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汲于“大一统”学科体制中求名分，儒学能有多大出息？

持续多年的国学一级学科旧议未平，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新议又起。

据凤凰国学，6月11日，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复性书院举行的“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暨儒学教材编纂”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联合倡议在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并发表《关于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的倡议》（以下简称《倡议》），申论儒学应设一级学科的理由，认为关系民德优劣、文化兴亡、国家治乱、民族盛衰，“是迎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和学术支撑，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可谓言简意赅，义正辞严。

其中关于儒学与国学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话：“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之大全，儒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之主干。设立儒学一级学科，可以极大地推动国学门类建设。”这话玄机暗藏，却又呼之欲出：作为国学主干的儒学如设为一级学科，那么涵摄儒学而为“传统学术之大全”的国学又岂是区区一级学科所能安置？必要高于一级学科才行。比一级学科还要高的是什么呢？只能是大学科门类。

2011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共划定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3个学科门类，《倡议》之于国学，其志或在令其跻于其中，而使学科门类13＋1=14乎？若然，则真可谓一箭双雕，格局大变矣！

之前国学一级学科之提法，遭遇最多的批评即内容太多、太不确定，申立者自己也难以有足以服人的合理解释。而《倡议》则改变策略，一方面将各方面条件更合乎标准的儒学别立出来，单独申立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则径将“内涵丰富，包罗广泛，涵盖诸科，体系复杂”等原先妨害国学一级学科的因素，作为国学固有特征从正面加以肯定。

于是，原来申立一级学科时的所有劣势，一变而为升格成更大学科门类的优势，而其下所开疆域再也不是区区一个一级学科所能尽，而是由儒学领衔的无数个一级学科，及其随之而来由多级学科支衍派分出来的庞大国学体系。其气魄之宏，格局之大，令人称叹！但称叹之余，也还有几个困惑，陈之于下，质诸高明，幸有以教焉。

第一，“国学”名号之惑。清末以来，国学思潮几度兴衰起伏，都有特殊的时代因缘，其中无不是“国”之色彩浓而“学”之色彩淡。有人说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虽然难听，却也反映几分事实，照见特定时代人们某种尴尬处境和复杂心理。所谓国学，其实常常是“国”之偏执超过“学”之考量，这也是国学长期以来所以备受诟病的原因。这里不想全面考察国学之由来是非，只是由《倡议》中的“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之大全”想到“国将不国”，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之大全”中的“国学”，“国”自然是“中国”，“学”自然是“传统学术”。既然“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那么“中国现代学术”就肯定不是“国学”。说“中国现代学术”不是“中国传统学术”，这没什么问题，可一旦将“国”字名号专属于“中国传统学术”，则荒诞却又合乎逻辑的事情就发生了：“中国现代学术”被“势不可挡”地沦为“不国”之物！而更荒诞却也同样合乎逻辑的事情是，独称“国”号的“中国传统学术”之“中国”，与无缘“国”号的“中国现代学术”之“中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国学”竟引发出“两个中国”的奇观，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却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固执地独霸“国”号的“中国传统学术”卫道士们不知曾否料到这一结果？

第二，儒学与传统学术关系之惑。从《倡议》所给出的论证看，倡设儒学一级学科的理由比之前倡设国学一级学科的理由要充足得多，其中强调“儒学已具有自足圆满的经典体系、悠久绵长的发展历史、内涵丰富的思想学术、数量庞大的文献积累、系统完整的信仰体系、日用常行的道德伦理、淑世济人的实践功能、成果丰硕的教育经验等等，构建了儒学特有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也基本合乎传统儒学实际情况。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学一级学科争议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若儒学设为一级学科后，传统学术其他内容构成与儒学的关系及其在学科体制中的地位，即是非常麻烦的问题。特别是，儒学不论是归入现有人文学科门类中，还是归入《倡议》所暗示未来可能成立的“国学”门类中，都难免与人文学科现有门类间无休无止地纠缠，一些学科内容如何切割重组，将是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目前还看不到倡议者对这方面很好的论证。

《倡议》第三条提到“构建完善的儒学学科，应编撰含括儒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如经学、义理、考据、辞章、政事等）在内的系列教材”，其中一、二级学科的配置并不合理。如“考据”，其实是贯穿传统学术各个部类研究的方法，并非一门专门学问；而“经学”则在传统学术分类中本是高于儒学的一大部类，却被置于儒学之下，与本是学问方法的“考据”并列为二级学科，这不古不今的分类不知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呢，还是情急之下的迷乱？令人费解。

的确，儒学本诸六经，但六经之学并非尽是儒学。在传统学术分类中，六经之所以高踞四部之首，并非因为其出自后来拥有独尊地位的儒家，乃因其出自王官，而为先秦诸子所同享共本。马一浮所谓“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有道理的。有学者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样说并非不可；但如果反过来，说经学就是儒学，或只是儒学，那就决然不可。实际上，这一说法多少有以经学尽归儒学的导向，将经学设为儒学下的二级学科，即可能与这一导向有关。这无疑遮蔽了六经出自王官且是先秦诸子共同源头的真相，割裂了诸子与六经的关联，将六经之学完全变成儒门一家之学，这是违背学术史实际的。

总之，设立儒学一级学科所引起的传统学术内部不同部类间及其与现有学科体制间的矛盾冲突，将比国学一级学科更加纷繁激烈。不过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既然号称以传统学术为本，就要了解并且理顺传统学术不同部类间内在关系脉络，令其在各得其所的基础上并育共进，并能实现转型，与其他现代学术门类协调相融。但《倡议》及其他相关论证看，设立儒学一级学科极有可能是志在解纷，而适成新扰。

第三，“三段论”历史观之惑。《倡议》说：“经济不兴则无以聚民心，文化不兴则无以定民志。建国后第一个30年阶级斗争巩固政权，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现在应是进行文化强国建设的第三个阶段，中国人民将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达到和乐盛美的状态！”“和乐盛美”四字充满古典儒家韵致，令人不禁神往遐想，但也禁不住困惑：这一“阶级斗争巩固政权”、“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文化强国建设”的三段论历史观，是否缺失了相当重要的一块？执政党在“第二个30年”就提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三个30年”又被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重申，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

而“三段论”对此似乎不甚措意，仿佛“发展经济”已可穷尽“改革开放”全部意义，下一步只要坚定不移以儒兴“文”、“化成”天下，即可跻人民于“和乐盛美”之境了。然而，如此真的可以吗？儒学在“第一个30年”何以遭遇灭顶之灾？倡议诸公当能体察。那么，“三段论”对此是大而化之化而不见了呢？还是认为只要有“权”（政权巩固）、有“钱”（经济发展）即可“斯文在兹”，一切就OK了呢？

第四，“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之惑。《倡议》称：“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在学科建设中，西方有的我们必有，而西方没有的学科我们不敢有，导致中国传统学科在制度设计上几乎完全被西方学科体系所取代。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势在必行。”毋庸否认，当下中国学科体制确是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长期积淀的产物，说“中国传统学科在制度设计上几乎完全被西方学科体系所取代”，也大体成立，但说“西方有的我们必有，而西方没有的学科我们不敢有”，却与事实不合。

首先，西方有的我们必有吗？只要拿我们的学科门类去和西方加以比较，不仅比较名目，也比较其内涵，相信“西方有的我们必有”这句话决不至于说得如此理直气壮。譬如“神学”，我们有吗？又譬如曾被一些学者拿来作为申立国学一级学科参照标杆的“古典学”我们有吗？

其次，“西方没有的学科我们不敢有”吗？答案也显而易见：否也！试问西方有全国普遍公设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吗？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吗？事实是，从学科建设到学科内涵，在追求和彰显中国特色上，“我们”似乎从来不惮与西方立异；在贯穿学科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上，“我们”更是一向敢于挑战“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

《倡议》把“我们”说得像是一直唯西方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小脚女人。由今上溯六十多年，更继续上溯至于晚清，学科史文献俱在，征诸其实，岂其然也？长期以来，儒学/国学界很多人提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莫不痛加诋责，将其视为造成传统学术系统解构和地位沦落的罪魁祸首。这类话语被一传十十传百演绎重复的结果，是似是而非的谬误俨然成了毋庸置疑的真理。

话语的发明者及蒙受蛊惑的信从者，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国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并非中国固有，而是从日本舶来的。最早引进“国学”概念并倡导研究中国“国学”的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也正如余英时所郑重指出的，“虽然以‘国学’(或‘国粹’)与西方学术系统做鲜明的对比，却并没有抗拒‘西学’的意思”，“事实上，他们是最先在‘国学’与‘西学’之间寻求会通的人”。其后又有胡适一辈倡导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与章、梁一辈比较，其方法不尽相同，但宗旨基本一致，即都是为了寻求能把“西学”会通接引融入中国的契合点。

因此，援引“西学”并与“国学”会而合之，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的自觉追求。在他们看来，引进“西学”乃是“使吾国学别添活气”（梁启超语）的好事。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仅凭中国固有学术已经难以应对世界巨大变迁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固有学术系统的解散和重构实际上源自中国社会自身内在需求，正当要冲的“西学”不过因天时地利被借为切磋参照的工具而已，非由任何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也。

不过，正如余英时所言，晚清以来中国学术转型进程中，当中国学术和教育界已完全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系统而将自家原有的一套抛弃的时候，人文研究却依然上承源远流长的原有学术系统，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二水分流”，即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已深入中国学术和教育体制之内”后，这一特殊景象也没有实质性变化。他举例说：“一个在西方受过哲学史专业训练的人绝不可能把他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心得和经验原封不动地全部搬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面，甚至也不可能立即在中国哲学文本中展开工作。他必须另外接受一套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特别是经学和子学，否则他将面对着大量的中国资料而手足无措。”晚清以来中国学术转型进程因此呈现出“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即“中西二学”相助俱盛。余英时还说：“如果上述趋势能延续下去，‘中西二学，盛则俱盛’的局面或将有新的发展，也未可知。”

但令人遗憾的是，恰在进入《倡议》所称“第一个30年”时，“‘中西二学’竟同时进入‘衰则俱衰’的阶段。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国故学同时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一切有关中国历史、文学、思想之类的研究，以前属于‘国故’范围的，此时则全部收进了苏式的分科系统之中”。

由上可见，“西学”尽管“强势”，但中国原有学术系统的解散和重构却另有因缘，而“西学”不仅不是摧毁传统的“罪魁”，反而与“国学”一道沦为真正“罪魁”灭杀的对象。如此一段痛史，《倡议》却以“阶级斗争巩固政权”八字轻松带过，“中西二学”因此蒙受三十年“衰则俱衰”的悲剧却反而归咎于早被隔绝的“西方文化”，其中缘故究竟何在？

第五，“大一统”学科体制规划必要性之惑。说到中国文化传统，其大之最者莫过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任凭“西化”如潮汹涌，也难改变这种“大一统”积习对人们心理和思维模式的顽固支配，可谓已植入血液，演成基因，根深而蒂固。虽然“大一统”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已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实践中仍底蕴犹存。其他公私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学术教育领域，“大一统”模式依然如故。

就学术而论，一切学术皆须纳入王官体制，正定名分而后合理合法，否则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放逐边缘。体制外学术犹如“妾身未名”惶惶然若无所归的怨妇，望“名分”如大旱之望云霓。对某些所谓“大陆新儒家”来说，譬如最近力主“中国必须再儒化”的几位，其自我定位也许还可能是一度被休却始终不离不弃悲情苦守渴望破镜重圆的弃妇，如今眼见当年的负心汉貌若回心转意似乎青眼又加时，那种夙愿得偿喜极以泣搔首弄姿趋前感恩媚态百出丑态千露的样子，及一副趁势找回“名分”志在重主正宫的冀求，已是如此昭然若揭于地球人之前。“大一统”体制下奴性人格之扭曲，莫此为甚。

事实上，学科门类一直以来由国家行政机关统一规划且别以等级的做法很不合理。国学/儒学中人常拿西方学科体制挤对传统学术说事儿，殊不知西方学科及相关课程配置并不由国家行政机关统一规划，其学科由各不同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自主调整，分合重构均习以为常，并不像中国这样成为阻塞学术发展的障碍。

刘泽华等先生批评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时曾言：“我们对把国学列为一级独立学科持有异议，并不等于反对开展国学研究。学术之发展，植根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谁也无法去强行规定人们去研究什么，或不研究什么。国学研究更是如此。在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组建国学研究平台或试验班，组建国学学术团体和召开学术会议等，对深化国学研究，颇有裨益，值得提倡。无论是研究机构或大学应该都有这样的学术配置权，这是内部事务，‘户口自主’。”此论甚是！

由国家行政部门主持的“大一统”学科体制规划是否必要及在何种意义上必要，是值得重审的问题。有关国学/儒学一级学科争议的一大好处，就是将重审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逼到人们眼前。学术贵能独立，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理当由学者个人自己选择；什么应该设科什么不应设科则当由学术群体和高等院校自己决定。学术本以问题而发生，世间问题纷纭复杂，广袤宇宙奥秘无限，学者若不争取打破天下一统的学科体制，争取学术独立、研究自由、教育自主，而一味只盯着学科体制中的“名分”，“名分”有限，则无名无分之学难道都死在“名分”之外吗？

笔者支持国学/儒学研究，也不反对国学/儒学教育，甚至对国学/儒学复兴也乐见其成。但以国学/儒学之大，汲汲于僵化教条的大一统体制夹缝里求“名分”，蜗牛角上争雌雄，究竟能有多大出息呢？

更何况，《倡议》中提及意欲“推动儒学教材、儒学知识早日进入国民教育系统”。无论儒学有多好，这种总想借助权力去硬性推广的诉求，都是一种让人心生恐惧之事，也恰恰彰显出倡议者对儒学自身魅力的不自信。

此文撰写之际，曾检索新旧各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适见某儒家中人欢呼儒学一级学科倡设之议，以“扶正”儒学媲美之。再看眼前《目录》，顿时幻为一叠后宫妃嫔花名册，正不知几家欢笑几家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