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人的问题没解决，去管吃狗肉，太奢侈了吗？

人的基本问题都没解决，去管吃不吃狗肉，是不是太奢侈了？

2016年6月21日，广西玉林，“爱狗老太”杨晓云（左）看着笼子里的狗。颇具争议的杨晓云通过向狗贩子花钱买狗的方式，救下即将被杀掉的犬只。 东方IC 图

每年6月21日开始的玉林荔枝狗肉节，又处于上周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中国和韩国部分地区，狗肉是一种受欢迎的冬季食品，其丰富的肉质被视为有助于保暖。而在中国广西举办的玉林狗肉节，最初只是夏至的庆祝活动。2009年，当地开始以狗肉节为品牌宣传这一活动。谁知却日益引发国内乃至国际上的愤慨。反对者表示，在该活动中许多动物遭到了残酷对待，它们的获取途径也是非法的。

据新华网6月19日消息，一份最新的国内民意调查显示，64%被调查民众支持取缔玉林狗肉节，51.7%认为狗肉贸易应当被全面禁止，62%认为玉林狗肉节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69.5%的民众表示从未吃过狗肉。

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高观之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国并不存在“肉食用犬”这样一个养殖行业，犬肉消费在中国“微乎其微”。

北京市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会长刘朗也指出，从畜牧兽医的角度，培养肉用犬、猫，因饲料、疫苗成本过于高昂，且存在着出栏期过长、习性无法大量圈养等因素，作为养殖业经营并不现实。

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滔滔说，玉林市官方从来没有组织过狗肉节，真正的“荔枝狗肉节”是不存在的。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样表示：据地方政府介绍，在中国农历夏至节气食用荔枝和狗肉，是玉林市民间的一种饮食行为，属个人饮食偏好。不存在以食用狗肉为名的节庆活动。玉林市当地政府也从来没有支持、组织、举办过所谓的“玉林狗肉节”。

狗肉节上的狗肉从何而来呢？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动物保护组织首都爱护动物协会表示，“日杀万狗”的狗肉节背后隐藏着一个全国规模的非法盗运屠售伴侣动物的罪恶产业链。

山东大学郭鹏教授于近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指出，“黑狗肉产业”北线主要在东北地区，狗只早期主要从内蒙古及东北乡村盗窃而来，后扩张至河北、山东一带，现在主要受害区是河北、山东与河南。南线的销售区则是广东与广西，狗只主要从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盗窃而来，现在也有专门从山东及河南等地向两广输送盗窃狗只的非法从业者。

据了解，执法人员多次从被截获的非法盗运猫狗的货车上搜查出各类有模有样、还盖有各类村支部等机构印章的《动物集体免疫证》、《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伪造文件。

学者称，这些事实表明，这一非法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盗窃、收购、运输、屠宰、返销乃至伪造文书的全国链条。

新华每日电讯上周发表相关评论指出，从动物伦理的角度，当然可以呼吁不吃狗肉、爱狗，但理性呼吁的界限到底在哪？类似高速路上拦车救狗、威胁食客的过激举动，恐怕只会激发人们的逆反心理，并不利于动物伦理的社会认同；其次，对于食客而言，只要未对动物保护者形成直接的冒犯，他们的权利应不应该得到尊重？“这些问题，其实已经无关爱狗与吃狗之争，而恰恰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应坚守的自由与权利的边界。”

作者朱昌俊认为，社会伦理观念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是各种社会元素博弈妥协的结果。如今所谓的狗肉节之争，已经不单单是表现在吃狗者与爱狗者之间的冲突，它更夹杂了经营者、消费者、动物保护组织、爱狗人士等各方力量的博弈。

他在文中建议，与其大肆宣扬吃狗肉与爱狗之间的价值站队，不如务实地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当前法律明确禁止来路不明的禽畜流通，对于狗肉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不应该只有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更该敦促公共部门履行好应有职责；再比如，面对盗窃或偷杀家庭养狗现象的多发，应该呼吁公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而动物保护组织也可以从动物保护常识、食用狗肉安全性等角度，强化相关知识的普及。这些方式，既能避免爱狗与吃狗的直接冲突，也利于增进动物保护伦理的社会认同。

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钱永祥先生，他是中文世界最早关注动物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译有《动物解放》一书。

在钱永祥看来，人类的道德体察是逐渐变得更加细微而广阔的。狗作为最早与人类相伴的动物，人类对它的感情就是较其它动物更接近。正因如此，吃狗肉所引起的反感，与吃其他动物就是不同的。从不吃狗肉开始，了解动物因人类欲望所承受的痛苦，是人类打破族群圈子、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切入点。

至于吃狗肉的民俗传统，钱永祥认为，尊重民俗，不代表不能对民俗进行反思和批判，玉林狗肉节将吃狗肉上升为嘉年华会，是一种炫耀性的纵欲。目睹这种情形，发出严正的指责与抗议，这是一种出自道德感的义愤，怎么能说是“情感泛滥”？

而在有些国家，人的尊严和权利尚且得不到尊重，有人会认为谈动物伦理是一件奢侈的事。对此，钱永祥指出，争取人的尊严和权利，与争取动物的权利，彼此并不抵触。当有人问他：“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哪能管动物的问题？”他的回答都是：“您本事大，去管人的问题好了。”他认为，通常说这种话的人，十中六七，对人也不够关心。

钱永祥强调，一旦开始在各个问题之间设定先后，一定要解决某个问题，才能管其他问题，就会陷入一种阶段论的谬误。“我的建议是：别理会阶段论；遵照你的良知感受的指引，去关注你在乎的对象就好了。”

毕业致辞：今天扔学位帽，20年后是否有勇气扔乌纱帽？

时值毕业季。各大高校新鲜出炉的2016届毕业典礼致辞成为近期看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上，该校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龙作为教师代表致辞。他指出今天整个信息环境和传媒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里，不从事新闻生产的人，甚至主要工作是防止记者“捣乱”的人，已经超过了当记者的人。与此同时，新闻工作本身也在发生革命，传统的 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正面临挑战。

刘海龙认为，今天新闻学院的人才培养已日益多元，仅仅强调“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已经不能涵盖所有就业去向的 要求，但是从新闻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是：正义感。他引涂光晋老师的话说：“今后无论你身处何方，身居何职，要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社 会公民。”前一段时间雷洋事件中人大校友会的前辈们已做出表率。正义感不仅是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不正义事件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身边的不正义有所行 动，包括敢于对插队的人说一声“请排队”。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擎在华师大政治学系2016年毕业典礼上，谈论了众人关心的 “成功”话题。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同样一扇叫做“成功”的大门，也就没有同一把钥匙。成功之路永远是个性化的，只有从自己经验与思考中获得的领悟才是你最好的指南。“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育，特别是在我们政治学系，不只授予你知识和技能，更强调开拓你的视野、激发你的想象力，以及培养你辨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一切不只帮助你寻找自己的成功之道，更重要的是，帮助你重新发现成功本身的定义。”

他借用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言中的那句“重要的是成为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给毕业生赠言：“重要的是获得成功，而不是显得成功。”他提醒即将启程的诸位：不要盲从于那种风行的习气——那种完全依赖流俗意见的“成功”标准，那种为了显得成功而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投机取巧、曲意迎合的所谓“成功秘诀”。在当今的社会，确实有人能够以这些方式成功地 “显得成功”，但这是一种有害的诱惑，抵御这种诱惑是一种考验。

如果成就的业绩或平凡或显赫，但若有崇高的价值蕴含其中，那就是内在意义上的成功。爱因斯坦说：“不要努力去做一个求成功之人（a man of success），而要努力成为一个尊价值之人（a man of value）。”

刘擎认为，成功的反义词并不是失败，甚至不是平凡，而是无聊。如果漠视一切崇高价值，无聊就会如病毒一般侵入生命。那些弃绝价值理想、只论输赢而不问是非对错的人，即便可能显得成功，也很难摆脱心灵深处的空虚无聊。

而价值理想对于成功也有“实用”意义。所有的成功之路都注定历经挫折与失败，但坚守价值信念会让你在挫折与失败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你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更聪明，也更有能力克服失败。另外，如果秉持价值信念，你更有可能遇到你喜欢的朋友和恋人，更有可能找到你喜欢的工作，更重要的，你更有可能喜欢你自己。

“最终，如果我们与自己喜欢的人共同生活、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更加接受和肯定自己，这不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吗？这种生活未必显赫，却如同醇厚的美酒让人甘之若饴。”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在厦大毕业典礼上感慨，对一所大学的真正留恋是从收拾行李开始的。一所大学真正改变你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带走的东西。而大学毕业十年后，如果还能记住大学老师的10句话，大学对这个学生的教育就是成功的。

邹振东认为，在大学，100个人中，99个人都是抬头看天空的人，难得有一个人低头看地下，这个人是出类拔萃的人。一旦毕业出了校门，99个人都是低头看地下——一方面竞争非常惨烈，另一方面诱惑特别多，你自然会懂得面对现实——难得有一个人抬头看天空，他不是疯子，就是出类拔萃的人。

他还提到学生拍毕业照，最后把所有的学士帽、博士帽都丢上了天，伴以哈哈大笑。“我想问的是：20年后，你是否还有勇气，把你头上戴的乌纱帽，或者你千辛万苦换来的任何帽子，扔到天上去？而且笑声响彻云霄？”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2016届毕业典礼上，系主任陈引驰教授向毕业生致辞。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说到底，即每个人把握自我、努力精进，既是不辜负自我，也是对天下大义尽责。他赠言毕业生：相信自己而不是别人对你的界定，保有内心的自由而不屈从外在的规训，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听凭所谓正理的主宰，为自己的理念持续努力而不是企慕一时的风习而成为飘零的转蓬。

复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作为导师代表也在典礼上致辞。他指出本系的几代学者在尊重个性发展的同时，基本的学术精神则是相通的，这就是做学问首先要做人，把学问“视为生死以之的事情”（蒋天枢教授语），以“战士死于沙场，教师死于讲席”为座右铭（朱东润教授引梁启超语），追求真理应该“纵逢困厄，不改初衷”（章培恒教授为1979级同学毕业题词）；其次，则强调凡作学问，应该从基本的训练入手，打好扎实的基础，应该从大量的阅读中开拓眼光，在充分的比较后提高品味，在深入的思考后提出问题，在认真的研究后形成见解。

他更希望所有毕业同学离开学校后，保持在校的纯真、热情和友爱，守护好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世界如何污浊，我行如我故，不变应万变。这确实不容易，也更需要勇气，但只要你始终坚守底线，保持品味，追求完美，远离浊浪，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当然，红尘滚滚，浊流滔滔，命运未必能自己掌握，那么你也可以在不得不违心表态的时候多一些技巧，不得不无耻相随的时候存几分清醒。”

当然，中文系的阵地在文学和语言。陈尚君希冀：“我们的表达在创作和研究，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支平凡的笔，可以写最美好的人生，可以写最惨烈的苦痛，可以去探讨人类未来的发展，我也更希望你们去倾听社会下层的挣扎和哀嚎。中国文学自古有悲天悯人的传统，有与民休戚的胸怀，我们更应该加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