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伯庸：怎样把小说挂在历史的钉子上

小说可以赋予历史时代精神

对于历史，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那就是历史不容亵渎、历史不容玩笑、历史不容恶搞。在马伯庸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我们需要以历史为素材烹饪一些东西，以历史为基准来写小说，这并不能构成对历史的亵渎，反而是一种增色。”

比如说，福楼拜的《萨朗波》，它被视为现代意义上历史小说的先驱。在这部小说里，福楼拜对迦太基帝国的一次小小叛乱进行了解构。历史上，这次叛乱的起因只是雇佣兵马托因被拖欠薪酬，而纠结起一群人造反。福楼拜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将马托塑造成了一个公正、善良、具有领袖魅力的人，他的起义也变成了领导下层人民反抗奢靡、贪腐的迦太基贵族。并且福楼拜还在其中添加了贵族女儿行美人计而导致起义失败，女主悔恨殉情等情节。

“一个没有任何寓意的简单叛乱事件，经过福楼拜的改造，变成了歌颂爱情、歌颂起义者追求自由的故事。这其实和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是有共鸣的，而殉情的桥段也带有当时法国流行的爱情虚无主义论调。”马伯庸认为，这就是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它能将枯燥的、没有任何深意的历史事件，变成一个和时代精神共鸣的东西。

徐兴业从1937年开始动笔写的《金瓯缺》，同样是借着北宋抗金史来抒发抗战的情绪，“包括我们该如何面对侵略者，面对外来侵略者我们的痛心之处在哪，我们应该思考的地方是什么。”正是看到文学与历史的这种良好互动效果，马伯庸才可以肯定地说，我们需要历史小说。

对历史的兴趣源于想要探求其中的“萌点”

历史小说的原点是历史，马伯庸对历史发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寻找其中的“萌点”。对于像他这样的非科班出身的文史爱好者来说，因为从历史中可以找到“萌点”，才觉得历史好玩，才有动力更深入研究下去。

以前读《史记》，马伯庸看得有点晕乎。但有一次，他读到《楚世家》时，看到里面讲，楚国讨伐随国，随说我无罪，为什么打我？楚国就回了一句“我蛮夷”，意思是说我是蛮夷我就是不讲理。这么一句话，让楚国一下子在马伯庸脑子里变成了一个“呆萌”霸主，并且对楚文化发生了兴趣。

通过对“萌点”的追寻，马伯庸眼里的很多历史人物摆脱了刻板印象。因为发明了“粤犬吠雪”、“蜀犬吠日”、“黔无驴”，他把柳宗元说成是地域歧视的鼻祖；因为经常写诗炫耀有钱有闲，他觉得白居易是朋友圈中最欠拉黑的人。

还有悲悲戚戚的爱国诗人陆游，马伯庸发现，老爷子完全就是一个猫奴。几首关于猫的诗，明显反应了陆游与猫的关系上，地位越来越低的过程。在我们熟知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里，陆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老头孤身躺在寒冷的村子里，想的却是报效祖国。但在这首之前，还有个《其一》，也就那一天他写了两首诗。

《其一》的后两句是“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看到这个，马伯庸觉得自己的三观快要崩溃了：“什么僵卧孤村，上来就是溪柴火软蛮毡暖，柴火点上，生起炉子来，毡子一裹，连他带猫一起裹在里面，一边弄一边爽，爽过之后说差不多该爱国了。”

但是当然不能只是关注萌点，它的意义是在于激发兴趣。“像看陆游的经历之后，你就会有兴趣读陆游的诗，会有兴趣了解陆游的生平，这些人在你的心目中就会变得非常立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萌点很重要。”

既有真实，又有“脑洞”，才是好的历史小说

从萌点到兴趣，马伯庸渐渐进入研究领域，研究多了，就产生了情怀和爱。但是每段历史都存在空隙，是片段和碎片式的，它不可能完整呈现所有的事件和细节。所以对于像马伯庸这样已经爱上历史的人来说，这不得不说是遗憾。

面对这些遗憾，马伯庸选择用“脑洞”去补完它们，由此而产生了写历史小说的源动力。比如说，敦煌藏经洞里充满了无比珍贵的文献，有经卷，有官方文书，有买卖记录，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这些经卷文书是谁放进去的，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于是酷爱敦煌文化的日本人井上靖就写了一本叫《敦煌》的小说，来弥补这些疑问造成的遗憾。

但是“脑洞”不能肆无忌惮地开，马伯庸认为，必须是在严格遵循历史逻辑的基础上，然后把它们镶嵌到历史上去。

“历史小说中一定不能够改变历史（脉络），我们只是希望在历史（事件）背后补充一些前因后果。既有历史的真实，同时又开很多‘脑洞’，这才是好的历史小说。”

《女医明妃传》让皇帝自己读诏书有点过了

从技术层面上讲，马伯庸认为，让历史小说拥有历史感，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生活器物、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规则和观念的呈现。

比如描写五代宋以前的历史小说，不能出现椅子，因为在那以前没有高桌和椅子，人们的宴饮也是采用分餐制的。再比如说花钱，明代用银子，唐代用铜钱和布帛，大宗交易用黄金，汉代只用铜钱。

“像这些细节，有些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注意不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在这方面下点工夫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小说给我们感觉不一样了。”

不光是历史小说，很多历史类的影视剧，之所以给人粗劣感，都是因为在生活器物和细节描摹上不够注意。比如前一阵热播的《女医明妃传》中，“皇帝自己写诏书给弟弟和弟媳指婚，这倒算了，然后还自己念，还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就有点过了。”

而像《金瓯缺》中，徐兴业在描写皇帝出行时，用了“锦布障”三个字，一下子就使作品有了历史感。“因为古代皇帝或者贵人出行，一定要跟普通百姓隔绝，就是拿这些很厚的布竖起来像门帘一样给皇上挡住，四面的布要遮的严严实实的，不能让外人看到的，这是真正历史上那些人生活的样子。”

生活器物、细节的描摹经过日积月累可以尽可能地做到，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规则和观念的把握就更难了。在马伯庸看来，生活器物是硬件，这个规则观念就是软件，两相结合，历史小说的风格才出得来。

但是无论是生活器物还是社会观念，说的都是历史小说中历史的部分，小说的意义则是要体现在超脱历史。

尽管现在鲜有二月河、凌力那样的历史小说家出现，但是马伯庸仍然对于当下历史小说写作感到乐观。“历史研究越来越深入，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可供使用的资料越来越丰富，这些都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空间。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马伯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