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欧洲杯可以弥合政治失败的欧盟吗？

2016法国欧洲杯才刚刚开始，即便有一些足球流氓到处惹事，但至少呈现出一派欧洲大团结的景象。但这一祥和的局面可能在杯赛中途就要被打破——本届欧洲杯正好碰上了英国脱欧公投。那么，足球可否成为挽救欧洲分裂的良药？欧洲杯冠军能否挽留英国人的心呢？

已故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曾著有《战后欧洲史》，他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认为1945年后，是足球将欧洲真正“统一”在一起。“统一”这个词可能并不完全合适欧洲，因为人们的表现差异、分裂和相互蔑视继续在足球这一领域呈现着，但足球本身的角色就好像一个强大有力的公共剧场，承载着巨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有意思的是，那么多关于英国脱欧的讨论，其表现出的想法或者思路，跟足球与欧洲事务之间的关系就有某种罕见却真实的联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计划被互相牵涉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危机所左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长期处于紧缩状态，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大量失业人口。此外，由于叙利亚内战等一系列动荡引起的难民危机、宗教问题和恐怖主义，已经使十分脆弱的欧洲内部族裔关系更为复杂。

而接踵而至的政治危机则被视为大众对于精英统治所抱幻想的破灭。支配欧洲六十余年的“中右”和“中左”政党首当其冲在选举中败下阵来，而“极右”、“极左”党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分裂分子得以崛起，他们中许多人极度怀疑所谓的欧洲计划。

足球在欧洲文化中并不总是处于中心地位。欧洲大陆经过战争的撕扯，经历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之间的争夺后，几乎无力成立一个全欧洲范围内的足球组织或者举办任何形式的锦标赛。

直至1954年欧洲足联成立，作为现代欧洲足球的开端，法国足协秘书长显示出让足球跨越国界的野心，正如欧共体所做的那样。1955年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作为英格兰联赛冠军得以参加首届欧洲冠军杯，但即便在如此情形下，一直由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对是否加入欧共体一直犹豫不决（1960年，法国拒绝英国成为会员国）。

过去，被排除在欧共体与欧锦赛（欧洲杯前身）之外，对英国政府和足球俱乐部来说是一种困扰，但加入同样也是。

凯尔特人队和曼联队分别在1967年和1968年获得欧洲冠军杯，缔造了俱乐部以及它们所在城市的足球神话。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这也可以从一场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足球赛上窥其时情形，球赛中英国、爱尔兰、丹麦三个欧共体新成员迎战六个欧共体创始国。但在1985年欧冠决赛上发生海瑟尔惨案后，所有英国球队被禁止参加欧洲赛事数年之久。这不仅仅是耻辱，对整个国家的足球竞争力更是一次致命打击。

在过去的20年里，规模庞大而富有的俱乐部使比赛逐渐以高度商业化的形式呈现，从这个方面看，一个统一的市场对欧洲足球来说同样极为重要。在这块大陆之下的教练、球员是一个整体，也早已成为常态。

十年前，欧洲经济仍然繁荣的时候，新扩张的欧盟——虽然仍然不受公众喜欢——成为区域合作和超国家主义的典范，欧洲足球培育了许多欧洲的优秀特性，现在仍然也是。

1950年代以来，它提供了一个比其他大多数欧洲项目更广阔和更包容的愿景，不仅从一开始吸收了西欧经济共同体的核心要素，而且还吸收了更西边的爱尔兰和冰岛，以及东方苏联（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精华。

足球当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经济部门，欧洲是全球化方面的赢家，可以用其技术和资金优势来吸引全球各地的玩家、投资和观众。

欧洲赢得了1990年代以来七届世界杯中的五届（剩下两届冠军被巴西拿下），在冠军联赛中，其足球技术具有无与伦比的质量、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足球展现了欧洲公民社会的活力和关联性。

欧洲足球激烈的竞争和卓越的技术，受益于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和技术转让的速度和自由性。

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个更暴躁、丑陋的欧洲出现了。对于法国来说，对比尤为强烈。法国赢得了1998年世界杯，其成员多样化的国家队队伍代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那以后的很多年，法国国家队和法国本身的形象被不断地检验。相反，多民族欧洲足球的新面孔是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他们的足球队反映了他们新的移民和种族图像：北非和刚果裔比利时人，尼日利亚、土耳其和波兰裔德国人。

冰岛足球的崛起证明，一个不属于欧盟但是明显欧式的社会在球场内外能产生什么。一个只有32.5万人口的国家已经能第一次出现在国际锦标赛上，甚至打败人口规模是其250倍的土耳其，它在世界足球排名中从131位上升到34位。这一切发生在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国家破产，被排除在国际资本市场之外。

冰岛成功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但真正创造变化和发展的能量来自足球运动员、教练和粉丝。在信贷宽松的时代，冰岛明智地花了很多钱建造几十座供暖的室内足球中心，使得全年培训、踢球和比赛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不仅产生了更大的人才库，而且还让草根迷焕发出强大的集体能量。

欧盟以外的欧洲也将很好地代表2016欧洲杯，它们是代表东方的三巨头：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尽管他们的足球队并不足够强大。土耳其进入了比赛，但是其足球队日益依赖土耳其裔德国人，以及训练有素和无限优越的德国培训系统。乌克兰足球则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事物一样，被战争分裂和破坏了。

至于英国，种族和国家、融合和种族主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其货真价实的多民族足球队却一踢就是20年，伴随着它的是日益棘手的英国风格。对于威尔士来说，最近一次出现在国际比赛上是1958年，当时仍然有12万人从事煤炭采掘业，而国家队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同时，北爱尔兰队则完全由新教会员支持，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则选择支持共和国（爱尔兰队）。

并不是只有英国在讲述着那些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整个欧洲大陆，公众、媒体、政治家、社会评论家，都将俱乐部、国家队参加欧洲杯看作是国民健康与否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