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检察官的辞职自述:上升通道漫长,产生了职业倦怠感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实习生 蔡浩然

2016-06-14 14: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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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乾看起来比想象中年轻,干净文雅,有点娃娃脸。和几乎所有的律师一样,一套黑色西装使他显得精神干练。他的新工作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莘庄,这块建设中的热土目前地广人稀,已竣工的写字楼宽敞明亮。
律所的人并不多,作为工作自由度比较高的律师,一般不要求每天打卡上下班。但张颖乾在不出差的日子里,仍旧每天9点多坐半小时的公交,晃荡到办公室,这个习惯与他此前7年的检察院公诉人经历有关。
1987年出生的张颖乾还不到30岁,江苏无锡人,2008年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到江苏省某检察院工作。他是那年公务员考试的江苏省第一名,在检察院公诉二处待了七年,他做了七年公诉人,办理刑事二审案件。
辞职是2015年3月份发生的,助理检察员(检察官等级一种)张颖乾产生了职业倦怠感,他觉得个人能力提升遇到一个瓶颈。
张颖乾
“公诉情结”
几乎所有的法学院学生,毕业时的标配是考公务员,考研,做律师。张颖乾也不例外。当时,张颖乾宿舍里6个人都在考公务员。到毕业的时候,他身边有一半人工作有着落,还有一半人连着落都没有,他觉得自己能考上公务员,已经非常幸运了。
“他跟我讲,结识了现在的律所主任,想出去跟他学习学习,我还跟他开玩笑,以后还可以考回检察院。我觉得他跟那位律师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能教的已经教给他了。”面对徒弟的离去,师傅魏西(化名)是支持的。尽管在检察院待了大半辈子的他真心希望,像徒弟这样有能力的人能留下来。
魏西是张颖乾在检察院的师傅,今年50岁,是一名资深公诉人,他的办案能力和法律功底,是江苏全省公诉人里的佼佼者,主要办理疑难复杂案件。
张颖乾没想到的是,在他从检察院辞职4个月后,师傅魏西也以助理检察员身份提前退休。一般来说,满30年工龄的公务员可以申请提前退休。随着年龄的增大,已经做了20多年公诉人的魏西,突然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充满恐惧。
公诉人这个工作对在法庭上的能力要求很高,“我们需要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作为他所在检察院年龄最大的公诉人,魏西不愿意离开时给别人留下一个很差的印象,“我也不愿意退下来以后给别人打杂,所以决定急流勇退。”
路远(化名)是张颖乾刚入检察院时的领导。他说,检察机关有个词叫“公诉情结”。出庭久了可能会厌烦,但是公诉人这个工作比检察机关其它工作都有意思。“这个身份,让人有职业认同感,始终让人充满激情。遇到一个案件,鞭策你不断学习。”
但他透露,检察机关一般也正是公诉部门辞职的人相对较多,走的都是业务骨干,只有这样的人出去才容易转型。
“死磕型公诉人”
三百本卷宗,每本厚两三厘米,摆了整整一个房间,房间大概15平方米。张颖乾坐在卷宗中间,整整一个月,一份一份地看。
这是他第一年做书记员的情景:面临最高检检查案件,公诉科需要把三年内办过的所有案件卷宗(当时已经归档)的主要法律文书都复印出来,装订,一案一总结。
这个任务工作量很大,张颖乾每天晚上加班到八九点。但那个时候他不觉得累,“每次整理案件,看别人怎么办这个案子,能得出很多的经验。“
陪同提审,开庭,做记录。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张颖乾眼里,公诉人的工作是神圣的,唇枪舌剑,挥斥方遒。
一开始,当上面派给他一个案件,完全不知如何下手。他跟不同的检察官去开庭、提审,学到很多开庭提审的风格,有的公诉人是斯文型的,有的是激情型的。
魏西对张颖乾影响很大,一般公诉人发表庭审意见时大约10分钟,但魏西发表出庭意见,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个半小时。还有律师叫他“死磕型的公诉人”,“不太容易吃亏。”
由于业务拔尖,魏西多了一些额外工作。每年公诉人培训时,他要去给全省公诉人讲课,新的检察员集训,需要他去培训。司法实务机关与高校之间交流,他被选中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上课。
“从公诉业务上看,他师傅是老道的,在全省也是拔尖的。他师父很正直,书生意气,给他带了一个做人做事的模式。”路远如此评价两人,“不是热衷于仕途的人,是想搞业务的人。”
受师傅的影响,张颖乾将自己的公诉人风格定义为激情型,他在庭审现场,逻辑严密,说话掷地有声,每一次讯问之后会确认当事人的回答,用一个“好”字结束,然后再进入第二个问题。
按魏西的说法,最了解公诉人能力的是法官,而非同事。因为公诉人的能力是在法庭上被看到的。“我从其他法官那听到说,你们那个小张很好。”
下派锻炼是约定俗成的,新招录的公务员工作一年或者两三年以后就轮流到基层去锻炼一年。
张颖乾下派的基层检察院工作压力比较大,2009年到2010年,张颖乾在那锻炼,一共办了六十几起案件。也就是在那里,他独立办了第一个案子,历时一个月左右。
这是一件非法持有毒品的零口供案件,被告人从来不承认。怎么去提审被告人,怎么去询问,怎么去审查证据,张颖乾的心里没有底,“所幸,这个案件其他证据比较充分,有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包括从他车里搜出一定克数的毒品,物证也比较充分,看完之后心里面就比较有底了,哪怕他是零口供的,我也可以通过客观证据来锁定他。”
魏西说,进入体制内的人,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比较喜欢偷懒。但张颖乾不一样,他出差住宾馆,都会利用空闲时间钻研法律。
变与不变
不管是师傅还是同事,都评价张颖乾“优秀”。他对业务很钻研,学习能力很强,在同一批年轻人中很突出。
“当他是书记员时,就能协助办案,这已经超出一般书记员的能力。虽然还没有取得助理检察员资格,但大家都认为他是有能力出庭的。”路远这么评论着。
取得助理检察员资格,需要工作满三年以上。助理检察员经过检察长批准就可以行使检察员的职权。“助理检察员和检察员只是行政级别不一样,干的所有工作都是一样的。”
张颖乾在第二年就可以独立办案了,但不能出庭。路远记得,在取得助理检察员资格前,有好多次案子实际上是张颖乾办的,但署名是别人。
刚开始独立办案时,他只能办一些事实证据都比较清楚的简单案件,但慢慢到了第四年、第五年后,领导会有意识地委派他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第五年时,他已经独立办了公安部交办的一个重大职务侵占案件。“像我的话基本等到第五年左右,基本上成长为非常成熟的公诉人了。”
工作到第七年时,张颖乾发现,自己在检察院,现在是这样,十年以后可能还是这样。
“十年里我甚至可能都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身边人都不变的,位置都不挪。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最恐怖的地方。十年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脸上的皱纹多了一些,头发变白了,或者头发变少了。”
“一般要多久能升为检察员呢?”
“要竞争上岗。”
“最快的话多久?”
“快的话你能一次就上,那可能三年就变成检察员了,但如果一直没竞争上,那可能十几年还到不了。”
“那检察员升到检察长要多久呢?”
“就是很长嘛,因为检察长都是领导,就更不好说了。”
师傅的经历也让张颖乾感觉,上升的通道很漫长。
魏西早年在江苏某基层检察院干了十几年公诉人。2006年,最高法规定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定所有的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他所在的检察院重新成立公诉二处,魏西经遴选进入,担任助理检察员。
在早年的那个基层检察院,魏西一路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公诉科副科长,做到反贪局副局长。反贪局副局长的级别是科员。而他在现在的单位做了10年公诉人后,级别只是从副科调成了正科。
由于魏西业务过硬,2013年,检察院给了他一个主任检察官的行政头衔。当时整个检察院两个公诉处,一共八个主任检察官,只有他是助理检察员,其他人都是处长。“这不是正式的,是临时的。”主任检察官不加工资,职务上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张颖乾提到的“竞争上岗”,不仅看年限,还要看名额。年限达到了,名额空了,才有机会。从助理检察员到检察员,必须工作一定时间,级别达到副处以上才有资格竞争,与此同时,还要刚好有检察员的名额。
一般来说正科要做四五年,才能竞争副处。魏西还没有到副处级别。“机关里就是这样,一般来说,不管你工作好也好,不好也好,或者你工作能力强也好,不强也好。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一定时间,才能竞争。”
有些人一开始就做助理检察员,起点就比魏西高。有同事说,他吃亏就吃亏在从基层上来。
张颖乾刚入检察院时,路远也是助理检察员——他从2006年开始担任助理检察员,2012年调去别的处担任副处长。
2015年,涉及司法工作人员饭碗的员额制改革开始试行。1/3的人可以入额成为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将确认谁是办案的第一责任人,案件中辅助性的工作分给检察官助理去做。
张颖乾担心,是否会让领导先入额,接下来2/3的人论资排辈。这样,他觉得自己在之后的十年里,可能都没有独立办案的资格,只能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办了这么多年案子,突然不用办案子了,对我来讲是一种荒废。”
路远见过一些跟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人辞职,“可能觉得员额制轮不上,等不起了就走了。张颖乾比我小,员额制肯定没他的份,但他等得起。”但他同时强调,离职的人通常是私下听说,他并没有统计过人数。
“检察官离职通常有几种情况,但概括起来就是看不到职业前景的希望。其实司法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改革大方向和内容也是如此。因此许多人也寄望于司改,比如我。但为什么有一些人选择离开,还是因为个人对改革前景的预判问题,有人悲观也有人乐观。”路远说。
正如他所说,年轻检察官中间也有不少乐观的留守者。刘东东(化名)是上海某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助理,他从政法院校毕业三年,“员额制实行后,上升可能比以前花的时间更长。”但他同时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干法律工作的年龄大才是优势,有的人三十岁入额,跟国外比,其实已经很早了。”刘冬冬说,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刚起步,还需要时间做判断。目前刘东东还没发现身边有因为员额制改革离职的人。
而对于另一位在上海工作两年的年轻检察官助理李平(化名)来说,检察官是他从大学起的法律梦想。“其他人辞不辞职我不知道,我不会辞职。”
在路远看来,变革时期促使大家更多地做这种预判并选择。“解铃还须系铃人,留住这些人的办法恰恰还是司改,只要司改能够落到实处,发挥良性效应,自然能留住人和吸引人。怕就怕久拖不行,或换汤不换药。”
转行
在检察院时,尽管张颖乾属于业务型公务员,但行政性的会议仍然很多。每周一上午要参加全处固定不变的会议,布置下一星期的工作,周四或周五开半天全院会议,小会更是数不胜数,一般一个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个议程接一个议程。
魏西也感觉到会议很多。“这个问题没办法的,我们大概一半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我们纯粹搞业务的,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但他就是带着两个耳朵去听,“我这人比较老实。”
除此之外,张颖乾说他身边的同事还要做联合接访,三个月不用去检察院上班,而是去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坐班。
“可能领导觉得我们俩业务做得好。业务做得好,反而接访更多一些。”魏西表示理解。
路远对这个现象如此解释:“各个单位都有接受信访的任务,涉及到某个案件,控申窗口的人也会分门别类到相应单位。这种工作本身是合理的。”
立案登记制之后,大量案件涌进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子送过来登记后立案,不用实质审查。
检察院的案件比法院少一些,张颖乾所在的检察院一年30几件案子,但仍旧很忙,他经常需要出差,有时遇到涉及几个地方的案件,被告人都被羁押在当地的看守所里,提审需要去当地市里面或者县里面的看守所。有时,星期一出差直到星期五才能回来,连轴转地提审、开庭。
案件是季节性的,有时井喷,有时很少,张颖乾记得有两个月一个案子也没有,很轻松,天天上班就看看书聊聊天,一杯茶一张报纸也能坐一天。
“第一年工资每月3000多元,第二年5000多元,之后就没有涨过。”张颖乾说,在他工作的几年,南京市民平均月收入在三五千元,他工作地点周边的房价目前约为2万一平方米。在工作的前两年,他有时还需要接受家里的补贴。
做公诉人,一个刑事案件,张颖乾跟律师干的是一样的活,他开玩笑说,我们出庭,20块钱一天,对面辩护人起码两万块一天。
而魏西笑着说,不夸张地讲,其实出庭一分钱都没有,几十块也是出差补贴,公诉人只拿固定工资。
张颖乾家境较好,父母给儿子在南京买了一套总价约200万元的房子。父亲张建刚说:“我们作为父母,希望孩子工作稳定点,内心是不同意(他辞职)的,本不希望他赚多少钱。”但最后还是决定尊重他的意愿。
但他也说:“以前人家问,你儿子是干什么的?做检察官。检察官肯定好听,律师肯定地位低。”
说起职业尊荣感,张颖乾也发现,对别人说做律师和做法官、检察官确实不一样:他在检察院时,每年有十几个人给他介绍对象;当律师以后,给他介绍对象的只剩亲戚了。
张颖乾的新工作在上海,上个周末,他工作太累,在家睡了两天。新工作虽然没有以前忙,但让他感到压力很大。“要直面各种人、各种事;以前案件自己可以把握时间进度,现在都要听公检法的安排,很有可能这个案件材料还没处理完,法院突然通知开庭,需要连夜准备材料。”
但他又觉得,做律师,现在每天都是新的,他不确定今天能够接触怎样的人,什么样的案件。“这可能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张颖乾的新办公桌位于15层透明的落地窗户旁,透过透明玻璃,是一片巨大的人工湖,远处有一片新楼正在建设中。
法律
我是一名检察官,关于刑事法律问题和检察机关职能问题,问我吧!
检察官天毅 2016-05-29 156 已关闭提问
责任编辑:黄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检察官 辞职 员额制 司法改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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