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美国黑人作家聊天，他们会聊什么？

6月15日，马龙·白兰度奖颁给了2015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和诗人索尼娅·桑切斯(Sonia Sanchez)。颁奖仪式之前，三人就艺术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交谈。

塔那西斯·科茨长期关注美国种族和社会公正问题，他的著作《在世界和我之间》备受好评，获2015美国国家图书奖，他还曾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

莫里森凭借小说《所罗门之歌》、《宠儿》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她去年发表了新作《上帝救救孩子》，她是公认美国在世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桑切斯曾获得罗伯特·福斯特奖和兰斯顿·休斯诗歌奖。她著有二十逾本著作，包括近作《清晨俳句》。

下文节选了三位作家的精彩对话，他们谈论的问题包括拳王阿里、奥兰多枪击案，以及促使他们写作的动力。

为什么写作？

科茨：写作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选项。我从小在书的包围下长大。书本俯拾即是。我爸爸是个出版人，他出版图书。我妈妈是老师，妈妈教会我阅读和写作。当我闯祸时，妈妈会要求我写散文，说明自己做了什么。但如果你在我面前竖个老师，放张桌子，把我扔进什么教室里，我几乎肯定会立马对阅读和写作失去兴趣。阅读和写作是属于我的某样东西，这是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事。无论我没发表、发表、然后某天退步了又不能发表；无论我靠它赚钱、赚一点点、然后某天一丁点儿都不赚——我还是会写。

莫里森：我开始写不是因为我想写。是因为我非常、非常想读。我热爱阅读，从未变过。

打三岁起，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就会教我怎么识字，我们就会用小石子儿在人行道上写字儿。有一天，我们决定拓展我们的词汇量。100英尺之外，有一座房子的侧面写了个字。我们决定重复它、学习写它。

于是我们开始了。我们写了个F。回过头去看看。U。确保笔划干净利落。再回头。我们正在写C的时候我母亲暴跳如雷地窜下楼梯，大吼大叫着。“你们以为自个儿在干嘛？你去打水来。你去拿扫帚。”于是我们含着泪花逃开了，拿来东西把这个字给擦掉了。我那时知道了：如果我写字，有人会气得爆炸。

我开始动笔写书的时候三十八九岁。我决定我要写一本我真的想读的书。

莫里森谈小说《最蓝的眼睛》与等级

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源自我和朋友的一次对话。我那时八九岁，和她走在一条街上，我们在很严肃地讨论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说他是存在的。她说他不存在，而且她还有证据。

我说，“什么证据？”

她说，“我请求上帝赐给我一双蓝眼睛已经有两年了，可什么都没发生。他没有赐给我蓝眼睛。”

我记得当时我转过去凝视着她，思考着两件事。第一，感谢上帝他没有赐给她蓝眼睛，因为那样她看起来肯定很糟。正是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在想，她看起来很美——她是个皮肤非常非常黑的女孩，颧骨非常美丽，你知道吧，高高的颧骨和动人的双眼——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美丽”这个词。

这不是我们小孩子会用的词。我们会说可爱或者别的什么。但当我看着她，第一次看着她，当我抛开蓝眼睛这个可怕的念头而凝视着她时，她很美。美极了。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美”这个字眼，和另外一个人类的联系。

三十年后——我试图写的就是这个：相信自己很丑是一件多么糟糕、多么具有毁灭性的事。一个人如何被别人摧毁。如果你接受了，它就会毁了你。还有我们中的有些人多么容易成为将人划分等级的同谋。如今划分等级或许比从前多多少少更复杂些了。

科茨谈创作《赔偿案》的动机

科茨：《赔偿案》是当时我唯一的答案。唯一的答案。

那时我还在《大西洋周刊》供职，同事之间在进行一场辩论。这是场由来已久的辩论了。你去看任何一份社会经济学方面的统计数据，都会发现黑人总体来说都处在底层，或接近底层。人们总是在辩论这其中有多少应归咎于非裔美国人和社区内约定俗成的习惯，又有多少该归咎于更大的组织如公司、政府等设置的结构。

我参与到那场辩论中，当我开始严肃认真地研究这段历史时，我开始明白，我的故乡巴尔的摩周围的城郊、芝加哥周围的城郊，在那里看到的、还有在全美基本上任何一个地方黑人居住的地方存在着大规模种族隔离现象——这都不是什么巧合。政府实际上深刻地牵涉其中。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阴谋。你上谷歌搜索一下，看看地图就能发现。

在我看来很简单：如果你也是从这个社区榨取利益的同谋，那么你应当有所补偿。

当我开始审视它的规模时——这可不是丁点半点儿的问题，如果你想弄明白美国的住房是怎样的运作机制，它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你就需要研究种族主义的历史。你没法绕过去。

我开始明白它所带来的效应：一个非裔美国家庭每赚五分钱，一个白人家庭就会赚一元钱。我开始理解到它的影响范围。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有手机，能看到警察干这些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干过来的事，现在我们有手机可以把他们录下来。要想弄清楚这些社区为什么会形成，就没法省掉这一步。

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存在大量恶习，但问题是：这些社区的恶习是否比其他社区的恶习更糟糕？我们都经历过佐拉·尼尔·赫斯顿（非裔美国小说家）所谓“哦，我的人民”的这些时刻。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更糟糕呢？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我和所谓的“来自更高社会经济水平”的人们交往越多，我越发现在这里你也能看到同样的文化形式。区别只在于这些人有财富保证自己免受外界干扰。

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被主流文化狠狠排挤的“赔偿”概念，其实才是真正符合常识的做法。自诩为美国主流话语中心的那些人才是真正被蒙蔽住双眼的人。

作为非裔美国人，我们总是迫于压力需要进行妥协，从而避免给自己或后代带来生理上的伤害。要留意肤色不能土灰，头发不能弯，确保一切看上去都正常。我们要大费周章，从而展现最好的一面；从而看到有人坚定地拒绝接受，从而听到有人说“我的形象属于我自己。我无需迁就于你。如果我想说自己是最棒的，我就要说我是最棒的。”从而看到有人进行下一步行动。

拳王阿里，拳击作为写作

科茨：我本来永远都不会看拳击的。我是一个棒球迷。但我父亲有一天晚上对我说，“你得去看看舒格·雷·罗宾逊。他是个艺术家。他不单单是在打人。他在舞蹈，他在移动。你会喜欢那种诗意的。他就像个拳击场上的诗人。”于是我坐下来，看舒格·雷搏斗。然后就是穆罕穆德·阿里，我说，“我不看拳击，它太残酷了。”然后我父亲对我说，“你得看穆罕穆德·阿里，因为他就像舒格·雷·罗宾逊。他就是舞者。他就是诗人。他很聪明。他是个聪明的拳击手。”于是我看阿里比赛，迷上了他，你看，他不仅仅是在为自己出拳，他在我们每个人出拳。

莫里森：他立马就能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他对我抱怨说我们没法去新泽西的某个图书签售会。（莫里森曾是阿里第一本著作《最伟大的》的编辑）我说，“你说没法去是什么意思？摊子都摆好了。”

“不不不。太花钱了。”

我说，“不会花钱的。你在说什么？我们来付钱。你去那里签书就行了。”

他说，“我说花钱是因为别人会管我要钱。”

然后我说，“你不需要给他们钱。”

他说：“我是冠军。他们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说，‘嘿冠军，给我一块钱吧。’我不能说我没钱吧！我没法拒绝。”

于是每个管他要钱的人他都会给，这很花钱。

我坚持认为这不是个拒绝去签售的好理由。我正在劝他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过大厅，一位白人女士，上了年纪。她很慢地向他走来，然后他对我说，“告诉这个女人我没法给他签名。你跟她说。”我当然没法这么做。

但他是对的。我认为这与其说是关于钱，倒不如说是关于每一个排队和他说话、握手的人。他们会拍拍他的肩膀说，“嘿冠军！”上千的人会这么做，而他什么都没法说。

警察与黑人社区之间的冲突

科茨：当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发生时，我们习惯就冲突发生的时刻进行分析。就拿奥兰多（指奥兰多枪击惨案）来说。我们在说的是《攻击性武器禁令》，这是我们当下的位置。于是实际上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手段看起来反倒成了过于极端的解决方式。《攻击性武器禁令》根本不够；远远不够。

在类似弗格森枪击案（2014年8月9日弗格森发生的迈克尔·布朗枪击案）中，你陷入到这种境地中：麦克·布朗和警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分析都围绕这个展开。没有一种分析会深入去问：警局和这个社区在过去是怎样的关系？首先，为什么会有警察在那儿？为什么居民会对警察抱有那么大的敌意？

司法部这次干的一件好事就是它除了公布迈克尔·布朗的死因调查报道外，还公布了调查报道，揭露了弗格森市基本上就是在把黑人社区当做一个非法金库。我实在没法换一个词儿。他们实质上就是堂而皇之地扒整个社区的钱包。

追溯历史，这在黑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问题。但要上升到这个层面进行分析非常非常困难。我们深深地陷入初级冲突当中，因为它们刺激，它们耸人听闻。影像就是会有这种煽动性的作用。但要让大众回过头来，思考住房，思考为什么这些社区会是这个样子——“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更大的问题？”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这工作让我们头皮发麻。

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要做，而我们或许不会成功。但我们必须致力于奋斗努力，因为我们别无他法。我们必须跃过“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些警官被判刑？”的阶段，到达分析“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阶段。你一旦依赖于法庭，一旦依赖于派遣这些警官到那里去的法制系统本身，你就有麻烦了。你必须首先抵达决策的层面。

莫里森：在佛蒙特和麻省以北有白人小孩过量服药。你猜结果呢？他们发现了一种可以注射的药，它能确保你不会因为过量服药而死。还建了房子，能让人在这里自由地复健。这个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了，不需要再把这些白人孩子送进佛蒙特的监狱了。决策，你说得没错，科茨。

写作的过程

科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喜欢边写边喝杰克·丹尼威士忌。现在我没法这样干了。我以为这是因为这样做不太好，但最终明白这是因为我扛不起了。

我一向是不择手段。我是冲动型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写出来的，但我就是做到了。我感觉在某个节点上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我就没法变成一个好人。我就没法和周围的人好好相处，所以我不能不写。

现在我觉得我必须多一点自律。当我死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很多想法。我会死，而我没法把一切都写出来。所以我只能尽我所能地写。

莫里森：科茨，别这么说！

桑切斯：我相信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些思想是不会死的。

科茨：我也想这么说。

桑切斯：你应该的！你应该写出来。但这些想法会说出来，他们会被别人拾起来。

科茨：那最后功劳归谁！（笑）我今年四十了。

莫里森：我让你偷点懒吧，要是你四十的话。

桑切斯：你起早写吗？

莫里森：太阳升起来我就写，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很聪明。就是这样。11点、12点后，就不行了。但对我来说精力和创造力都来得很早。这不是我出于体力、审美、自律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作出的决定。它来了就来了。我和你一样，索尼娅，在黄色信笺薄上写，然后重读，删改，重写。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直接在电脑上写，我的思路和创作就没那么好。

当我在普林斯顿教书的时候，我总是能认出在电脑上创作的学生的作品。写得不错，但他们说得太多了。就是多了一点点，只需要一个词的时候用了两个。

艺术的危险

莫里森：我想提醒我们所有人，艺术是危险的。我想要提醒你们历史上被谋杀、屠杀、囚禁、砍头、流放的艺术家们。艺术史，无论是音乐、写作还是别的，总是血淋淋的，因为独裁者、在位者和那些渴望控制和欺骗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人会扰乱他们的计划。

这些人就是艺术家。他们是歌唱真理的人。这正是社会应当保护的东西。但如果你进入到这个领域，无论是索尼娅的诗歌或者科茨清晰、惊人的散文，它都是一项危险的志业。会有人来抓你。你需要在动笔之前就明白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写作，因为它是人类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