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黄兆强：徐复观是怎样读《史记》的

在现当代新儒家中，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是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三人的学术与思想特色各有不同，牟宗三注重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唐君毅主要致力于中国人文理性精神的发扬，徐复观则侧重以史家立场阐扬儒学精神。目前大陆学界研究唐、牟二人的很多，研究徐的则较少。

徐复观以史家立场阐扬儒学精神的代表作，当推《两汉思想史》。在此书中，徐复观聚焦于司马迁的《史记》，着重探讨其中蕴含的儒学理念尤其是反抗专制的精神。徐复观研究《史记》的方法与立场是什么？他的研究方式在《史记》研究领域，乃至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居于怎样的位置，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些问题值得探讨。6月7日，台湾东吴大学黄兆强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做了一场以“徐复观先生论《史记》”为主题的学术报告，围绕上述问题与华东师大师生分享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心得。

讲座现场

汉晋之间的人为何不重视《史记》？

讲座伊始，黄兆强教授介绍了徐复观由政治转向学术的大致过程。徐复观早年留学日本，一度受到马列主义影响。1931年由于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而辍学回国。回国之后，徐复观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军界。1942年徐复观到延安任联络参谋，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深刻的互动。

1943年徐复观受学于新儒家第一代大师熊十力，熊十力教育徐复观“亡国族者常自亡其文化”，后者深受震动，从此开始在从军之余进行学术研究。受到蒋介石器重的徐复观，耳闻目睹了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专制、腐败之弊，他认为国民政府还没有成长为现代民主政府。国民政府大陆败亡之际，徐复观告别军政生涯，致力于学术研究。黄教授认为，徐复观这种政治经验使得他在研究、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具有深刻的切肤之感，这也是他研究《史记》的现实缘起。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大册，其中《论﹤史记﹥》就达八万字，足见他对《史记》的重视。黄教授介绍说，徐复观一直对一个问题非常关注，就是《史记》在汉晋之间不受重视的原因。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说：“（《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司马贞认为，相对于班固的《汉书》，《史记》之所以不受汉晋之间的名贤所重视，是因为《史记》的文字过于古奥，不便阅读。徐复观说，韩愈之后，《史记》虽然流传渐广，但是学者们重视的是文辞、字句，与太史公精神则“渺不相涉”。易言之，《史记》的真精神被湮没了。

黄教授指出，《史记》不被重视，并非是因其文字古奥，也不是因为篇幅过大，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太史公精神。徐复观感叹道：“它（《史记》）的‘未知见重’，非因其‘微为古质’，而实来自其中所蕴蓄的史学精神，与专制政治的要求，大相径庭；所以东汉明帝已斥史公‘非谊士也’（见班固《典引》），后遂指为谤书。中国史学，随专制政治的进展而日益衰落，则此书之不遇，可以说是历史条件使然。”从根本上来说，《史记》中的史家精神，是反对君主专制的，这才是《史记》不受重视的真正原因。作为专制君主的汉明帝之所以指责司马迁“非谊士”，就是因为《史记》对专制统治是有“谤怨”的。

徐复观

司马迁为何写作《礼书》？

通过细读《论﹤史记﹥》，黄教授发现，徐复观特别重视《史记》中的《礼书》。

《史记》八书的第一篇就是《礼书》，司马迁开宗明义：“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司马迁强调，礼仪是按照人性来制定的。徐复观的解释是，礼治即是缘人情、依人性的政治，而不是统治者运用自己的人力去控制人民的政治，是通过礼乐教化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得以具体实现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在《礼书》的思想中，礼治并非仅仅是礼仪制度之文字，而应该是儒家的仁义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实施。

徐复观认为，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的背后，是“得古今之常”。所谓“古今之常”就是儒家主张的仁义。徐复观对礼与仁义关系的解释是，行为的合理形式是礼，也就是义的展现，义后面的精神动力是仁。仁义精神，内以克制自己的私欲，外以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内以肯定个人的人格，外以肯定群体人伦的共同价值，使个人生活于群体利益之中，群体生存于个人精神之内。徐复观强调，在古今之变中，仁义可以作为任何人的立足点，可以在变中端正方向，具有振衰起敝的意义。这其实是儒家民本精神的发扬。

黄教授指出，徐复观所认为的《礼书》之礼治意义，就是仁义精神的表现。但是，由于各代统治者的私欲作祟，他们破坏了礼治价值，更违背了仁义精神。历史在变动之中发展，统治者不顾仁义精神、礼治价值，过度地使用权谋术数造成了无数灾难与悲剧。

徐复观批评，权谋术数既不能肯定他人，也不能肯定自己，根本不能作为人类的立足之术，不可能成为变中的常道。徐复观认为，司马迁对他生活的秦汉时代感痛尤深。秦汉统治者所谓的“礼”，完全成为统治者威压臣民的工具。这与史公所说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相去太远。简言之，秦汉专制君主表面上提倡礼治，实际上恰恰是对礼治真义的破坏，司马迁之所以写作《礼书》，是因为他要通过对礼治真精神的探讨，达到批判君主专制的目的。

《史记》是不是谤书？

黄教授认为，徐复观研究《史记》时，对此书是不是“谤书”、有没有“怨言”颇为重视。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文治昌隆，武功赫赫，在两汉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奇怪的是，司马迁对汉武帝及其父汉景帝的评价并不高。今本《史记•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所写，而是后人根据《史记•封禅书》所补，据说司马迁《今上本纪》原文被汉武帝“怒而削之”。东汉的卫宏在《汉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清代学者王鸣盛反驳卫宏，认为司马迁虽被宫刑，但是并未死在狱中，而且在出狱后得到武帝任用，且《景帝本纪》也未说景帝之短。对于王鸣盛的反驳，徐复观以司马迁《报任安书》为据，认为其中“发愤”、“遭祸”等语，“其有怨言至为明显”。

自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史记》是不是“谤书”就成了《史记》研究的一大问题。徐复观认为“怨言”、“谤书”之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司马迁“思来者”的精神，“思来者”灌注了司马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蕴含着对专制皇权的批判。

司马迁表达反专制思想的语言比较隐晦迂曲，故后人常常读不懂《史记》的内在精神。黄教授说，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记载了汲黯批评汉武帝的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而徐复观深刻理解了司马迁记录此话的微言大义。徐复观认为，司马迁正是借汲黯之口表达对汉武帝乃至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因为以汉武帝为代表的专制君主，常常表面上推崇儒学的仁义精神，而实际上使用的却是“法术势”，这就是以“儒表”装点其“法里”的专制行为。

徐复观重点阐发《史记•封禅书》中“见其表里”的表达方式，在《封禅书》中，司马迁论列古今君主崇尚鬼神之事，叙述因此事而造成的劳民伤财。徐复观认为，司马迁叙述封禅之事与劳民伤财之间的关系为表，通过将二者关联而批评神圣封禅仪式背后的君主专制为里。

总而言之，徐复观认为《史记》这种“见其表里”的表达方式，虽然在表面上记录了帝王的文治武功，但其核心精神却是批评专制统治之害，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真实。阐发仁义精神、批判专制统治，司马迁追求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钱穆史学的“迷惘”

在讲座的最后，黄教授还以徐复观与钱穆关于治史方法的争论，来阐释徐复观《论﹤史记﹥》的研究方法与现实关怀。1978年徐复观发表《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系统批评钱穆史学研究的弊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力辩中国传统政治是“平民政治”、“士人政治”、“民主政治”，否认秦始皇以后的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关于前一点，徐复观认为钱穆的论断在逻辑上有问题，“他（钱穆）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富豪之家，是同样的可笑。”

至于秦以后中国不是专制政治的观点，徐复观认为非但是史实判断的错误，而且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徐复观说：“我和钱先生有相同之处，都是要把历史中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但钱先生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而我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因而认为在专制下的血河泪海，不激荡出民主自由来，便永不会停止。”

钱穆说中国二千年的专制不是专制，徐复观认为，钱穆此说实际上是让人们安于传统专制之中，这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历史研究诚然应该发扬历史好的一面，但是所发扬的不应该是帝王的表面仁义之爱，而应该是史家对“仁君”专制的批评，这样才有利于追求民主。

在《良知的迷惘》一文中，徐复观发掘司马迁微言：“他（司马迁）所以忍受‘最下腐刑极矣’的耻辱而不死，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作。而他在著作中尽量运用‘微言’的技巧以求避祸。……钱先生却能在这段悲惨故事中，用加油加醋的手法，以此证明武帝并非专制，岂非滑稽。”

黄教授认为，徐复观的《史记》研究及其与钱穆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学方法与学术立场的表达。因为徐复观长期追随蒋介石，且受其恩惠，所以不便公开批评他专制，故借发扬司马迁的“微言”来表达对现实专制统治的批判。如果把徐复观四十年代末开始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结合起来看，则他这种治学立场更加明显。

黄教授总结说，从司马迁到徐复观，从《史记》到《论﹤史记﹥》，考据方法诚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若仅仅拘执于史料考证，则会限制对其中微言大义的理解，更加无法体会到史家通过学术研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