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谈“三农”：农村政策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是自主和自由

2004年6月，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副书记才一年多的田纪云，写下了《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一文。

在2016年6月出版的《田纪云文集·农业卷》中，田纪云把这篇文章放在全书最后一篇。在文章中，他这样评价中国的农村改革：“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正是这一场革命解决了12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1983年至1993年，田纪云任两届、十年副总理。“1985年中央政治局确定由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田纪云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一文中回忆。

《田纪云文集·农业卷》约26万字，汇集田纪云1982年至2004年期间关于农业问题所作的报告、讲话、文章等共33篇。

田纪云曾长期在贵州和四川的基层工作。1965年，他在贵州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真实情况。

“农民要想务工经商，就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照上面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田纪云回忆，“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以千万计。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但改革始终伴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田纪云回忆，有人对农民的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不同声音，“当时不少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

1982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田纪云，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指示，率领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1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3篇调查报告，并由《人民日报》连载。

田纪云回忆：“这些报告说明：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

“对于这样一个伟大而具深远意义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一些思想极其僵化、死死抱住‘左’的马列教条不放的人，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说它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资本主义复辟的风源’，必欲除之而后快。”田纪云回忆，“有人甚至一心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

1989年11月27日，田纪云在全国农村综合开放经验交流会议上重申了农村政策“六个稳定不变”：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责任制的政策稳定不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稳定不变；“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继续稳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政策稳定不变；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稳定不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稳定不变；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购销政策稳定不变。

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1992年2月8日，田纪云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后说：“农村政策中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我看是四个字，一个叫做‘自主’，一个叫作‘自由’。这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产品如何处理，他有了自由处置的权力。一个‘自主’、一个‘自由’，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田纪云一直关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他认为：“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工农联盟的重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必须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的过程，二者之间互相依赖，相辅相成，损害了农业，工业自身的发展也难以持久，更谈不上经济现代化。”

（本文引文除标明外，均引自《田纪云文集·农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