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党同伐异”：整理唐人小说《游仙窟》引发的争端

杨守敬于光绪年间赴日本访求善本，发现了一部在中土失传已久的唐人小说《游仙窟》，尽管称其内容乃“以骈丽之辞写猥亵之状”（《日本访书志》卷八），颇有贬抑，仍引起不少后来学者的关注。在北大讲授小说史的鲁迅就格外留意，所编讲义中说：“唐又有张文成《游仙窟》，中国已佚，惟日本有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小说史大略》八《唐传奇体传记（上）》）根据讲义润饰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对该书的介绍更为细致，还“略录数十言以见大概”（《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日记中还有“沈尹默寄来《游仙窟钞》一部两本”（《鲁迅日记》1922年2月17日）的内容，依其积习，应该是准备据此整理原作。不过他最终并未亲自披挂上阵，而是促成同乡小友川岛来完成；在动手校录唐宋小说时，也因川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唐宋传奇集·序例》），足见提携奖掖之意。

川岛后来曾详述事情原委：1926年2月，他与鲁迅商讨整理事宜，“鲁迅先生听说我有此意图，就鼓励我”，“把所藏的《游仙窟抄》通行本借给我了”；可他随即发现“其中文字脱讹颇多”，“总想找到一个善本校订一下”；到1927年上半年，他把稿件“寄给在广州的鲁迅先生，请他再为我校订一遍”；接着从鲁迅那里听说北大新进获赠日本影印的醍醐寺本，就又把整理稿寄给周作人，“托他代我就近再校一遍”；而鲁迅另访得一种日本刻本，“亲笔正楷给我抄了一本寄来”；最后“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几种本子的校勘，觉得大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付印了”（《记重印〈游仙窟〉》，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往返周折中，居然先后得到早已反目的周氏昆仲的鼎力襄助，令人甚感意外。

时间拖了那么久，固然可见郑重其事，但也暗伏危机，因为当时有意整理此书的不乏其人。胡适就曾表态：“我当整理此书，为作一序，另印一本。”（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6年9月24日）郑振铎也已得到影印的醍醐寺本，感慨“《游仙窟》的发现，尤足以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件向未洩露的消息”（《关于游仙窟》，载1929年《文学周报》第八卷第二期）；还约请谢六逸翻译日本学者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同上）。胡、郑都是研究小说的名家，一旦捷足先登，那么川岛、鲁迅、周作人，甚至承接出版的北新书局李小峰为此所付出的辛劳，无形中就会大打折扣。鲁迅在事后就暗自庆幸：“我因听见郑公振铎等，亦在排印，乃力催小峰，而仍无大效。后来看见《文学周报》上大讲该《窟》，以为北新之本，必致落后矣。而不料现在北新本居然印行，郑公本却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讲，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谦》）

说到为川岛做广告，郑振铎只是无心插柳，周作人则是刻意为之。他在1928年4月的《北新》第二卷第十号上发表《夜读抄·游仙窟》，谈起“阅日本幸田露伴著《蜗牛庵夜谈》，第一篇是讲中国小说《游仙窟》的”，而“川岛君把它整理标点，不久就将出板”，并将幸田所述内容择要译出。此文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川岛校点本中，宣传鼓吹之意不言而喻。

《游仙窟》内页插图

只是川岛并未如愿成为《游仙窟》的首位整理者，就在其标点本于1929年2月正式问世的十个月前，开明书店居然抢先推出了陈乃乾的校订本。始料未及的周作人毫不怠慢，立刻赶写了一篇《〈游仙窟〉》，发表在上述同一期《北新》上，提到“据我所见的翻印本已经有两种了：其一是川岛标点本，由北新书局出板单行，其二是陈氏慎初堂校印本，为《古佚小说丛刊》初集的第一种”；随后指摘后者多有讹脱，而这些“均已在川岛本照改”。不过仔细覆按，其中却多有蹊跷。首先，在他撰文之时，川岛校点本尚未付梓，但其叙述却让人误以为早已出版，且时间还在陈氏之前；其次，文中详述《游仙窟》的各种钞本、刻本，并据此纠正陈氏的错谬，也让人误会后者寡闻浅识，对此书的流传递嬗茫然无知。实则陈氏在叙录中早已缕述各种版本，并说“近闻日本山田孝雄氏古典保存会曾影印醍醐寺本，当取以勘之”（《〈古佚小说丛刊〉初集总目三种》），只是未能得便参校而已。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举贤不避亲，本是人之常情，但周作人却不惜为之诡言浮说而党同伐异，不免有违忠恕之道。德高望重的他在打击后生晚辈时也毫不留情，此文在1932年1月改题为《读游仙窟》并重刊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二十一期上，后又收入《看云集》（开明书店1932年）中，不断地扩散影响。

毋庸讳言，陈氏的标校确有讹误，但正如周越然所言，“陈本出版最早，校印亦精，其卷首提要，虽只四百余字，实开后来研讨之门”（《谈游仙窟》，载1945年《文帖》第一卷第三期），首创之功仍不可没。而周氏的纠谬虽大多可据，也不无可商。比如他提到小说在传抄中混杂了部分日语，主人公在介绍自己时所说的“见宛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就是一例，“这宛字也是日本字，意思是委付，交给”。他的日文造诣深湛，所言自然能取信于人。在川岛整理本及汪辟疆校录的《唐人小说》（神州国光社1929年）中就都作“见宛”，并未因文意不通而擅作校改。尽管后来汪氏修订本《唐人小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方诗铭校注本《游仙窟》（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此处都径改为“见筦”，但只是据文意所做的理校，并未深究周氏所说是否恰当。

时隔六十年，同样精擅日语的周一良对此提出异议。他早年购读的《游仙窟》正是陈氏校印本（见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周一良读书题记》），到晚年则专门写了一篇《说宛》予以研讨。他提到除了《游仙窟》，在唐代来华的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的著作中，“皆有用作动词之‘宛’字，以汉文习惯绳之，甚不可解”。他注意到周作人的意见，但认为只是“强作解人，犹未达一间也”。在考察了诸多唐代及日本古代写本后，他发现“唐人写‘充’字有时与‘宛’字上部写法极为相似”，而日本“自平安时代即沿唐人俗体书风，写充字近似宛字，流行既久，先与宛无别，进而以宛代充矣”，因此《游仙窟》等书中的“宛”字，“若一一读为充，视作充当，亦无不文从字顺，厘然有当矣”（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简而言之，《游仙窟》中的“宛”并非周作人所说的日语，起初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最后遂相沿成习。数年后，周一良翻译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新井白石的自传，从其著述中发现早有“宛，俗充字”的记载，便在自己论文后补上一则附记（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周一良集》第三卷），进一步确证先前的结论。周氏的考证穷原竟委，足可信据——可惜近来出版的数种《游仙窟》校注本竟然都未提及——由此也可见古籍校勘并非如旁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如周作人这样既坐拥善本又学殖深厚，在过度自信之余也难免郢书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