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晚年向右转了吗？他的最后一课像一份世界的尸体解剖报告

法国左翼学界一直以来有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福柯晚年向右转了吗？

最近，关于这一话题的一本小书，《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在中国出版。身为法国八零后青年学者的拉加斯纳在书中展现了暧昧的立场：一方面驳斥了法国左翼学界中流传的“福柯晚年向右转”的说法，也就是说，他认为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并不等于福柯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福柯“既不赞美新自由主义，也不对其进行谴责”，而是把新自由主义“看作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看作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场所”。这两种认识似乎相互矛盾。

要理解这种矛盾，我们就不得不深入到福柯的“最后一课”，也就是福柯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录《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这本书的标题虽然是讲生命政治问题，但其内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系统下，左派面临想象力危机

然而，福柯分析的“新自由主义”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是有一定区别的。按照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说法，自1980年代以来，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开始，资本主义实行了私有化、市场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全球经济危机。1998年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至今没有结束，欧洲多国经济崩溃。而福柯所言的新自由主义则是指197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实行的经济政策。福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将其源头追溯到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联邦德国在建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虽然福柯的新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但是两者是有交集的。两种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有着共同的理论先驱，即以哈耶克、米塞斯领军的朝圣山学社。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几乎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直接批判了哈耶克的国家恐惧症，是左派与哈耶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交锋之一。

“国家恐惧症”是福柯给新自由主义取的一个别名，他认为这是一种“批判的通货膨胀”：第一，它把神权国家、管治国家、官僚国家、法西斯国家、极权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一勺烩了，各种国家之间的区别被抹杀了；第二，它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批判用在对集中营的分析上也同样成立；第三，国家恐惧症过于敏感，恶意贬低国家，连砸坏电影院窗子的人被起诉都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法西斯化的表现；第四，在新自由主义眼中，无论如何，市场经济都是没有缺陷的，有缺陷的一定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现实验证，只凭猜想就可以断定国家会不断扩张权力，控制市民社会。

因此，拉加斯纳里并未刻意区分福柯讲的新自由主义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他在《福柯的最后一课》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使利己主义、个人利益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任何高尚的原则、超越的价值规范乃至社会团结都陷入了危机。不仅如此，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左派还陷入了“想象力的总体危机”。换言之，左派集体失语了。左派既无法系统揭露新自由主义，又只能谈论秩序、国家和调控等话语。这些“新左派”话语显然不同于传统左派阶级斗争、人类解放的话语了。由此甚至可以认为，左派已经集体向右转了。在阿尔方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中，小男孩呆呆望着窗外，寻思着德国兵会不会强迫法国的鸽子也说德语。今天，左派也只能呆呆望着全球资本主义，被迫学习说“新自由主义”这门“德语”。

“生命政治”对新自由主义的洞悉

在拉斯加纳里看来，重建左派、重建批判理论乃至解放实践，就成为左派——或者说，全世界追求进步的人士——的当务之急。而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福柯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应当成为一种被激活的理论资源。

福柯的贡献在于，他并没有像传统左派那样，简单地把新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一棍子打死，而是深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世界观的逻辑和假设前提。在这方面，福柯与传统左派拉开了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拉斯加纳里指出，福柯的工作实际上是要质疑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民主、市场、自由等传统概念上添加的刻板成见，也就是“市场是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是反民主、反自由的”。在这里，福柯沿用了他早年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和70年代以来的谱系学方法。用拉斯加纳里的话说，这是一种思想的大扫除，它要彻底质疑我们从不质疑的、以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些范畴，尤其是市场和自由。

《生命政治的诞生》分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而新自由主义是要建立市场的绝对霸权。在古典自由主义中，不仅存在着市场的经济理性，也存在着国家理由和政治理性。古典自由主义旨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划出清晰的边界，防止国家越界干涉市场的自由竞争。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当作真理化的体制，市场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空间，而是普遍性本身。自由竞争的市场理性取代了国家理由。新自由主义不是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而是只要一种干预，一种“确立市场对社会的全面调节”的干预。国家成了为市场保驾护航的工具，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所在。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自由似乎是自由主义的镇山之宝，随时拿来打人的番天印。拉加斯纳里认为，自由是指多元性、异质性，然而这种多元论成了绝对主义的一元论。为此，新自由主义甚至重新解释了启蒙传统。他们摧毁了启蒙传统对公共财富、普遍意志（“公意”）、集体利益等主题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摧毁了社会这个概念。哈耶克把市场想象为一种自发秩序，自发性、自然性才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因此，福柯严肃地提议，应该把自由主义改称为“自然主义”。拉加斯纳里认为，新自由主义看似是市场乌托邦，实际上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服务的。

福柯指出，经济人假设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石。新自由主义否认社会实体的存在，认为原子化的利己主义个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无法总体化的。福柯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并不质疑总体化观点，它用总体性的斗争模式（阶级斗争）掩盖了局部斗争和被边缘化的、被排斥的少数人的现实。但反过来，新自由主义的解构总体性时抬高多元性，这仍然是用一种压制主体、使公民臣服的主权模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并没有取消社会的总体性权力，而是使之无处不在，并弥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用于解构社会的“社会并不存在”一语也就被福柯解构了，成为“解构之解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最早提及生命政治的那个讲演录为何要以“必须保卫社会”为题了。社会的统治权力现在是以分散的、局部的方式起作用的。而所谓社会，其实就是社会内部的各种局部斗争。因此，左派的斗争模式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模式转向各种局部斗争。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大学，统治权力无所不在，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言以蔽之”。

后现代转向与新的左派策略

这么看来，福柯并非向右转，而是转向了后现代。利奥塔说后现代的标志是宏大叙事的终结和小叙事的兴起，然而严格说来，福柯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叙事是福柯终生未曾放弃的。只不过在论证方式上，他抛弃了传统解放政治的总体性历史观和集体行动的策略，代之以众多独特的局部斗争的策略。借用现象学的口号，可以把福柯的这一转向描述为“面向斗争本身”。

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下，人的解放可能性何在？福柯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一种防止过度治理的艺术。在福柯看来，这表明了两种自由主义的对立，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对立。政治自由主义总以为国家是法治的自由的场所，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因此总是以法律和公正的名义进行抗争。福柯反对这种策略，他指出，把人设定为法律主体，仍然是一种让人屈服的权力话语，这种抗争的结果只能是重蹈覆辙，即强化国家的统治权力。福柯提出的新策略是，站在被治理者的斗争和诉求一边，而不是站在国家和治理者一边。这一来，福柯就颠倒了新自由主义。尽管新自由主义也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反对国家权力的过度，但它是站在国家和治理者的立场上这么做的。

因此，拉加斯纳里明确指出，所谓福柯晚年向右转的说法，并不成立。福柯只是在寻找新的左派策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左派的斗争策略乃至理论基础当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福柯提出的“被治理者的局部斗争”新策略，就是他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最终结论。

最后一课，福柯的卡桑德拉之歌

福柯的最后一课，毋宁说是天鹅之歌，是他的卡桑德拉之歌。他冷静地宣布了噩耗，像在宣读一份世界的尸体解剖报告。这种客观中立的口吻是一种刺骨的冷酷。福柯看穿了新自由主义一切使人屈服的花招，他拒绝服从，但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所谓福柯的最后一课其实并不是他的最后一课，1980年起，福柯继续在法兰西学院针对自我治理的技术进行了演讲。他从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中，发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抵抗知识分子的形象：直言者（说真话的人）。直言者肆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惜冒犯政治权威和大众，这是福柯内心的写照，也是他的生命形式。同时，福柯本人只能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部分，在法兰西学院给粉丝们上课。

他的天鹅之歌是悲鸿哀鸣，是独唱，而不是大合唱的领唱。他的局部斗争策略，其实是失败的。福柯离开了法国，去美国做讲演，恐怕就是绝望使然。表面上看，福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批判的一生。然而，从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他随后的生活道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福柯隐性的一面：绝望的一生，悲哀的一生。或许，这才是福柯真正的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