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大陆青年学者敬悼新儒学大家刘述先：薪尽火传，泽被后世

［编者按］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刘述先先生，于2016年6月6日仙逝。海内外学界同感同悲，缅怀与追念这位现代新儒学的大家，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陈来、郭齐勇教授等，纷纷撰文悼念刘先生。

刘先生的新儒学思想继承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的思路与规模，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包括其师方东美在内的文化哲学，积极参与中西哲学与宗教的互动讨论，提出了以“理一分殊”为核心的现代新儒家哲学系统，在全球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肯认儒学的精神与价值，同时也让儒学保持着与世界上不同文化、文明、宗教开放互动的潜能。

刘先生还十分关心大陆青年学者的新儒学研究。他慷慨解囊，用个人的积蓄，以其父母的名义，于2009年起在武汉大学设立了“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每年颁奖给一位研究新儒学的青年教师和一位以现代新儒学为主题撰写论文的博士生。这两个奖项至今已顺利运作七年，资助并鼓励了众多青年学者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

事实上，刘先生不仅通过设立奖项的方式鼓励青年学者，还与年轻人们有着频繁的接触与互动。刘先生谦和睿智、平等待人、毫无架子的形象，在交往中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此，奉上十位大陆青年学者的回忆悼念文字，以缅怀刘述先先生对年轻学子的影响与感染。这些作者们或曾获得刘先生设立的奖项，或与刘先生有过交往而备受鼓舞。全文分为上下两部分，此为上篇。

姚才刚／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大陆第一篇研究刘述先思想的博士论文作者）

惊闻刘述先先生逝世，我感到十分悲痛。

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大约是在十六年前。在业师郭齐勇教授的推荐以及叶海烟教授、李明辉教授等先生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以交流博士生的身份到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学习了三个月。此次赴台，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拜谒刘先生并当面向他请教。

当时刘先生已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到台北定居，并任“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特聘讲座研究员及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在台期间，我除了旁听刘先生为东吴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开设的“当代中国哲学”课程之外，还每两周到文哲所去一次，专门向他求教。刘先生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每次竟抽出半天时间为我答疑解惑。刘先生分别就其思想发展的渊源、脉络、核心观念及近年来着力思考的哲学问题作了详细介绍与深入反思。我每次都记录并录音，至今我还珍藏着笔记和录音带。回到武汉后，我将部分访谈内容加以整理，经刘先生审定，以《“理一分殊”与文化重建——刘述先教授访谈录》为题发表在《哲学动态》2001第7期。

后来，在台北、杭州、武汉等地召开的儒学会议上，我又数次遇到刘先生，而且每次都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向他单独请教的机会，他总是耐心地解答我的各种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刘先生对中外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涉猎甚广，对当代中、西方最新的学术动态也娴熟于心，授课时常信手拈来，颇有乃师方东美先生演讲与作文时“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气象。当然，他的最终归宿是在儒学。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一本书《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3年版）正是想表达这样的寓意。不过，拙著出版已有十三年了，刘先生的思想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不少新的思想创见在拙著中未能体现出来。

刘先生是当代的一位大儒。他的学问既具有现代视野、全球视野，又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注重体验，突出境界。他的学术见解独到，绝不人云亦云、追随流俗。刘先生在精神、气象方面似乎较接近宋明儒家，注重克己、修身，讲究知行合一。同时，刘先生那种敦厚的长者风范及合乎人情的平常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平时虽稍显严肃，但与他交谈，也能够感受到他和乐、轻松的一面。

刘先生和刘师母还拿出私人积蓄，在武汉大学设立了“刘静窗青年教师奖”、“王蕴聪纪念奖学金”，以奖励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我本人2010年也有幸获得“刘静窗青年教师奖”。事实上，刘先生和刘师母平日生活是十分节俭的。2000年我在东吴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刘先生作为端木恺讲座教授为东吴大学研究生授课，他往往乘坐公共交通车（巴士等）往返于居所与东吴大学之间。他拿出私人积蓄来奖励后学，令人敬佩。

郭齐勇老师、胡治洪教授与我等编的《刘述先文集》十卷本，已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在编辑过程之中，但刘先生却无法亲眼看到即将出版的《文集》，令人感到唏嘘不已。

刘先生千古！

周浩翔／河北大学哲学系

作为后学，我有幸在学术会议上见过刘述先先生两次。2013年11月，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深圳大学召开，先生携夫人莅临大会，并作了主题演讲。那是我首次见到先生，以前只能在书上领略其风采，那次得见真容。彼时，先生已行动不便，后得知先生患帕金森综合征。但即便如此，先生眼中仍透着坚毅，言行中仍保有老派学者的风骨，让人肃然起敬。2015年10月，先生仍出席了在台湾举办的第十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我看到先生坚持不让人扶，自己颤颤巍巍走上主席台，心中不忍。

2014年，适逢先生八十寿诞，台湾《鹅湖》月刊社拟出先生专刊祝寿，以彰显先生在儒学传播与研究领域的贡献。我奉郭齐勇老师之命，写了一篇拙文，探讨先生在儒学诠释学方面的启示意义。专刊文章在发表前，要先经先生本人审阅，并一一作出回应，到时一并刊出。专刊刊出后，我看到先生对每篇文章都作了概述与回应。以先生八十高龄，对待学术仍如此严谨认真，不得不令我们后学感佩！

2015年，我有幸获得了由先生在武汉大学出资设立的青年教师奖。自2008年起，先生以私人积蓄在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以自己父母的名义设立了两个奖项——“刘静窗青年教师奖”与“王蕴聪纪念奖学金”，专门奖励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青年教师与在读博士生。大孝终身慕父母，先生以耄耋之年仍不失赤子之心，以父母名义设立这两个奖项，既是对已故父母的缅怀，也是对后学的极大鼓舞与奖掖。先生既是现代意义上的儒家学者，也是古代意义上的君子儒，是我们后学立身行道的楷模。

我虽未与先生有过直接交往，但可以说间接受益于先生良多。近日惊闻先生仙逝，不胜哀悼！念及先生的绍传儒学慧命与激励后学之举，敬仰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谨述与先生有关一二，以志哀悼！

徐波／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那天中午看到同学在微信群中转发刘述先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当时一下子愣住，呆了好久，完全不敢相信。因为就在一周多以前，我还写信请教了刘先生，向他求证牟宗三先生关于“圆教”问题的一个思想史细节。刘先生很快就回信予我，在证实了我所得知的信息之后，却说他现在已经无法处理一些太过细微的学术问题了。

当时收到回信后，我非常感慨。因为我领略过刘先生犀利而睿智的思维，思路开阔、逻辑严密而一针见血。我的许多老师都是刘先生的学生或友人，因此很早就知道刘先生罹患帕金森症，身体近些年来一直不好。不过，我的老师们每次提到刘先生的病情时都一定会加上一句，“但是他老人家思维还是很敏锐！”我现在不时会想，刘先生当时给我回信时不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2008年在复旦的国际朱子学会议上，当时还是硕士生的我给刘先生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后来在提问时，因为我的问题有点泛，刘先生转过身来三言两语帮我将问题聚焦。刘先生的眼睛特别亮，在看我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觉到“目光如炬”，印象特别深刻。

硕士毕业之后，我去香港科技大学念博士，开始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也知道了许多刘先生的故事，刘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也渐渐变得立体起来。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新儒学会议上，刘先生莅临我做报告的那场关于牟宗三佛教的专题讨论，他问了在我前面报告的尤惠贞老师不少关于华严宗的问题，并对我们几位报告人说：做牟宗三的佛教，一定要注意这些。后来在去吃饭的路上，刘夫人见到我，特地拉住我和我说：刘先生看了你的论文，说你写得很不错，他很少这样评价的哦！我很开心，吃饭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去向刘先生和刘夫人敬酒。那天刘先生和刘夫人兴致都很高，在得知我是黄敏浩和陈荣开老师的学生时，说黄老师他们是当代新儒家第四代，你们这些学生就是第五代。这些饭桌上老一辈对年轻学生的期许，带了几分醉意。我的两位导师都是与世无争、埋头苦干的类型，也不是什么代表人物，而我则无论从学力和工夫上讲，都完全不够资格。但长辈们的期许，却隐隐鞭策着我在进学的道路上不能懈怠。

2014年底，我毕业离开香港的时候，和几位老师一起聊天，得知刘先生病情有所恶化，已经无法坚持一场完整的讲话了。当时一阵唏嘘。2015年10月，两年一度的国际新儒学会议在台湾举办，刘先生出席了一整天的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做了30多分钟的报告，一开始我在台下有些欣喜，以为刘先生的身体有所好转，但当开幕式结束时，我跟着黄老师过去和刘先生打招呼，看到刘先生走路的样子，欣喜之情渐渐化为一丝挥之不去的担心。

2016年3月底，我有幸以《牟宗三“分别说”与“非分别说”辨析》一文获得刘先生设立的“刘静窗青年教师奖”，这是他用私人积蓄设立的奖教金，以纪念其父母并鼓励后生对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主要设立在港中文、武汉大学和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近十年来众多青年学子得益。而且据我所知，刘先生所设的奖教金、奖学金，在长久以来相对“清汤寡水”的中国哲学领域，金额是最高的。

在武汉大学领奖时，我得知刘先生最近身体维持得还好，以为我总还有机会再亲近刘先生，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他聊聊牟先生的一些趣事。我还让亲戚找了一点相对正宗的龙井茶，托来颁奖的林月惠老师带给了刘先生。先生出生在上海，想来对江南的气息还是熟悉的。没想到那么快就噩耗传来，我回信给刘先生时说的有机会当面致谢竟然再也无法实现！

我是众多受过刘先生恩惠的后学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刘先生对于我们后辈最大的恩惠，是他留下来的众多著作，尤其是他强调沟通融合的儒家发展大局观。他的著作，清晰而有条理，读起来要比唐、牟那一代学者的书要更亲切和易懂，但其宗旨却极为广大。而他也曾经不止一次在他的文章中讲到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自我转化的创新精神，这在今日地球村的时代需要通过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才能实现。

刘先生的思想博采众长而由博返约，是当之无愧的儒家继承者，而其为我们后辈指引的多元架构，也将如学海中的明灯一般，虽薪尽而火传！

王顺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三年前，在深圳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我见到了师公刘述先先生。第一天上午的主题发言之后，导师郑宗义教授带着陈志强、张惺和我等三个博士生找到师公，并对师公介绍说：“这三个是您的徒孙，（您）把把关。”师公看起来很有兴致，连说了几个“好”。可就这几个“好”，让我突然产生了压力。我想，一会儿“面试”如果不好就真丢人了。

因为午间休息有两个半小时，所以大家的交谈还是很悠闲地，然而这种悠闲改变不了我内心的紧张。果然，师公问起了我们的论文选题和思考。听到我说要做有关先秦儒家乐教的研究时，师公来了兴致。他说：“做音乐（研究）好啊，你懂音乐吗？”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小时候学了些相关知识，做研究的话还要补充。”他听了很开心，看了看坐在身边的夫人，对我说：“虽然我不懂音乐，但是很有（音乐）爱好。我的几个孩子都喜欢，也有从事相关工作的。哲学家都应该喜欢音乐，尤其是尼采。你可以看看他和瓦格纳交流的故事，记在他的书里（按：《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及《偶像的黄昏：如何以一支铁槌进行哲学思考》等）。他对音乐的反思很深刻。”之后的话题就围绕着“哲学”与“音乐”展开了。师公的思路很快，我努力地跟上节奏。一番交谈下来，我的手心也渗出了汗，不觉间沾湿了餐具。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师公喜欢吃甜品，但因为身体缘故不能多吃。午餐结束，郑师给他拿了一块点心。他刚吃一口，就被他夫人发现了。他立马指着郑师向他夫人说：“这是宗义给我拿的。”席间众人不禁莞尔。

两天的会议，师公和他夫人穿梭在各个会议室旁听讲者发言。偶然在场间相遇，他也会和我说两句听后感，对精彩的发言也要赞赏几句。在会议结束的欢送宴上，他朝我摆摆手说：“两年后看你的研究成果。”当时，一种莫名的责任感涌上心头，一直延留至今。

如今，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可又如何赴约向师公汇报呢？

沉痛悼念师公刘述先教授！

介江岭／湖北经济学院

刘述先先生去世了，儒门失去了一位极具精神感召力的当代大儒！虽然无缘亲见先生的风采，但先生惠风远播，晚学身受恩泽。读本科时，初闻先生的大名。读硕时，听到郭齐勇师、胡治洪师对刘先生学问与人格的感佩，开始捧读刘先生的文章。在阅读中，“理一分殊”、“两行之理”的洞见让人深切感受到先生真是一位“因应时势而对儒学作了相应开拓的真儒”！

2010年硕士毕业，我在武大国学院做科研助理，暑假在办公室边做“胡秋原藏书室”的整理与行政工作，边准备考博。在读郭师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备考的时候，从网上购得刘先生的《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当时办公室在哲学院二楼，平日少有人来，加上是暑假，更是安静，廖晓炜师兄便每天来办公室写博士论文。他在写作中遇到一个问题，不意看到我在读《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想起了刘先生论新儒家的“回环”观点，苦思的问题得以解决。

刘述先先生用自己的积蓄在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设立了两个奖项，一个是“刘静窗青年教师奖”，一个是“王蕴聪纪念奖学金”。2011年我考上博士后，在老师的鼓励下，申请了“王蕴聪纪念奖学金”。最终经刘先生首肯，有幸获奖。晚学感恩刘先生的资助，更感恩刘先生的精神勉励！

2015年3月在黄冈召开的“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会议上，举行了第七届“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颁奖仪式，我有幸观礼，想刘先生身体应该尚健。不料，昨天惊闻刘先生去世了！感念种种。

哲人已逝，惠风犹存，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