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印度的夺命高考

印度的夺命高考

图中女孩为17岁的克里提·特立帕提（Kriti Tripathi）

近日，媒体和公众的吸引人都被高考占据，那么国外高考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本周，政治家兼作家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描述了印度的“夺命高考”。

4月底，17岁的女孩克里提·特立帕提（Kriti Tripathi）在印度科塔（Kota）跳楼身亡。她刚刚通过印度理工学院（IIT）入学考试。一周后，另一位科塔学生普利提·辛格（Preeti Singh）自缢，几天后身亡。她们都参加了科塔“补习班”，这些补习班的唯一目的是帮助高中生准备IIT入学联考。

事实上，科塔的补习班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症候。该市高级官员、区税务官拉维·库马尔·苏尔珀尔（Ravi Kumar Surpur）在一封回应最近的死亡事件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信中提到了这一问题。苏尔珀尔将矛头直指家长，恳请他们不要让孩子承受过度压力，替自己完成心愿。

印度家长以对孩子成绩要求严格闻名。他们知道，在正确专业取得专业学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成就，因此他们竭尽全力确保孩子能获得一个这样的学位——而在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得这一学位绝不容易。在这一根深蒂固的成绩文化影响下，计划对科塔补习班环境进行行政调查不可能形成纠正措施。

每年参加IIT联考的人数有500,000，只有大约10,000能上线——而他们往往很讨厌这些考试科目。印度学生常常把自己逼到崩溃也不肯放弃。

工科和医科仍是印度中产阶级家长的科目选择。每年印度有五十万工程师毕业，其中80%的人从事不需要工科学位的工作。但是，印度家长的观念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认为工科是现代化的敲门砖，继续强迫孩子学工科。考不上ITT最后会进入水平参差不齐的各种院校，其中许多院校的无法让毕业生具备当今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

而印度医学界由印度医学委员会把持，这是一个不透明的自利组织，刻意限制医学院学位供给。医学院必须获得印度医学委员会承认，而该委员会只承认381家医学院。这意味着12亿印度人每年只有638,000个医学学位——只占想读医科的印度学生的不到1%。

印度有能力每年培养比现在多三四倍的医学毕业生。但印度放任医学委员会严格控制医学生人数，导致印度穷人无法获得充足的医疗服务，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压力已然非常巨大的学生考取医学院的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巨大的人口竞争极少数专业学院学位——科塔补习班这样的机构得以兴盛。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唯一途径时，复习就成为教育的一切和终极目标。要满足家长的“进取心”，印度年轻人为了这个伪神坛而牲了自己的兴趣。

德国媒体人问：他们离法西斯主义还有多远？

本周，德国《时代》周报的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离法西斯主义还有多远的》的文章。

作者称，德国人永远也无法摆脱近代历史的创伤，而在今天，当放眼欧洲大陆和大西洋对岸，这一点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了。上世纪30年代在这里发生的事，和今天有着太多不同，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和奥地利的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无疑也不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然而，30年代德国堕入全民拥戴希特勒的经历，为理解自由民主如何突然转向反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参照。

且不说德国是否生来有纳粹主义基因，这个国家是在四个趋势的带动下，开始否定一战后的宪政议会制民主政体——即所谓魏玛共和国的，它们分别是：经济萧条，对制度失去信心，社会羞辱和政治失误。这些趋势一定程度上在今天的西方也可以看到。

先看历史。1929年的“黑色星期五”股灾引发全球经济萧条。美国当时情况很糟，然而德国更糟，接下来三年工业生产萎缩了一半。股票失去三分之二的价值。通胀和失业率飙升。在许多德国人眼里评价已经很低的魏玛政府，似乎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与此同时，20年代的现代化正在动摇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女性突然开始去工作，投票，参加派对，随心所欲地跟人睡觉。这就在以传统为导向的劳动及中产阶级和有国际视野的先进人士之间形成了隔阂，这道政治、商业和艺术的隔阂越来越大，在经济灾难来临之际达到极致。人们认为这些混乱是精英阶层造成的，大众已经准备好让一个铁腕人物来恢复社会秩序。

作者问，今天正在经历又一个魏玛时刻吗？

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衰退，远远不及“大萧条”的苦难。然而它们有着类似的效果。21世纪最初10年的高速增长，令欧洲和美国人以为他们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崩溃之后，银行、房地产市场和政府的垮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受灾，他们对辜负了他们的制度怒不可遏，尤其是那些号称在掌控这一切的政客。

选民问，为什么政府一开始会容许这么多像罪犯一样行事的银行家存在呢？为什么去救银行，却任由汽车厂倒下去呢？为什么要接纳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呢？这些依据超现代自由主义世界观界定出来的精英阶层，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而劳动阶级——及其传统价值观——则被鄙为乡巴佬？

反建制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是全球化后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冲击的一个症状，这和上世纪30年代对现代性的排斥是相似的。“大众”常发出的一个指责是，出于某种原因，自由民主已经过头了，成为一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精英阶层意识形态。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称这些普通百姓是“les invisibles et les oubliés”，被无视、被遗忘的人。

作者认为，今天当然不是1933。今天的民主制度要稳固的多。但念旧的力量与你生活在什么时代是无关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诸多的差别，人们的确在整个西方世界目睹着又一个1930年代的到来。

西方“普世价值”为何陷入危机？

本周，英国华裔自由撰稿人崔莹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报道了欧洲难民危机之际，政治家和学者叶礼廷对“普世价值”的独特思考。

欧洲难民问题继续考验着欧洲各国，许多欧洲国家放弃长期宣扬的平等、博爱的原则，而选择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6月6日，受富布赖特委员会邀请，前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主任，前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叶礼廷（Michael Ignatieff）教授在英国爱丁堡进行演讲，解析“普世价值”在欧洲所遭遇的危机，他指出目前主权正处于回归阶段，公民多从“常人美德”的角度、而非从“普世价值”或国际法的角度，看待欧洲的难民问题。

今年69岁的叶礼廷本人也是“难民子弟”，他有俄国血统，他的祖父曾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手下担任教育大臣，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逃往加拿大。叶礼廷在多伦多出生长大，后前往英国教书，并担任过记者和主持人。他为英国思想家伊萨•柏林（Isaiah Berlin）写过传记。2000年，他返回哈佛大学，担任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主任。2006年到2011年，叶礼廷步入政坛，并成为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后因竞选惨败，他最终辞去党主席的职位，退出政坛。

从政前，身兼作家、政治哲学家和人权民主学者的叶礼廷曾入选“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结束政治生涯后，他回到大学教书，业余继续撰文关心世界政治与人权。

叶礼廷解释，为何西方的“普世价值”陷入危机？为何欧洲各国不再主张融合和友爱？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为难民提供庇护的做法和公民的认同之间发生了冲突。当接收一个、两个难民时，公民没有怨言，当一百万难民在那里等着入境时，公民就感到了威胁。在民主国家，政府首先要保障本国公民的利益，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履行为难民提供庇护的义务。当民意反对（由于难民数量增多，公民感受到威胁）时，这个国家就该停止接收更多的难民。

叶礼廷提出大多数公民出于“常人美德”的视角善待难民，而非西方世界一直推崇的“普世价值”。叶礼廷从事人权研究和教学25年，他的这一观点可能会令人权捍卫者感到失望，却语重心长。

叶礼廷解释，正是这样的常人美德引领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给聚集在车站的难民送水，送面包，送毛毯。常人美德并非是服从、受“普世价值”教化后的道德，而是和“普世价值”毫无关系的、甚至是与其对立的一种道德。

他指出，用“常人美德”的视角看待问题，首先就要承认自己和他人、公民和陌生人的区别。容忍不同的社会群体，并非是由于服从于“普世价值”而履行的义务，而是容忍具体的人，公民认识的那个人，无论那个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完全取决于公民对他的评价和态度、公民和他发生的故事等。在这种情况下，容忍不是义务，而是一种馈赠。

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难民获得庇护是难民的一种权利，明确禁止一国驱逐或遣返难民。叶礼廷却反驳说，从“常人美德”的视角，讨论这种权利是无意义的。他指出，“人们摆脱各种观念的压力，无论是种族主义，或者普世价值，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做决定。”

按照“常人美德”的视角，这个国家会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地对待陌生人。当然，“常人美德”不排斥这样的做法：如果房间已经满了，这个国家就该关门。

同时，不能回避的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现实是：在西方世界，认为为难民提供庇护是难民的权利的主张根本没有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当国际法、普世价值“失效”时，叶礼廷试图从人性的角度为解决难民危机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为难民提供庇护看成是公民的馈赠和礼物的主张，或许能够真正说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