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中诺贝尔文学奖，靠的真的是运气吗？

原创 简洁 出版人杂志

没有丑闻，没有意外，只要诺贝尔文学奖还正常颁发，编辑就别想过个有头有尾的国庆假期。

近些年来，博彩公司的参与让诺奖变得越来越像一场全民狂欢，但多数看客津津乐道的只是赔率，即使是最狂热的赌徒，也很少会为一位作家下注。真正要在轮盘上押注筹码的，反而是出版人。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七百余万元。那么“押中”一个诺奖作者的出版机构，又能在这个奖项身上挣多少钱？

单看倍率，数字还是非常可观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20分钟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京东上的销量增长了接近600倍。这种得奖效应带来的立竿见影的销量转化，让近年来诺奖图书花落谁家成为了出版界关注的焦点。

但在短时间的销量增长之外，开卷数据报告显示了诺奖效应的另一面：从各作家的百度指数来看，诺奖作家获奖前在国内的关注度普遍不高，虽然获奖后会出现短期的爆发式上升，之后又会迅速下降。将这些作家多年百度指数平均值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海明威、泰戈尔、川端康成等公认的知名作家和一枝独秀的莫言，其他大部分诺奖作家的受关注度都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反映出“诺奖效应”带来的图书畅销背后存在的问题——一时关注度高，长期关注度低。

那么作为大奖轮盘上的“赌徒”，对于出版人来说，诺奖真的是可以押注的摇钱树吗？这场每年一度的文学狂欢，又能为出版行业带来什么？接下来我们找到了两位曾经成功“押奖”的出版人，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夕，我们不妨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红利全在开奖前

诺贝尔文学奖对出版人而言有没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条件：不要幻想在某位作家得奖之后去“捡漏”，只有在诺奖作家获奖之前引进作品并完成出版，才能吃到诺奖效应的最大红利。

得奖前后的差别，首先表现在版税成本上，在诺奖作家获奖后，其版税成本较之前往往有几倍到十几倍的上涨。曾经“押中”过多丽丝·莱辛、勒 •克莱齐奥、略萨、莫迪亚诺等多位诺奖得主作品的上海九久读书人掌门人黄育海透露，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一小时内，鲍勃·迪伦的版税的报价就从5万美金涨到了20万美金以上。

鲍勃·迪伦

2019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也是一样，对于中国文坛而言，她一度是一个冷门到不能再冷门的名字，而她的版税成本在其获奖之后也涨了数倍。陆续负责引进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6本著作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中心主任李灿所言：“在获奖之前引进的话，基本是没有太大压力的，奖项会带来更多的销量，而最终的销售情况对我们也非常重要。但获奖之后，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个更详细的评估和判断，因为它的版权成本可能会翻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都有，这时候选择引进，出版方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诺奖效应的短周期，也让出版人犯嘀咕：一个作家得奖之后，就算手上有还未出版的作品版权，它们也不可能像已出版的作品一样赶上诺奖公布后头几天甚至头几个小时的这波最大的消费冲动。与诺奖图书“一时关注度高，长期关注度低”相关联的另一个现象则是，“购买者多，实际阅读者少”。在等待翻译、制作、印刷、发货的流程和时间中，读者消费的冲动已经慢慢消解。更不要说是得奖之后再去购买版税的作品，能享受到的诺奖红利其实已经极为有限。

如果再将视野放宽一些，对历年来诺奖图书的累积销量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在同一个诺奖作家的作品中，销量也会呈现断层式的差异。

以莫迪亚诺的作品为例，早在莫迪亚诺获奖之前，九久读书人已经推出了包括《青春咖啡馆》在内的4部作品，并买下了莫迪亚诺另外8本书作品的版权，成为拥有莫迪亚诺作品简体中文版权最多的国内出版公司。根据开卷数据，累积销量最高的《青春咖啡馆》达到了近18万册，《暗夜街》也有52000余册，但其余品种的销量大致在几千至一万册的水平。在黄育海看来，这种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那些诺贝尔奖作家的书，都是文学质量很高的书。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人人都能欣赏这么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所以它们不是畅销书——在国外不是，在中国也不是。”

九久读书人也引进过丹•布朗和斯蒂芬•金这样的畅销书作家，所以黄育海知道，尽管略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之前已在世界文坛有极高声誉，但他的销量依然无法和后两者相比。所以“押宝”诺奖，在诺奖效应带来的短期销量增长数据之前，出版人首先要考虑的其实是在畅销书和小众作品之间作取舍。

托卡尔丘克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当初引进的时候，虽然她还没有获奖，但我们觉得她曾在中国出版的两部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非常高的，相比期待她拿奖，我们更希望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看到这位作家的作品。”李灿说。她还透露，在引进托卡尔丘克时，出版方拿比较小众东欧作家作对标，对销量的预期也只是几千册而已。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

黄育海将这种取舍讲得更为透彻：“我们将出版世界上最好的作家的最好的作品作为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销量上要付出代价。九久出版的大量小众作品，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作为一家文化企业，在照顾到大众读者的同时，我们从选题的开始，便在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有明确的取舍，绝不放弃那些具有更高文化价值的经典，尽管经典更多意味着小众。至于市场上卖得少，我们认了，但我我们照样要出。”

综上所述，如果以“押奖”的思路去进行版权引进的争夺，可能会在预期“大卖”的结果上令人失望。但若回归到作家和作品价值的发掘，以出版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为目标，这条路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启发和思考。

将视野放出“赌盘”之外

有人指出，这些“押中”诺奖图书的出版机构，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正是因为在专业和优势领域多年的深耕，形成了选题和作者的良性循环。

以九久读书人为例，自2004年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引进了约4000本外国作家的作品，除了诺奖作家的作品之外，还有获得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英国小说界最高文学奖布克奖等文学奖项的大量作品。黄育海认为：“我们确实是不是冲着得奖去的。比如布克奖，一部作品即使是得了奖，读者也不一定会去抢着买，对于销售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

“押奖”拼的或许有运气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多年的、大量的版权引进中，能让团队形成一套挖掘优秀版权的机制。“我自己热爱文学，对于编辑，我也会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的，尤其是他们年轻，外语也很好，所以了解大量的外国文学，了解作家的作品和国外出版的现状。”黄育海表示。除了编辑本身的素质之外，还有很多辅助手段。“我们会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各种专家来给编辑上课，像研究西班牙语、日语、法语等的专家都来给我们上过课。”在日常中，黄育海及其团队也与译者和大学教授保持一种很好的关系。“请大家多发推荐，了解信息，掌握情况，知道哪些作家是真正好的作家，哪些作品是真正好的作品。这是我们整个团队都在做的。”

另外，在每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九久读书人都要开一个酒会，借此搜集全球的出版信息。“外国人的酒会跟我们不一样，只要是跟我们联系过的国外出版人统统都邀请来。大家彼此聊天，彼此创造平台。这样与欧美文学界的版权经理、与他们的编辑、甚至与一些出版公司的老板都有这样一种日常的联系。”这样的国际化活动给国外出版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选题的引进中，黄育海对新编辑的策划既支持又包容。“要让他们有试错的机会，要让他们试一试，他们只有在实践和失败中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锻炼机会。”

而像成功引进托卡尔丘克、拥有莫言几乎全部版权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对旗下的“可以文化”进行了政策上的支持。在分社成立5年间，“可以文化”始终致力于带来国内外高质量的、严肃的文学作品。“我们完全隶属于浙江文艺社，是一个国有性质的企业，但是利润对我们来说同样很重要。”李灿表示，“并不是出版严肃文学作品都是不盈利的。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领头的、看家的一些作品，比如现在基本上莫言所有的版权都在我们这边，这也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包括阿来的作品，一些国内的原创的作品。国外的严肃文学我们也陆续出版了很多，其中大部分也还都是盈利的。”

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图源 | 新华网）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投身于引进版权的竞争中，诺奖图书或其他重要文学奖作者版权的争夺更是日趋白热化。黄育海认为这种竞争是好事。“现在竞争者多了，要拿到好作品的难度增加了，而且你要拿到手的成本也高了。但从热爱文学的人的角度出发，我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外国文学能被引进，让我们可以参考。从出版和选题的价值取向来说，我们各有特色，也有不同的追求，我们也确实在学习当中。”诺奖图书的“押奖”，其实只是在这条路上的阶段性成果。它需要的不是投机，而是深耕与坚持。

“押中”诺奖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黄育海所言，关键还是对出版人的文学审美眼光的考验。而如何培养年轻的编辑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黄育海的答案是：“首先要热爱文学；其次要有广泛的阅读基础；再次要善于思考、善于发现，根据你的眼光发现哪些东西是读者所需要的；最后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平台。”

可以看出，在有效的机制保障下，以出版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为目标，依然是实现图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存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综合调研的基础上，大量引进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比起投机猜奖，更多关注作品的内容和翻译的质量；在合理策划的基础上，延长获奖效应。在这样的良性路径中，“后莫言时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一场场迅速降温狂欢，也许还会有川端康成、海明威、泰戈尔、罗曼·罗兰、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现象级作者和超级畅销书。

原标题：《押中诺贝尔文学奖，靠的真的是运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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