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大陆青年学者敬悼新儒学大家刘述先：不断进取，不负宏愿

［编者按］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刘述先先生，于2016年6月6日仙逝。海内外学界同感同悲，缅怀与追念这位现代新儒学的大家，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陈来、郭齐勇教授等，纷纷撰文悼念刘先生。

刘先生的新儒学思想继承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的思路与规模，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包括其师方东美在内的文化哲学，积极参与中西哲学与宗教的互动讨论，提出了以“理一分殊”为核心的现代新儒家哲学系统，在全球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肯认儒学的精神与价值，同时也让儒学保持着与世界上不同文化、文明、宗教开放互动的潜能。

刘先生还十分关心大陆青年学者的新儒学研究。他慷慨解囊，用个人的积蓄，以其父母的名义，于2009年起在武汉大学设立了“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每年颁奖给一位研究新儒学的青年教师和一位以现代新儒学为主题撰写论文的博士生。这两个奖项至今已顺利运作七年，资助并鼓励了众多青年学者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

事实上，刘先生不仅通过设立奖项的方式鼓励青年学者，还与年轻人们有着频繁的接触与互动。刘先生谦和睿智、平等待人、毫无架子的形象，在交往中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此，奉上十位大陆青年学者的回忆悼念文字，以缅怀刘述先先生对年轻学子的影响与感染。这些作者们或曾获得刘先生设立的奖项，或与刘先生有过交往而备受鼓舞。全文分为上下两部分，此为下篇。

廖晓炜／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2005年武汉大学举办“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刘先生应邀作主题演讲，我第一次得见刘先生。那时我还在念大学，虽然已经阅读了一些当代新儒家的作品，但没有多少理解，对先生的演讲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2008年入武大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导师郭齐勇老师的推荐，此后曾多次赴港台参加学术会议，并有幸聆听刘先生的演讲。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次：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为纪念哲学系创系六十周年及唐君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中国哲学研究之新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刘先生在主题演讲中讲到自己当年因在“中大改制”问题上与前辈先生之间产生分歧，而遭到误解，甚至被唐君毅先生视为“叛徒”；另一次是2015年，在台北举办的“第十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演讲中，刘先生从理性的、感性的、辩证的、开放的和理想的五个面相，阐述自己对牟宗三先生的了解，演讲展示了一个丰富、活泼的生命形象，是客观了解牟先生的最佳线索。

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以牟宗三哲学为选题，刘先生的著作自然也是重点阅读对象。事实上，我常常都是透过刘先生的作品，去理解牟宗三哲学乃至儒学中的很多重要问题。个人感受最深、最受启发的是，刘先生对儒学的宗教性、宗教对话、由“内在”走向“超越”而后由“超越”回归“内在”之必要性、明代儒学的内在一元论倾向等问题的阐发。

2009年起，刘先生以个人积蓄在武汉大学设立“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以资助、奖励青年学者对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我也因《以道德摄存在——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证立》一文，非常幸运地获得首届“王蕴聪纪念奖学金”，随后我致函刘先生表达谢意，刘先生很快即回复表示祝贺。这是我读书期间获得的最重要的一项奖学金，对我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学无疑是极大的激励。

2014年赴台参加辅仁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士林哲学教学讲习会”，其间我与正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的李强师弟约好，一同去文哲所拜访李明辉老师。交谈后，李老师请大家一起吃午饭，恰好刘先生也在研究室，林月惠老师便请刘先生同我们一起吃午饭。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有幸接触刘先生。刘先生当时因患帕金森症，行动上有些不便，但精神似乎还不错。他知道有内地过来的年轻人，特意带来自己此前出版的论文集《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送给我和李强。我当时还特别激动地请求刘先生签名留念。李明辉老师向刘先生介绍我时，提到我曾获“王蕴聪纪念奖学金”，刘先生随即说：我读过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这当然是莫大的鼓励。当天因为有别的事，而匆匆跟刘先生及李老师、林老师告别，未能更多地向刘先生请益，现在想来真是特别的遗憾。

沉痛悼念刘述先先生！

肖雄／湖北大学哲学系

6月6日下午看到有人在微信群中转发林月惠老师的消息，说刘述先先生今晨去世了。第一感觉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逐渐看到有朋友不断转发消息与媒体报道，才不得不相信这是个事实！不禁感叹新儒学痛失一柱！

我与刘先生有过一小段相处的机会，那是去年夏天，我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求学，作3个月的短期交流。2015年8月4日下午，我到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报到时，在二楼看到了刘先生瘦小的身形，但第一次碰见不敢上前打招呼，因为不敢确认——之前从网上看到的刘先生的照片比较精神，与此时所见差距不小。

刘先生每天都坚持到文哲所上班，而且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回，这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应该是很艰难的。我每次看着刘先生摇颤颤地走过来，心中都有一种不忍，感觉应该有个人照顾才让人放心。可是，听其他老师说，刘先生都坚持一个人行走，不让照顾。有几次聚餐吃东西，我看到林月惠老师会替刘先生拿些食物、点心。

不知第一次和刘先生近距离接触是什么时候，但有几次聊天与事迹却值得一提。可能就是第一次和刘先生聊天时，我竟冒昧地问刘先生对我有印象吗？——我心中所想的不是我们之前见过，而是因为2015年5月我刚获得刘先生在武汉大学设立的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奖学金，即“王蕴聪纪念奖学金”。刘先生当时微笑地表示不记得了。不过过了几天，当刘先生再见到我时就说，你获得那个奖了。我说是的，然后送他至办公室，路上他问我，你在这里跟哪个老师，我说李明辉老师。他说，李老师学问很好，你跟他好好学习。由此，我感受到了刘先生的亲切、对于后学的关心。

文哲所的几乎所有研讨会，刘先生都参加，而且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感觉先生虽然行动不便，但是思维却很活跃。记得在一次文哲所庆生会上，我挨着刘先生、李明辉老师与林月惠老师坐着，李老师吃完先走了，剩我们三位，我们谈到我的导师郭齐勇先生。刘先生说：郭老师那个人很难得，不容易，我信任他，在武大设立奖学金，并将我的稿子交给他主编出版。后来刘先生又谈到儒学的希望还是在大陆。

在“王蕴聪纪念奖学金”颁奖时，听胡治洪老师说，刘先生以自己的积蓄与稿酬资助新儒学研究，于此可见先生的宏愿。令吾侪感佩！可惜先生未曾见到全集出版即逝世，令人扼腕！（由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十卷本《刘述先文集》正在紧张编辑与出版中。）吾辈后学唯有在儒学研究不断进取，方不负先生宏愿。

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支柱，无论是为先生本人，还是新儒学，吾侪后学都感到痛心不已。先生走好！先生千古！也愿刘先生的亲人、林月惠老师等身边人保重身体！节哀！

悲闻刘述先先生仙逝，心中感怀。作为后学，我与刘先生没有深度的接触与请益，但每次到台湾参加当代新儒学的会议，我几乎都能够看到刘先生的身影。在印象当中，上午下午开会之前，最早来的几位学者，当中肯定有刘先生与蔡仁厚先生。我看到刘先生瘦小的身影，认真读着会议论文集，感受到他心灵的深度和高度。

刘先生在会议上的每次发言，都很有针对性，例如有一次他发表关于宋明理学的气论的思考，就是针对当今学界通过“后现代”视野解读宋明理学的观点而提出商榷的意见。另外有一次他援引了一位学者新近发表的论文，讨论普世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争论，以作出反思。从刘先生不同的发言来看，他的思路相当清晰，下判断也相当锐利，可见他平日是念兹在兹地关心这些问题的。深圳大学的王兴国老师说，刘先生每次发言，每次发表文章，从来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仅有的几次聆听刘先生的发言来说，我感到确实是这样。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马一浮的新儒学思想。杜维明先生最近很重视马一浮的新儒学思想，但刘先生对马先生似乎不是特别感兴趣。由郭齐勇师推荐，我的一篇关于马一浮六艺论思想的拙文获得刘先生在武大所设的“刘静窗青年教师奖”，这是我工作以来自己所获得的唯一奖励，同时因为这是刘先生为了鼓励青年学者对新儒学的研究而设立的奖项，对此我衷心感到荣幸与荣耀。胡治洪老师对我说，刘先生看了我的这篇文章，也十分的肯定和赞赏。我想，这很可以体现出刘先生思想的开放和胸怀的广阔，同时也体现出他对青年学者的鼓励与鞭策之意。

在武大，郭齐勇老师很重视刘先生所设立的“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每次结果揭晓之前，都有一套严格的遴选程序。而每年颁奖的过程中，武大中国哲学学科点的教授们大都会出席颁奖礼，颁奖程序简洁而庄重。我每年都参加颁奖，聆听获奖人的发言，看到武大的老师们宽慰喜悦的神情，以及负责颁奖运作的胡治洪老师热情的身影，心中很有些激动的。

我从刘先生的著作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启迪与教益。他的《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是我经常用的教材之一。他的“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他对于现代新儒学的“三代四群”的界说也广为学界所讨论。

我想，我们青年一代学者对刘先生最好的纪念，应是继续做好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正如徐波兄所说，薪传火继，让儒学的真精神参与到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去，从而有所贡献。

卢盈华／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

2015年，末学赴台湾参加第十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纪念牟宗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会议期间，经李瑞全老师引荐，见到了前辈校友刘述先先生。时间仓促，我和先生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先生晚年身体欠佳，仍勤奋工作，令人感佩。本想今后有机会向先生再寻求指教，没想到见面即是离别。末学受先生文字影响，并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感受其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景，与其生命学问有所响应。简述数语，以纪念先生。

末学于2010年入读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南伊大位于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城市卡本戴尔（Carbondale，先生将其译为炭谷），风景优美，人烟稀少。生命在此处的展开，颇有些悠闲与孤寂。后来看到刘先生的访谈，深有体会。先生母亲曾来卡本戴尔生活一年，因不适应此处的冷清，后返回了热闹的上海。先生在此求学与工作，奋斗多年，促进美国的中国哲学发展，适以激励我辈于孤寂中坚持。徜徉于Southern Hills, Evergreen Terrace, Campus Lake, Giant City Park等场所，末学感受得到前辈在此的栖息、漫步与思考。

在栽培后学方面，先生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先生之故，当时港台有一批学生至南伊大哲学系留学。他们后来均有所成，活跃于哲学界，是我们的前辈。据晚学浅陋所知，其中有吕武吉、刘昌元、李瑞全、朱建民、谢仲明等先生。末学晚生，无缘受教。然而，先生开创和发展了南伊大的东方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离开后学校一直延续此教席，末学也是间接受先生惠泽。目前南伊大从事东方哲学研究的是晚学的导师、哲学系系主任Douglas Berger教授。我们在课堂上学习了先生的英文著作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尽管美国大学中东亚系、历史系、宗教系和中国语言系中不乏教授东方哲学与思想的教席，但哲学系中并不多见。先生开创母校这一传统，实具重要意义。

先生曾描述的一些场景，几十年后的南伊大仍与之一致。他说起“预试要考两天，那是要考得脱一层皮的。要考西方哲学史、认识论、形上学、价值论，有些人准备预试就要准备一两年。”晚学当时参加preliminary exam，也是考两天。第一天考形上学和认识论，第二天休息，第三天再考价值论，包括伦理学、美学与政治哲学。只是最近有了改变，据说改为只考一天。

先生述及自身自青年时代便采取比较哲学的观点，这也给晚学的学术追求打了一剂强心针。我初时有些不接纳比较哲学，后来认识其价值，虽做出尝试，但仍有所疑虑。先生的事业，为晚学确证这是一条可行道路，也提供了依据。惟才疏学浅，愧对南伊大与前辈校友。

愿先生安息！

盛珂／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惊闻刘述先先生逝世，内心非常哀痛。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念博士时，刘述先先生应邀担任包玉刚讲座教授，在人文学部开设了一学期的当代新儒学课程，使得我能够有机会亲聆先生的教诲，并在课下多有请益。

刘先生上课不急不徐，每每当机点拨，以他丰厚、广博的学养，以及对于当代新儒学精神与义理的深刻把握，总能够切中要害。刘先生待我们学生也和蔼可亲，及之也温。当时我正在准备研究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课上会请教刘先生很多问题，有时且直抒己意。刘先生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开放的态度和对后学的鼓励，然而在基本义理问题上又毫不含混。我当时正在探索之中，刘先生既包容了我的探索，又常常直接指出我理解上的错误。不得不说，通过在香港的学习，我才真的对于当代新儒学有切肤的体会，震荡心魄般的感受，而刘先生的指点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又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和刘先生以及另外几位老师一起翻越山路，在溪边饮茶。那时他已经七十几岁高龄，山路崎岖之处，我常试图搀扶，他都表示不必，精神颇为矍铄。当时的情境，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在我看来，刘先生是真能领会且继承当代新儒家之真精神的学者，同时又能走向世界，面对新的时代有所增益，真正延续了新儒家之血脉。

深切的悼念刘述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