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两弹”研究发祥地原子能楼被拆毁，老院士曾呼吁保留

2016年6月21日，“共和国科学第一楼”被拆毁，享年63岁。

就在此前一天，科技日报推出《京城之大，能容得下小小的原子能楼吗？》等报道，多位专家学者忧心忡忡：共和国“两弹”研究的发祥地是拆是改还是移？纷纷呼吁保护共和国科学第一楼。

21日一早， 令人揪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几辆拆迁铲车上下挥舞，该楼主体全面被破坏，能保住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拆除手续齐全”

记者21日上午闻讯赶到现场发现，原子能楼的东面配楼已被拆得所剩无几，整个大楼已拆近三分之一。大楼南面主体部分和西配楼还未拆除。几台黄色大型挖掘机正在施工。

大楼北面已被蓝色的隔离板围起来，外人不得入内。通过栏杆缝隙，记者找到几个正在吃饭的施工人员了解情况。他们说，今天早上接到通知来拆除此楼，预计半个月后将完成所有拆除工作。记者又从一小道进入大楼南面拍照，被一保安发现并制止。他表示不让外人进入，不允许拍照。

此楼的南面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原子能楼拆除后我们将建设一个新的科研大楼，但领导讨论的方案是保留一面墙。”一位路过的纳米中心研究人员说。

下午5时，施工现场有人爆料，拆除工作因故被紧急叫停。现场拍摄照片显示，该楼北面主体部分已基本被拆除。

记者打通中科院相关领导电话询问此事。几位曾参与研究处理此楼的领导均称不分管或不了解此事，让联系中科院传播局。记者打通传播局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说不清楚情况，让记者走采访程序，表示会逐级请示。一位领导称，“此事很敏感”，下午院领导已就此事召开临时会议。而纳米中心领导下午也一直未接记者电话。

记者多方打听到，中科院曾讨论过原子能楼整体或部分保留的可行性。但若将原子能楼作为纪念设施改造或整体移动，申报难度大，审批许可周期也将非常长，会影响纳米中心新建项目的进度。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相关负责同志透露，该楼拆除手续齐全完整，合规合法，但是该楼有独特的历史价值，院办也多次开会研究其保护方案。现在的方案是将老楼拆除，但将保留一面南墙并嵌入新楼，同时保留老楼西配楼中加速器这一重要设备。

共和国核科学的发祥地

原子能楼没有被认定为文物，为什么要保护？“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选定的‘永久院址’，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业将其称之为“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国核科学的发祥地”“中国原子弹的起点”。

樊洪业认为，原子能楼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历史地标意义和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价值，不能当作普通楼房对待，不能简单地以可否使用来衡量其价值。

“如果要论中关村、中科院历史文化价值，再也找不到第二栋楼能与之相比。”一位中科院的老人说。

该楼曾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楼。科学院原副院长吴有训曾兼任该所第一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一年之后任所长。

1951年5月，钱三强亲赴中关村测勘物理所楼址，同年10月底工程破土动工，1953年底大楼竣工，钱三强所长带领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于1954年元月从东皇城根迁址到中关村。

当时，此楼成为中关村科学城中的第一家研究机构，称为“中关村物理楼”。1958年，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回忆说：“当时物理所是按照最好的标准建造，钢筋混凝土结构，地板是水磨地，质量非常好。唐山大地震时，北京地区很多建筑都有不同的受损，但是这座楼仍‘固若金汤’。”

大楼是中关村地区第一栋现代化的科研建筑，一共五层。西侧是静电加速器的大厅，有四层楼高，安装的是70万伏大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和250万伏高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由于体量太大，在楼西侧还留下两层贯通的入口，并在楼顶特制三角顶板。大厅安装了起重吊车，吊车可以伸到大厅的外面，为的就是把250万伏高气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的钢筒等设备运进楼内。该楼还建有半地下室，半地下室西边是库房，东边是工厂，搞机械加工。

70万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是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1958年被运往新建的中国科技大学供教学使用。而那台25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至今还在这座楼中。

“中国核物理科学奠基人聚集于此”

“在近代物理所没有什么所训、口号，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吃馒头，先种麦子’。”在此工作了20年的中科院院士叶铭汉是钱三强的学生。他说，当时物理所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

1952年，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办所方针：“以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为中心，充分发展放射化学，为原子能应用准备条件。”

后来调整机构，研究所内成立了四个大组：一组为实验核物理组，组长赵忠尧；二组为放射化学组，组长杨承宗；三组为宇宙线组，组长王淦昌；四组为理论组，组长彭桓武。第一大组下又设加速器组、探测器组、电子学组、核乳胶和云室组共四个小组。初步勾勒了核物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1953年，中科院决定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物理研究所。物理所刚搬来新大楼时，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统称“918信箱”。

事业初建，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极其困难。科研人员一切从零开始，自己动手研制仪器设备，开始建立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验技术，在宇宙线、粒子探测器、加速器、核电子学、理论核物理等领域逐渐发展。

筹建初期，钱三强四处招揽人才，从清华调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调来了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等。彭、王就如同钱三强的左膀右臂，理论、实验比翼双飞。

物理所陆续吸引了多批海归，新中国的呼唤，让他们纷纷回国，义无反顾。钱三强还从国内邀请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来所，包括于敏、黄祖洽、王树芬、李德平、叶铭汉等。

在这五层楼的房子里，一时群贤毕至，阵容强大，中国核物理科学主要奠基人聚集于此。

钱三强就是中国发展原子能研究这盘大棋的总策划。“他布局分工很全面，王淦昌搞实验物理，彭桓武搞理论物理，黄祖洽和于敏搞氢弹。他考虑周到，从理论设计到工程应用、原料化工、电子控制，没有短板，都配齐了，而且每一步都走得很合适。”叶铭汉回忆。

物理所“英雄榜”单上的人名，都在共和国的科学史上熠熠生辉。从这栋大楼里走出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大批泰斗级人物，包括科学院院士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汪德昭、张文裕、于敏、邓稼先、陈芳允、陈佳洱、朱洪元、李正武、杨澄中、肖健、何祚庥、何泽慧、王承书、金建中、唐孝威、黄祖洽、谢家麟、戴传曾、吕敏、李德平、胡仁宇、王方定、夏培肃、方守贤、冼鼎昌、张肇西、张宗烨、柴之芳等，以及工程院院士叶铭汉、陈森玉等。还有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丁渝、冯锡璋、郑林生等著名科学家。

“老母鸡下蛋，孵化出七八个研究机构”

1955年，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坨里地区兴建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代号“601厂”，1959年改为“401所”，仍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名称。1958年坨里基地建造好后，物理所更名为原子能所。中关村部分就不再发展了，称为“一部”；坨里部分为“二部”，重心转移至此。1973年，“一部”改建为高能物理所，逐步搬迁到北京玉泉路现址。

1974年，生物物理所等入驻原子能楼。1990年，原子能楼变为微生物所的北楼。不过在原子能楼内，为家住中关村的生物物理所老所长、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贝时璋保留了办公室。他曾兼任原子能所七室主任，负责放射生物和卫生防护方面的研究。他也是守望原子能楼的最后一位老一代科学家。

原子能所这栋大楼，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从这里分裂、衍生出了许多核科学研究机构。

在科学院系统内，1957年，杨澄中带着部分人员和设备，组建了兰州物理室，后发展为兰州近代物理所；陈芳允、黄武汉等调出筹建电子学所；夏培肃等调出筹建计算机所。1962年，张家骅带领同位素应用研究室和电子静电加速器组与上海理化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原子核所。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理论物理所成立……

至于在国防研究系统，有关原子能研究衍生的科研机构就更多了：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华北辐射防护研究所、华北605所……这些院所大都从原子能所“裂变”或由此楼的研究人员开创。

原子能所枝繁叶茂，在全国“遍地开花”。为此，钱三强形象地比喻为“老母鸡下蛋”。

“原子能所是‘满门忠孝’”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被委以重任。钱三强身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不过名义上是双重领导，学术上仍以中科院为依托，叫做“出嫁不离家”。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央要求二机部、五院和中科院要“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把“两弹一星”搞上去。中科院二话不说，不仅支援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如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黄祖洽、于敏、杨承宗等，而且把原子能所整建制地划转给二机部。

有人称在中国研制 “两弹”的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到914人。

当时，在前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背景下，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氢核理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两弹一星”创业历史何处寻

一直为“保楼”奔走呼号的《民主与科学》杂志原主编孙伟林在闻悉此楼被拆的“噩耗”时，连说了三个“痛惜”。“为什么前不久关于‘中关村的明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李佩先生的专访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在青年中引起那么大反响？因为大家都明白，‘多年后，李佩的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孙伟林说，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人们从中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价值观的坚守，对科学的执着，对名利的淡定，这是共和国创业者的精神追求，但也是今天所缺失的。 而有六十多年时间积淀，蕴含着人们所景仰的众多著名科学大师事迹的“共和国第一楼”，其意义和价值，更是任何当今高楼大厦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在北京市城市建设中，由于急功近利，已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拆迁遗憾，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记者在拆除现场碰到一位关注老楼命运的专家。他指出，该楼被拆除的命运与若干年前中关村规划有直接关系。他对此痛心疾首：“科学发展不是靠盖大楼、搞人海战术，以摧毁历史就能换取卓越的。不是楼越盖越高，学生越招越多，好科学就搞出来了。”

据记者了解，在欧洲，很多科学家的实验室甚至住过的地方基本都会被妥善保护，如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整栋实验小楼仍原汁原味地保留着100多年前的风貌，并对外开放，成为当地著名的景点。

中关村老一代科学家蔡邦华之子、旅加软件工程师蔡恒胜在微信朋友圈获悉大楼被拆毁的消息时留言道：“如果你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你可以找到爱因斯坦1933-1955年的足迹，他工作过的物理实验室大楼仍保留，他买的住房仍可供参观。这都是历史的记忆! 更何况中关村科学第一楼，后人想要追寻中国原子弹、氢弹发展的历史轨迹何处找？‘二弹一星’功臣的创业场所哪里寻？ ”

“对所有老建筑的摧毁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背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见物思情，勿忘历史”“申请把楼留下！加固一下，修缮一下！”……虽然这两天网友纷纷发出呼吁保住此楼，但也阻挡不了它的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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