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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

[美]韩清安(Eric C. Han)/ 著尹敏志/译

2021-11-02 14:41

华人在通商口岸横滨

由于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亚，19世纪的社会秩序随着政治秩序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迫使中国和日本都根据西方的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也就是说，在名义上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开展外交，并且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商业事务。这终结了在东亚延续两千多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帝国主义扩张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和联系日益增多，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社会以及领土边界越来越清晰。

不同力量间碰撞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东亚地区设立的通商口岸。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期间惨败给英国，被迫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虎门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还限制清政府制定进口关税的权力。1844年，美国和法国也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相同特权。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美国炮舰中队前往日本，并在1854年迫使日本统治者做出类似的让步。1859年，日本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中就有横滨，同时规定了治外法权，并限制日本政府向对外贸易征税的权力。

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一起，华人在通商口岸的条约体系下进入横滨。他们在所谓的外国人居留地内建房经商，这是一个被运河环绕的地区，在地理和法律层面都与日本内地区隔开来。华人买办和华商在西方人的商馆里生活并工作，担当日本和西方贸易的中间人，获得巨额利润。

哈罗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国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这样介绍在早期外国人居留地的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华人：

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英国使馆的管家、脚夫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去银行或外币兑换店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

这些条约使横滨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变成了国际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横滨的对外贸易量超过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总和；实际上，日本所有的外国游客都是通过横滨入境的，同时日本生丝几乎都是从这里的仓库被发往世界各地的。这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赛马最早从横滨传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酿酒厂也诞生于此。在横滨本村大道一段被称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汉与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这条街上的低级酒吧里。社会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着横滨的国际性消费文化，比如：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经常光顾这里的欧美书店；来自东京甚至更远地方的食客，会特地来横滨品尝中华料理。

这些餐馆是19世纪80年代中华街合并后兴起的。在这10年间，横滨华人开始自给自足，建立了很多社区机构，如寺庙、墓地、社会团体等。如引言所述，到1911年，横滨市是日本华人最多的城市。1880年横滨市的华人占全日本华人总数的69.2%，1890年占54.6%。在这个年代，华人中人口最多的是广东人，他们通常经营进出口贸易、外汇、中国传统手工业或餐饮业；其次是来自“三江”省份的人，这些省靠近通商口岸上海，他们靠西方人吃饭，通常当裁缝、理发师，甚至钢琴制造师。

日本人称这一中华街为“南京町”。在当时，“南京”是日本人指称中国的通用代名词，有时也适用于各种外来的东西。中华街还有很多其他名字。外国人简单称之为“Chinatown”（中华街），日本政府称之为“清国人居留地”。广东人会叫它“唐人街”，因为“唐人”是他们对海外华人的普遍称呼。这个地区是一个由两层砖砌建筑组成的密集网格建筑群，外侧有阳台，装饰着精致的中文招牌。横滨中华街的范围大致在堀川运河、加贺町大道和本村大道之内，其范围会渐渐固定，并凭借鲜明的建筑风格与横滨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街道的朝向，街道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是倾斜的，但朝向的是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向。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根据风水信仰选择在这里建造房产。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横滨曾两次被烧成灰烬，但每一次重建，中华街的街道朝向和地理边界基本不变。

横滨中华街的北门——玄武门

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是在所谓的旧居留地，靠近海关和码头，有雄伟的西式石质建筑。街道上的英文标志牌说明，这些华商的服务对象是欧美人，也暗示华商具有一定的英文能力。如今，这一曾经华人聚居地的历史痕迹几乎所剩无几。尽管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上的混血华人，但在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被称为南京町的这一地区始终与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中华街也是如此。

从建筑、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中华街都是一座城中城。华人社区的标志性建筑都能在这里找到：中华会馆、关帝庙、中国戏院，以及大量中餐馆。该地区以异国情调闻名，吸引了来自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游客。因此，南京町渐渐成为横滨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当横滨本地人遇到东京人时，南京町的读音就是区分彼此的标志。正如一位横滨居民所说，把南京町（Nankinmachi）读成“Minamikyō machi”，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另外，横滨人永远不会像东京的记者那样，出于无知而经常把它称作“支那人街”。“南京町”这一称谓意味着对该地区的熟悉和亲近，同时也是对横滨市地方特色的认可。尽管很多居民不是日本人，南京町仍被视为横滨市的一部分。

横滨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国际主义，但它被民族差异缝合在了一起，这种民族差异产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体系，该体系将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封闭工具。人们从自己与所属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中获得了居住权和经济活动权。在通商口岸，早期的华人移民登记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中国国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权。相反，德川幕府时代长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依赖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护或承认。19世纪，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变化，使国籍成为包容和排斥的关键，也改变了移民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以民族标准来决定国籍的地方，移民很难摆脱外族的身份，这也是横滨中华街长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接受民族国家为国家主权的范式，并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过程。在日本，其法律体系先发生改变，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却是在后来几十年慢慢形成的。在中国，这一过程恰好相反，社会运动激起了民族意识，接着倒逼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推动了中日两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居住在横滨的华人移民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自觉的、统一的华人群体；华人个体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享受通商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在经济上则根据方言组成不同的群体。

2005年3月，横滨中华街一个略显喧嚣的周末夜晚

华人形象的崩溃

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提升了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胜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剧了他们对倒霉的中国对手的鄙视。当然，日本人对华人的看法是多样和多重的，但当他们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观点却趋于一致。当这些形象开始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时，华人也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

战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崇拜。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开战之前，在日本的中国使节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这在提供给欧美政要的豪华娱乐活动中是见不到的。”但这种热情友好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友好、羡慕、怨恨和蔑视”。但在横滨，因为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华人和日本人之间显得亲密且友好。基恩认为，现有资料显示“横滨的华人商贩‘非常受欢迎’”。另外一段回忆的文字也能印证这一点：

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中国男人扎长辫子是为了表示他们服从清政府——本书作者注，后同］，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他们通常是来卖丝织品的，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叫他们“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战争开始后，日本人的敌对和蔑视情绪才逐渐升温。但这绝非日本人民天生对中国人产生的情绪。

日本观察者所使用的词语，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从政治中立的称谓“清国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带有贬义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词的继续使用，意味着平民百姓继续保留着对华人的良好印象。

除了有广泛的社会接触外，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婚和恋爱，也多少柔化了彼此的边界。日本法律并没有像在美国排华时期的某些州那样，明令禁止与华人通婚。相反，华人和日本人的通婚非常普遍，因为横滨华人社区里的未婚女性数量稀少，单身汉却泛滥成灾，比如1893年，这里有2415名华人男性，华人女性却只有910人。嫁给华人的日本女性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人，因为1950年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嫁给外国人的本国女性自动转而拥有与丈夫一样的国籍。

出生于横滨的中国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回忆，跨民族的恋爱关系普遍存在，而且后来会演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吾国侨日工商无论挈妇居日与否，大都好与日妇同居……其初月给数元为报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为密切，更无权利条件可言，亦无所谓嫁娶，特横滨唐人街之一种习惯而已。”英文报纸《日本每周邮报》（Japan Weekly Mail）的编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指出，与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相比，在横滨，“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证实，在华人丈夫回国的时候，有的日本妻子会随行，剩下的则在死后按照中国的礼仪葬在横滨华人的墓地里。

即便是短暂同居，如果育有子女，也算是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比如1893年9月横滨的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跨国家庭数量在增长。该文章称，在那里住了1300多个日本人，其中只有1/10是男性；大多数日本妇女是华人男性的配偶（被称作“南京妻”），其子女全部被登记为中国人。

华人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应该被解读为简单的社会亲密度和融合度的指标，也不是没有产生流言蜚语。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882-1923）在1916年《东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描述过一个典型案例。他说自己见了一个名叫伊藤阿清的女人，她住在中华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由做过南京妻的继母抚养长大，从小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混血儿。后来阿清自己也成为一位有钱华人男性的南京妻，那个男人比她大45岁。她认为这种关系在当地日本女孩看来很正常，而这种结合是由一个地下媒人安排的。在阿清生了一个女儿后，她就和继母一起，向这个老男人索要礼物、借钱，并在他生病后抛弃了他。据鹿目说，阿清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反倒是鹿目显得很难过。

这种介于卖淫、纳妾和婚姻之间的暧昧男女关系，是这一时期日本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特殊风气，其对象不仅限于华人男性。很多出生在贫穷内陆的日本女性，试图通过嫁给富裕的年长男性以便在繁荣的港口城市立足，而这些年长男性中有很多是外国人。殿冈阿末是另一个戏剧化的例子。阿末1875年出生在横滨附近的静冈县，很小的时候就随母亲来到了横滨。1892年前后，她成了一个名叫“阿冲”的中国老板的情人。后来，她又遇见一个在美国军舰“奥林匹亚号”上服役的水手乔治·F.亨利（George F.Henry）。亨利离开日本参加美西战争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日本木偶戏艺人身上。在这期间，她在中华街经营一家名为“朝日旅馆”的沙龙兼妓院，直到1899年7月17日被一个美国情人残忍杀害。并非所有的这类关系都以悲剧收场，正如后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很多中日跨民族婚姻即使存在经济、代际和文化差异，仍然造就了稳固的家庭。

另外，有些学者只回溯性地看到了这座城市中日本人和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导致的相互鄙夷。植田捷雄宣称：“大部分华人思想不开明，粗俗，沉溺于鸦片和赌博，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对之感到厌恶。”这个说法与北美人对华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华人大多数沉迷于鸦片和赌博。然而，日本警方的记录不支持这种判断。1872-1876年，神奈川县记录了688起华人犯罪和2719起欧美人犯罪。考虑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华人的犯罪率只有西方人的1/4。

这种主观印象和客观记录间的出入，可能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人态度转变的结果。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看法和举动明显恶化，日本媒体也掀起了一场将大清帝国野蛮化的运动。用基恩的话说，其后果就是“浮世绘、流行歌曲和战争剧都在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是落后的、懦弱的，甚至是可鄙的，他们不配做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

把中国说成是落后的，这种看法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于西式进步的激进性认同。在外交领域和知识界，这种贬低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流行；新兴的日本大众媒体，则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这种情绪。印刷量巨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浮世绘生动地传达了这一信息。日本人被描绘成坚毅、高大、高尚的形象；相反，中国人则奸诈、懦弱且卑鄙。在极端情况下，中国人不再被描绘成和蔼可亲的阿茶先生，而是“狰狞的亚人类生物，被吓得瑟瑟发抖”。战争期间，各种针对中国人的负面的、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语也大量涌现，包括“清清”“中国佬”“秃头”“猪尾巴”等。这些词语的起源虽然不太明了，但无疑都是贬义的。日本知识分子显然认可这些描写。文学期刊《早稻田文学》赞扬这种“同仇敌忾之心”，因为这“传达给他们一种明确的民族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身为日本人的意义”。甲午中日战争对居住在横滨中华街的华人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即他们意识到在一座日本城市里身为华人要面临怎样的后果。

约1894年的旧居留地

战争在横滨

两个帝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使横滨的华人居民感受到，在敌人的国土上生活，让他们的生命和生计都面临着危险。1894年初夏，中日两国发生冲突的迹象变得很明显，这给横滨带来了不安。到了6月，军事冲突波及商业领域，华商要求日方尽快付清货款和服务费，自己却开始百般拖延。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加剧了：6月20日，两个日本人向一个路过的华人喊“清清”，结果引发了一场街头斗殴。好几个华人参与了群架，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被捅了一刀。

7月，清朝驻日公使馆开始劝说本国公民减少贸易活动，做好断交准备。外国银行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暂停华人的汇票业务。在7月25日第一次海上冲突发生后，横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资企业纷纷要求日本警察保护，日本外务省、内务省在7月26日联合发布保护令，要求各县知事防止“寻衅滋事，粗暴对待华人”。在一片混乱和焦虑中，很多华人准备返回中国。

随着1894年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驻日公使汪凤藻（1851-1918）降下清朝的国旗回国后，留守华人从此丧失了政府代表和领事裁判权。宣战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埋葬了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经过美国、中国、日本的三方会谈，日本同意由美国接手在日中方非战斗人员的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日方非战斗人员也照此办理。对横滨的华人而言，这些外交变化实际上终结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导致他们对于自身地位、权利和义务的普遍不安。接替清朝驻日公使馆的行政和代表功能的是横滨中华会馆。该组织诞生于1873年，是一个由广东商人组成的自治团体，比清朝驻日公使馆更早建立。甲午中日战争后，他们被迫承担了更广泛的代表职能。

与此同时，耸人听闻的谣言让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横滨的日文报纸散播消息，说激进的华人正准备在横滨发起战争。其中，《每日新闻》在8月3日声称，中国人在大量购买日本刀武装自己；这份报纸还说，中国的暴徒在街头喧嚣隳突，到处找日本人闹事，并称呼日本人为“东洋鬼”。这些报道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但无论真假，局外人将日本人对于华人的敌意看得一清二楚。在1894年8月6日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美国总领事尼古拉斯·W.麦基弗（Nicholas W.McIvor，1860-1915）报告说：“在［日本的］底层民众中，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和种族仇恨高涨。”

随着中国治外法权和领事保护的结束，日本政府紧急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来处理这些敌国国民。8月4日的第137号敕令和8月11日的内务省第605号告示强制中国人向日本政府登记，将其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并赋予内务省限制华人入境的权力。以上措施据说是为了缓解横滨的紧张局势，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然而对华人而言，新的法律框架比以前的差很多，这促使各阶层的华人大量回国。人口统计显示，1893-1894年横滨华人减少了约2/3，从3325人减少到1173人。

即使有第137号敕令中的保护承诺、内务省第605号告示中对华人接受登记的邀请，以及内务省和外务省7月26日共同出台的保护令，它们也没能阻止华人撤离。西方企业主也试图劝说华人留下来，显然他们也担心商业活动受到干扰。8月9日，这一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华人员工的地位问题。尽管他们承认“华人们普遍十分恐惧”，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应“劝说［他们的华人雇员们］接受规定，进行相应的登记”。为达此目的，他们首先要打消华人的疑虑，诸如向日本政府登记，不会导致他们被强制服兵役和缴纳额外的税金。但在劝说华人不要回国的问题上，西方商界并没有做得比日本政府好多少。

这一次回国潮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普通日本人对华人的歧视不断增强。其次，城市的核心商业活动受到干扰，给华商带来了困难。最后，在新的管理制度下，中国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劣势，不论是真实的还是预期的，都让华人感到无比焦虑，同时刺激了日本人的商业竞争和算计。这些潜在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日本政府的诸项政策而得到改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某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像内务省那样的机构，更希望让日本人在与华人交易时享有更多的好处。

另外，随着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益膨胀、对中国人的鄙视日益加剧，日本政府的保护显得杯水车薪。即使在第137号敕令颁布后，横滨聚居区里对华人的迫害仍在持续。尽管日本本土媒体否认任何针对华人的骚扰，但11月10日《万朝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横滨的华人很害怕日本儿童，后者在街上做模仿甲午中日战争的游戏，为了避开他们，华人在街上走得“和骑自行车一样快”。在横滨华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儿童会朝他们扔石头。如果考虑到几十年后针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类似行为，可判断这一说法大致可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报纸呼吁保护华人，反而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横滨街头的暴力冲突确实在发生，或者说有可能发生。明治时期的法学家有贺长雄也无意中证实了反华氛围，他曾吹嘘说，华人“只需承受社会的侮辱，但很少遭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艺术也刺激了大众对华人的反感。当川上音二郎（1864-1911）的剧团8月31日在东京首次公演《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时，受到了观众的狂热欢迎。《日本每周邮报》报道，首演途中还发生了一场意外：

当一个被打败的“中国人”沿着花道（通往观众席的舞台通道）走时……一个男人忽然从台下的观众席上跳出来，抓住这个所谓的［中国人］，大声抽打并大叫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演的……那个演员……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很高兴，把这次攻击归咎于自己完美的化装和对秃头清清（chanchan bōzu）的逼真模仿。

几天后，暴力观众参与演出的状况再度出现，一群头脑发热的人跃上舞台，解救在剧情里陷入清军埋伏、正遭到重重围困的日军。

10月，当川上的剧团将该剧带到横滨时，同样引起了骚动，每次演出都有三至四名观众受伤住院。政府颁布的不要虐待华人的命令，显然被大众媒体上的反华情绪所湮没，这种情绪加深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界限，并导致了明显且持久的后果。这种虐待氛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散。河原操子，一位多年来致力于上海和内蒙古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回忆自己1900-1902年在横滨逗留期间，华人对她和其他日本人的帮助并不领情。她认为，这是因为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华人继续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

除了社会风气之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促使许多华人关店回国。战争使日本商人从已离开或恐惧万分的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攫取特许经营权。截至1894年11月，朝鲜半岛境内的日本商人已经在与华商的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日本商人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将日本的军事胜利转化为经济胜利。在横滨和东京杂货行业总会的领导下，他们发起了针对华人商店的抵制运动——随后日本砂糖商也参与进来——并要求取消通常由华人中间商收取的、存在于日本和西方商人之间的中介费用。两个行业中的华商最终屈服，日本商人成功取消了多项费用，降低了佣金，削弱了华商的经济地位。华商无力发出一致的声音；直到1899年组织起横滨华商会议所，他们才动员起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

正如战争促进了日本人的团结一样，它也为华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1894年6月和7月的相关报道提到，与商人阶级的消极反应相反，华人劳工阶级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无动于衷。但这种态度在针对中国国民的新法律框架出台并规定了中国人向神奈川县登记的义务后立马发生了转变。这些法规同时对几项经济活动实施了禁令，包括贩卖烟草、酒水，更不妙的是，它将中国人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

治外法权的终结，让华人劳工阶级面临的威胁尤为突出。此前，中国国民不受日本对赌博和吸食鸦片的法律禁令的影响，很多人预计，日本政府强化法律管控时可能会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麦基弗在8月2日会见了几名清朝外交官员，制定了一项极端的政策，以处理可能触犯日本法律的“乱民”。他们共同决定，将赌徒、鸦片贩子、瘾君子以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列入黑名单并驱逐出境。买不起票的人由中华会馆赠送，但禁止他们以后再进入横滨。最后，日本警方押送近500名“乱民”，以及222名自愿回国者至“海洋号”（S.S.Oceanic），后者于8月4日抵达上海。

当然，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华人犯罪，也没有终止法律纠纷；日本司法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早在9月1日，横滨地方法院审判并认定一名中国人犯走私鸦片罪。在9月10日较早宣判的一项民事诉讼中，日本米商金子绘造指控一个名叫阿兴的华人裁缝在1891年向他买了米，欠了10日元48分至今未还。原告律师承认，“没有借条，因为两人很熟，觉得没有必要立字据”。此外，诉讼时效规定，法律诉讼必须在最后付款日的一年内提出。但金子并没有向中国领事法庭提起诉讼，并且辩称诉讼时效应从司法管辖权被移交给日本之日起重新计算。法官判决金子败诉，理由是司法管辖权的转移不可能改变诉讼时效。虽然法院在这一判决中没有表现出反华倾向，但金子的诉讼表明，一些日本人认为和华人居民算账的时候到了。

因此，战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变化，迫使中国人，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共同应对危机。他们不得不依赖中华会馆，这个机构正从一个活动范围狭窄的广东商人会馆演变为一个自称代表全体华人社区的团体。事实上，中华会馆监督并资助了遣返华人劳工回国的工作，并负责根据第137号敕令为留守的华人进行登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朝驻日公使馆恢复工作，中华会馆继续发挥广泛作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会馆发挥了更积极的领导作用，从单纯的发放商业和移民许可、人口普查，到参与国际抵制运动和政治抗议。通过这些方式，中华会馆促进了华人公众意识的建立。

1907年阿兴裁缝铺的广告

民族国家之镜

战争带来的变化对横滨影响深远：战时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和官方的猜疑，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间的社会分歧更加严重。但在这个时候，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单纯来自共同的想象。对于横滨华人来说，对中国的认同感与他们对故乡的依恋分不开，包括乡土文化、方言、故乡、血缘等。战争只是改变了这些认同的相对优先顺序。战争之前，横滨华人很少关注清政府及其资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但当冲突爆发时，精英华商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而随着治外法权的终结，劳工阶层的福利和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总而言之，战争使他们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外交秩序的变化也导致了华人社区和日本人社区的永久分界。战争的结果确立了日本帝国在清帝国面前的文明国家地位，以此为契机，日本帝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展开谈判。尽管1895年德国、法国、俄国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并引发日本对西方野蛮的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但此时日本和列强站在一起，要求中国让步。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下，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区分开来。本章选取了四个例子，阐述战争如何以复杂的方式重塑横滨的社会生活。这些例子告诉我们，首先，横滨华人的生活不能从文化、语言和种族方面进行简单分类；其次，战争如何加剧了创造这些类别的归属倾向。

引言中提到过的横滨华人鲍棠，就是一个在横滨认同和中国认同间摇摆的典型例子。他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没有受过任何职业技能训练，做过工头、油漆匠、职员等各种临时工作。简单来说，他有不良嗜好且属于劳工阶级，是后来日本人想象中典型的“支那人”。因此，他很有可能在1894年8月被当作“乱民”而被遣送回国。但他没有被驱逐出境，因为根据第137号敕令所提交的登记材料显示，他受雇于德国贸易公司迈耶（A.Meier）。那时，他已和沟吕木满寿结婚。鲍棠在横滨的社会根基使他相信，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自己仍可以留下来。

鲍棠和沟吕木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世界里。晚年的鲍棠，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横滨文化认同上都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既是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支持者，又是横滨著名的烧卖创始人。沟吕木则是众多跨越了民族界限，以华人的方式生活的日本女人之一，她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日本国籍，娴熟地使用广东话，在中华街的华人中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婚姻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当鲍棠赌了一晚上后天亮才回家时，夫妻俩会在街上大吵大闹，这是出了名的。但他们一起生养了九个儿女，把餐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另外一个横滨社会和文化融合的例子是冯镜如（1844-1913），他经营一家生意繁忙的店铺，从事印刷、装订，也售卖西式文具。冯镜如在社会交往和艺术品位方面都浸淫了西方文化，并与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华人一样生活在旧居留地。1894年9月29日的《日本每周邮报》描述他戴礼帽，穿老式西装，是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在有一点上，冯镜如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激进，因为他加入了英国国籍。这种脱离正统的举动是由于他父亲因卷入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而被当作反贼，遭到清政府处决，这导致冯镜如再也不能回国。然而，他与英国的关系并非偶然。冯镜如能说流利的英语，常以F.Kingsell为名，还将自己的店铺命名为文经活版所（Kingsell & Co.）。和裁缝阿兴一样，他主要跟欧洲人和美国人做生意，进一步展现了遍布横滨市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虽然与横滨的日本人和西方人社区关系匪浅，但冯镜如、鲍棠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绝非无动于衷。事实上，两人后来加入了对立的两派，争夺中华街的教育机构主导权。

然而，战争期间的民族忠诚问题使种族差异变得至关重要，并且将一种民族国家观强加给这个多元文化社区。大众传媒发挥了核心作用，将混血儿的生活渲染成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对立状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外国间谍活动的妄想症。多家日本报纸曾报道，日本警方在1894年9月10日逮捕了一名清朝间谍嫌疑人。尽管不同报纸在逮捕地点上的说法不一致——《东京日日新闻》称事情发生在千叶县富津市，《日本》和《每日新闻》则称是在神奈川县观音崎的一处海滩上——但很可能在描述同一个人。剩下的细节大同小异，即嫌犯是一个可疑的、文化背景模糊的人，乍看像日本人，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长期在本地居住，和一个日本人一起被逮捕。《每日新闻》和《日本》都抓住这次机会警告读者，还有很多乔装打扮成日本人的“支那人”参与了间谍活动。

然而，经过东京都警视厅的审问，这两名男子都不是间谍。所谓的“支那人”其实是23岁的李圣美，他出生在长崎，父亲是中国福建人，母亲是日本人。《东京每日新闻》评论道，这一家庭背景与当年的中日混血英雄郑成功几乎一模一样。李圣美是一个问题少年：1892年曾随父亲回到福建，但因性格孤僻、不思进取，被逐出家门。1894年2月回到日本后，他在东京筑地的表哥家里住了下来，直到战争爆发后表哥回国。李圣美不得不自食其力，又没有足够的钱回长崎老家，并且错过了第137号敕令中规定的向日本政府登记的最后期限。随后，他剪去辫子，穿上蓝白相间的棉布和服，试图冒充日本人。日本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和自己的雇主在一起，后者是一个姓福岛的医生。经过仔细审问，警方排除了两人的嫌疑，但李圣美还是因为没有按时登记而受到了处罚。

尽管真相大白，《日本》杂志还是轻率地得出结论：“父亲或母亲一方是外国人的混血儿，是很容易叛变的。”在19世纪末的日本，恐怕就算郑成功再世，也会因为混血身份而受到怀疑。尽管缺乏证据，但有关清朝间谍的传言仍然存在，并且刺激了单一文化意识的苏醒。1894年10月有谣言称，一名女间谍，据说还是清朝官员李鸿章（1823-1901）的情妇，因口音怪异而被发现并遭到逮捕。《日本每周邮报》的编辑将这个和这类故事归结为对战争的狂热想象，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这个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容易上当受骗的东京媒体那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谣言。”

这种偏执预示着一种通过民族范畴认识事物的极端观念的兴起，这种倾向将持续至下一个世纪。另一个例子来自《每日新闻》上的长文，关于一位匿名的中国人和他的日本朋友。文章内容是交战双方代表就战争、遣返、个人安全等问题进行的对话。文章末尾，日本朋友劝说他的华人朋友留在日本，因为“日本社会绝对不会伤害像你这样本分的中国人”。我们无法确认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很有可能两人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典型。但对读者而言，这正是他们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这位匿名中国人的描写，还是强调了他与横滨的深厚渊源。他的“财富在横滨的中国居民中数一数二，是香港上海银行的股东，在日本居住了20年，妻子是日本女人，两人育有一子”。这一描述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居住在这个通商口岸、家境富裕且环境适应力极强的华人。这篇文章还试图总结中国人对于日本和甲午中日战争的看法。当被问及希望日本胜利还是中国胜利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但看来对日本获胜并不反感。我们应从中看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动荡局势的想法，以及他们对日本没什么敌意”。

这种乐观主义令人震惊，因为其公然试图从这两人身上看到中国和日本帝国关系的直接反映。中国人表现出的矛盾心理，被记者解读为对日本没什么敌意，这可能也暗示了他与日本朋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横滨社会中的共同身份。他作为邻居、朋友、丈夫、生意伙伴、股东等的社会身份，通过民族与国家的视角来看是模糊的。战争之前，人们根据文化和语言的界限来看待彼此差异，这些其实是容易克服的；战争之后，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变得至关重要且彼此排斥。如果将讨论带回中华街的街头，当华人和日本人以“东洋鬼”和“清清”辱骂对方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看到，更不要说表述多重身份认同了。

小结

1894-1895年的战争，使横滨的华人和日本人对国家和民族身份有了共同的认识。对于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种政治实体；就华人而言，他们围绕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而产生了民族团结和自卫的意识。区分敌我的必要性，暂时掩盖了其他的集体身份认同。

民族区分是在对抗和互动中产生的，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日本人开始用一些新的贬义词，如“支那人”“清清”称呼华人，它们在横滨街头的冲突中流行开来，使民族冲突渗入杂居地的地方社会；第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着手管理、管控华人，将华人这一法律范畴与通商口岸的其他国家公民区别看待；第三，华商在与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的经济对抗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催生了华商的危机感和团结起来的需求。一方面，以上三种形式的对抗，导致2/3的横滨华人回国。另一方面，留守的华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比以前更直接地与中国国民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种族和民族的区别，并没有消除或阻止同化及其他社会交流。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友谊、通婚和经济交易仍在继续，他们仍被认为是地方社会的参与者。最好将民族团体的兴起理解为一种观念和优先性的改变。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经历，迫使个人从民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并且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然而，这一过程还只是被动地划出华人的范围，是被他人归类和描述，是感知到民族的界限，而不是民族自觉。华人的共同反应能力低下，且仅限于中华会馆。此外，也没有迹象显示存在一个“民族核心”，或者说，定义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内涵、象征或领袖。直至流亡华人领袖到来，横滨华人才被塑造为积极的中国国民，而华人领袖自己也受到了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的刺激。这一过程将在随后几年里从华人早期的民族团结意识中锻造出一种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