，有一些毛笔书写的痕迹，可以辨认出“民国二十一年”“杂字便览”等字样。据厦门大学温海波博士介绍，《杂字便览》是江浙一带较为通行的杂字版本，但本书与杂字便览内容并不一致，显系编纂者在编写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某些增删改编。这本杂字版本的流传，已经无从可考。但一部极有可能原本为畲民所编的杂字，却在汉人手中持续发挥实际功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畲汉之间的界限，至少在文化层面似乎也没有那么截然分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可以共享的文化资源。

无独有偶，在洑口乡山寨村，我们再次看到了畲文化的痕迹。当车子沿着狭窄的山路驶入山寨村口的时候，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顺着山坡层叠而上的梯田，在梯田的尽头则是沿着山势扇形排开的民居。这样的空间布局，与在闽东所见之畲村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我们还在村内黄氏祠堂的墙上发现了两张写着“凤凰到此”和“麒麟到此”的符箓。而“凤凰到此”和“麒麟到此”正是广泛存在于畲民社会当中的信仰符号。

当然，如果因此即断言山寨村的乡民“应该”是畲，或者曾经是畲。那也未免太过武断。正如复旦大学巫能昌兄提醒我的，一方面，这个符箓的画法很简单，因此在技术层面门槛很低，除了道士之外，很可能有其他的仪式专家也能习得；另一方面，在信仰的实践层面往往存在知识跨界传承的问题，譬如一些礼生、和尚、甚至灵媒都会借用道士的符箓来发给求助他们的人。我们经由询问得知，黄氏宗祠内每年年初都会举行祭祖仪式，期间会邀请外村的赖姓道士前来主持，这两张符箓很可能是他们带来的。因为无法亲眼得见仪式过程，所以我们也无法判断道士的仪式传统。所以严格说来，我们甚至不能下结论说这两张符箓一定与畲有关。不过无论如何，山寨村的文化景观体现了文化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传播和共享，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讨论了戴云山区的移民及其在经济和文化上造成的影响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就移民本身追问：戴云山区为何会成为人口流动的中继站？从戴云山区本身来看，其地理位置甚为重要，我们已经知道它位于闽中地区：东接福、莆，南邻漳、泉，西界汀州，北延武夷，为福建交通往来之必经之地；戴云山区虽山峦耸峙，但向东注入闽江的大樟溪及其支流等河道所形成的水路却有效地消解了山区所带来的交通不便。流动人口极可能沿着河流或河谷的山麓地带不断迁移。

以山寨村的黄氏族人为例。通过访谈得知，黄氏家族的祖先来自汀州石壁村，后迁至德化县桂阳乡王春村，又迁至洑口白沙古枣垅，最终定居山寨。我们在地图上观察这条迁徙路线，正与我们的猜想相一致。而村中残留的古驿道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当地的景观中，看到移民历史带来的影响。当我们驱车离开山寨，取道洑口、水口，前往德化时，公路就在山麓上盘旋，河流从山谷中流过，随着公路的伸延，山坡上不断有村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情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初的移民，是如何沿着同样的路线走进山区的。如果能够沿着这条路线，对沿途村庄的人群作一系列田野调查，应当能够对这一历史进程有更为清晰的展现。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戴云山区亦可归于刘志伟教授所言广义上的南岭“向东伸展与武夷相接”之一部，这条山脉自西南向东北，联结武夷山、戴云山，直到闽浙边界的海边。这一区域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由刘志伟教授在《天地所以隔外内》一文中表述得甚为清楚。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长期持续的文化互动，令南岭整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整体性的区域。”具体到福建而言，客家人、畲民、闽南人等不同人群及其之间的复杂互动，也许都可以经由对戴云山区历史的观察而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