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频道︱寻找桃花源——怎样打破年龄隔离

前阵子，西雅图一家养老机构上了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新闻头条，因为它的一项服务创新，巧妙地把养老和幼教结合了起来。这个机构的楼上是老年护理院，楼下则是托儿所，每天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和刚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有固定的时间一起玩，其乐融融。这项服务开始后，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满意度都大大提高，小朋友们也有了更多的一对一的故事和画画时间。

但其实，笔者要说的是，这种年龄融合并非创新，而是回归，是美国社会在年龄隔离的路上走得太远之后的一种反省和顿悟，是发现在缺乏年龄融合的社会里人们如此不快乐之后的一种回归。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各年龄层的融合度都很高，西方社会如此，有孝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前，大多数人都是在童叟济济一堂的环境下生产与生活的，并且人们在年龄很小的时候便见证了生老病死。由此，人们也更崇尚经年累月攒出来的人生智慧，老人们的地位相对较高一些。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写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年龄隔阂的理想状态。

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偏重生产效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竞争多于互助，距离多于融合。在生产能力鼎盛时期的中青年人成为社会主导和主流，而生产能力下降的老人则更是被视为无用，推到社会的边缘，甚至被“圈养”了起来 （比如把养老院建在远郊），代与代之间的物理距离远了，社会距离更远了。“桃花源”愈发无迹可寻。

两种年龄歧视

没有交流，就没有了解。当你和一个社会群体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你对他们的了解就只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受刻板印象左右。 1968年，时任美国国家老年研究所主席的老年医学家（Geriatrician）Robert Butler首次提出了“老年歧视”（Ageism）的概念，指出人们普遍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将老龄自动与疾病、消极、无用等画上等号，忽略了老年的个体性、多样性以及主体性。

同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性取向歧视相似——年龄歧视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二等公民。这种二等公民待遇往往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处处受到不公正待遇，赤裸裸的忽视和否定，这更容易为大家所察觉。 举几个中国社会的案例：

两年前笔者做了一个调研，在美国笔者所在的大学收了300多份问卷，在四川一所本科院校收了900多份问卷， 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平均年龄22岁）对老年人的态度 。我本以为中国学生对老人态度会更加正面一些，可是问卷和访谈结果却令我大跌眼镜，超过20项量表（总共29项指标）都显示，中国年轻人比美国年轻人更加歧视老年人，中国大学生对老人更多负面印象，更不愿意和他们接触，更觉得老人“脏”或者“古怪”、认为“老人不应当参与公共活动”、觉得老人是拖累和负担，或者老人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等等。

在消费市场中，商家为了利益最大化，也常常拒绝为风险系数高的老年群体提供服务。这种选择性歧视使得高龄弱势群体难享公民应享之平等。如早些年曾有个社会新闻报道过，合肥市一对70岁高龄的夫妇通过旅行社参加港澳六日游，旅行社坚持老人每人多交400元才能顺利入团。

举个更近些的例子。在北京某高端养老机构，虽地处土豪的CBD区域，但长辈们出门却总是打不到车。出租车司机看到年届八十多岁满头银发或使用助步器的老人唯恐避之不及，明明是空车也不愿拉这趟活。工作人员想了折中的法子，年轻人去外头打好车后再迎长辈出来。再后来工作人员发现，长辈们出去没问题，可是回不来了。

我们总是憧憬自己老了不会孤独，因为会有三五好友一起回忆青春，会有年轻时没有的闲暇时间四处转悠，好不惬意，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你想去见三五好友，公交车上不去、出租车不拉你，你哪儿也去不了。

赤裸裸的年龄歧视甚至同时也存在于家庭生活里。几年前国内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19.6%的人认为其本身或者家庭中存在忽视老年人需求的现象，老年人再婚也同样受到家庭的反对，50.5%的被调查者表示老年人不适合再婚，干涉或反对老人再婚行为。

第二种歧视是将老年人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或缺陷，不由分说地把他们“特殊照顾”起来。在这里，老年人被定义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完全弱者，在各种关心和爱护的名义下，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被完全否定，他们的价值被忽略。

举几个我们身边的微不足道的例子。我有个学生定期去养老院做义工，任务是在午餐的时候弹钢琴。出于好心，他故意把钢琴节奏放慢了半拍。几个星期后，一位老人实在受不了了，对他说：你这个弹法好像是要把我们送去坟墓一样，能不能请你该怎么弹就怎么弹？北京的某家养老机构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社工为老人组织电影鉴赏，也是出于好心，一开始都放老片、革命片，谁知老人们压根儿不爱看。他们告诉社工，老掉牙的片子他们看过很多遍了，现在只想看点新的。

政策层面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诸多养老政策名义上是为老年人谋福利，但更多地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角度出发。国内的某项调查分析显示，从现有的养老政策的态度来看，“没有对老年的社会价值做出判断”的政策占76.9%，“肯定老年人社会价值”的政策仅占7.7%，将老年人单纯界定为社会负担的有15.4%。

如何打破隔离和歧视？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一些社会逐渐意识到，这种有形或无形的年龄歧视带来的危害极大。美国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6000多名50岁以上人群的退休生活和健康状况——在调查的两年时间里，这个还不算老的群体竟然也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年龄歧视，心理健康多少受到影响。有些老人甚至开始自我否定，陷入自卑。不少老年朋友也告诉我，退休后，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隐形人，年轻人常常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感觉被隔离，久而久之，原本有活力的老人也变得消沉起来。

较之美国，中国社会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年龄歧视对老年人的危害。但就像我在美国和国内所做的调查比照所显示的，我们尊老爱老的传统，那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礼仪，正在慢慢消失。快节奏的现代生产和生活，让年龄隔离蔓延在城市及农村，年龄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长此以往，或成大患。

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年龄的隔离和歧视呢？

首先，歧视是由于隔离造成的，要打破年龄歧视，首先要促成各年龄层的交流。

在美国，快速步入老年的“婴儿潮”的一代（生于二战后1946年至1964年的庞大人群），是反抗年龄歧视的生力军。除了寻找各种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机会，他们更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发动和参与各类促进年龄融合的活动。他们发现，最为有效的途径是与教育系统合作。

所谓交流，就是在差异中寻找普遍性。跨年龄的交流也是这样，通常我们只看到了年轻人和老人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扩大），却忽略了各年龄层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我在学校里教“老年学”这门课，课程设置的目标为“打破年龄歧视”，显然，这不是查查资料写写论文就能完成的。为此，我们与本地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及养老机构合作，让学生与老人“一对一”地配对，做互相的忘年交。刚开始，学生们往往不知所措，尴尬不已，但时间长了，他们都能发现与配对老人的共通之处，要么是同样爱好，要么是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期末的时候，我们把老年人邀请到课堂上，坐在一起倾听学生们的心得演讲。那一课，教室里不再有隔阂，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其次，政策层面也应该有所作为，更多地从老年人的角度去考虑，注重老年人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把他们当做问题（不管是人口问题，还是社会福利问题）来对待。

笔者在国内开过不少老年学研讨会，也听过很多风华正茂的年轻研究生做的学术报告。不得不说，他们的演讲很技术化，很有套路，常常运用大数据做很复杂的模型分析，可似乎总还缺少些什么——我想是那种能够设身处地的从老年人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能力，那种建立在与老年人面对面交流基础之上的共情心。

数字和模型是冷的，如果研究者、决策者不具备共情心的话，政策制定就成了纯技术活儿，他们看不到那些数字背后代表的一个个生命，那些真切的欢喜和挣扎，他们的苦和痛。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在模型上是完美的，却也可能飘在空中不接地气。要知道人性化的政策制定，可不是仅仅通过几次调研、几组数据就可以办到的。

除了在教育系统引进年龄融合的要素，我们还可以在以下渠道上多做尝试：在媒体上，给予老人更多的发声机会，使更多追求个人价值的老年人形象，比如“花甲背包客”，进入公众的视野；在社区里，鼓励街道和社区举办各式促进年龄融合的活动；在规划上，在新建的小区内增加适老化设施，从而自然而然地使得入住的住户实现多年龄层的融合，不再提倡修建美国太阳城那样的远郊纯老年人的大型社区。

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年龄歧视最终是一种自我歧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年龄的藩篱，从个人层面以及政策层面上重视“年龄歧视”的危害，不仅是对传统的回归，更是对自我生命的回归。是时候去寻找桃花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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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频道”由西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罗宝珍、养老投资和运营专家罗珊珍共同主持。专栏第一部分“老吾老”探讨中国式养老，尝试从政治、经济、医疗、文化、教育等不同维度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