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一镇政府被列为老赖：欠债19年，换4个执行法院都没用

辽宁省丹东市长甸镇成了“老赖”。

19年前，该镇居民周胜喜从镇政府手中买下一家砂轮厂。但签订合同后，周胜喜指责镇政府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导致他损失近400万元。

讨债未果，周胜喜将长甸镇政府告上法庭。胜诉后，周胜喜始终没拿到镇政府的欠款，至今本金加利息已高达3700余万元。近日，丹东中院作出决定，将长甸镇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在近日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中，多位法学专家认为，长甸镇政府拖欠债务19年未还清，法院应加大执行力度，可通过追加上级政府为当事人等方式，促使原被执行人尽快履行相关法律义务。

镇政府欠债19年未还，最高法曾督办

1997年8月，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该县长甸镇政府在改革镇办企业长甸砂轮厂的过程中，与周胜喜签订合同，约定镇政府将砂轮厂评估报告确认的资产转让给周胜喜，同时由周胜喜承担原厂的全部负债。

但周胜喜称，此后进行砂轮厂交接时，镇政府未将流动资产中的247万余元交付给他。

双方谈判无果，2001年5月，周胜喜将长甸镇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共393万余元及利息。同年11月，丹东中院判决镇政府赔偿393万元及利息。

长甸镇政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02年4月，辽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

2003年7月，丹东中院判决：驳回周胜喜的诉讼请求。周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12月，辽宁高院终审判决长甸镇政府赔偿周胜喜247万余元，并从1997年11月30日起承担相关利息及逾期付款的责任。

拿到终审判决，周胜喜以为终于可以收回应有的债权，但法院对长甸镇政府的执行却是波折不断，连执行法院都变更4次。

2004年8月，周胜喜向丹东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执行不到财产，次年5月，辽宁高院指定由沈阳铁路运输中院执行。一个月后，沈阳铁路运输中院又指定丹东铁路运输法院执行。

2009年，时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曾向最高法写信反映此案执行难的情况。同年6月，最高法监督办公室回复称，已交由辽宁高院办理。

2009年9月，辽宁高院作出答复，回应周胜喜数次对长甸镇政府“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举证，并称“此案在执行过程中，丹东铁路法院多次到被执行人处了解情况，该镇政府的资金非常困难，短时间无法偿还欠款”。

2011年，因本案长期未能执结，辽宁高院裁定由丹东中院执行。同年9月，丹东中院裁定“长甸镇政府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2016年6月13日，丹东中院决定将长甸镇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专家：法院应加大对特殊主体执行力度

6月22日，以周胜喜的遭遇为实例，一场主题为“破解法院执行基层政府难题”的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研究员谭秋桂指出，目前对于涉党政机关等特殊主体的案件，法院执行效果并不好，主要原因是党政机关的法律意识不强，没有把执行法院的裁判作为重点事项予以对待，而作为执行部门的法院则存在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的问题。

“本案中，法院曾计划拍卖长甸镇政府的旧办公大楼，镇政府说要拍卖就新旧大楼一并卖。”谭秋桂表示，从理论上讲，当事人没有权利选择执行标的，法院决定拍卖什么财产，就按此财产执行，该决定具有权威性，“但周胜喜案中，法院却对政府妥协了，最后旧的办公大楼也没有拍卖。这表明法院在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中，执行力度是不够的。”

谭秋桂建议，对涉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可设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当下级党政机关超过一定期限不履行其法律义务时，法院就变更、追加上级党政机关为当事人，以此来促使下级党政机关积极履行义务。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步峰也认为，法院应加大对党政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他指出，现行很多法律法规对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有具体的规定，如《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执行》规定中，如果不履行法定的执行义务或者执行职责，对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法官，都可以依据《纪律处分条例》和《公务员处分条例》加以追责。新《民事诉讼法》也强调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执行进行监督，法院也可以追究拒不履行判决裁定，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

2016年5月，最高法曾出台《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要求各级法院要全力推进各项执行工作健康快速发展，确保在两到三年期限内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

该《纲要》中提出，要建立特别案件执行长效机制，继续深化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清理专项活动，通过联合通报机制督促自动履行，推动将特殊主体的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形成破解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的合力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