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罪》凭什么这么火？细数小说改编的中国警匪剧

近期，根据同名原著小说改编的网剧《余罪》成为许多人通勤地铁上的必备剧目。在一贯打分严苛的豆瓣上，《余罪》原著小说仅有7.5分，但张一山主演的电视剧第一季却凭借8.3的高分创造网剧得分新高，不少网友纷纷称赞该剧为近年来“拍得最好的警匪片”。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警匪剧，从情节设计、人物形象再到要表达的思想意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的反特片。而这种题材的文学作品，画面感极强，改编成影视剧后，往往能收获比原著更高的赞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警匪题材小说被改编并搬上荧屏，细细盘点，能够发现不同时代的警匪作品桥段虽有相似，但也有极大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奠定了《余罪》成功的基础。

中国警匪剧的早期雏形

当代警匪剧的早期形态，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大量的反特片深入人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1950年代的《羊城暗哨》与1960年代的《冰山上的来客》，后者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曾一度唱遍大江南北。

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共和国军警与特务斗智斗勇的故事，剧情模式较为单一：美国、蒋介石政权派来特务欲从事颠覆活动，干部、人民内部总有一位麻痹大意的同志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智勇双全的英雄深入虎穴、几度涉险，凭借着“主角光环”与自己的智慧抓捕敌特，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在叙事方式上，当时的警匪剧也多用观众未知视角，即率先抛出案件与难点，让观众不知前因后果，激发观众的探险心理，跟随剧中主角层层拨开谜团，直至水落石出。观众在经历紧张与迷惑后，看到真相，长舒一口气，由此获得审美快感。此后数十年警匪片的叙事方式无出其外。

两部电影的原著如今已暂不可考，与当代警匪片相比，它们具备更为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其中侦察、反侦察的情节、手段对改革开放后的警匪小说创作极具启发意义。

作家海岩与他的时代

1978年以后，中国文艺事业如雨后春笋般焕发勃勃生机，1979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神圣的使命》和《刑警队长》登上荧屏，开启新时代警匪剧的先河。

《刑警队长》原著小说

但综观整个1980年代，甚至到后来的1990年代、21世纪初，作家海岩可谓撑起了中国警匪剧的半壁江山，称其为“海岩时代”一点也不夸张。单说1980年代，当时最火热的警匪剧《便衣警察》就是改编自海岩的同名小说，彼时，出道不久的刘欢为该剧演唱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如今已成为不少中年人KTV必点金曲。

该剧讲述“四人帮”粉碎前夕，南州市的一位年轻公安周志明，为保护女友的姐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扛上了特务的嫌疑，被判有期徒刑15年，与此同时，他唯一的亲人、父亲也含恨离世。直到“四人帮”粉碎，周志明得到平反，重新回到公安队伍中，在一次工厂失窃案中，他终于发现原来当年自己竭力保护的姐姐在向境外间谍势力出卖情报，为此，他与女友产生矛盾，根据案件的不断追查，最终，他挖掘出潜伏在南州多年的特务，找到工厂失窃的幕后真凶，并与女友消除误解，重新走到一起。

电视剧大体尊重了原著小说，以其扑朔迷离、相互纠缠的情节赢得观众的一致好评。站在如今的立场看回去，这部剧实际上还带着初期反特片的痕迹，人物设计也沿袭了当年的“刻板”，即一个智勇双全又易受委屈的英雄，最终侦破出犯罪分子的高超手法，保卫祖国安定。总体来看，这部剧最大的突破莫过于将爱情的元素加入制作中，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性”的英雄形象相较，显得更为立体，这也难怪导演林汝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选择《便衣警察》主要是因为《便衣警察》不光是写破案问题，它是写了警察内部，警察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人，警察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和一群什么样的人，你要让观众了解警察是干什么的人。”

《便衣警察》剧照

虽然带有时代的刻痕，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海岩的警匪小说以及改编的警匪剧内容也开始推陈出新：政治元素越来越淡化，爱情与不法经济行为逐渐成为海岩作品的主线。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有写于1990年代、并于2000年登上荧屏的《永不瞑目》，还有2004年的《玉观音》，贩毒、缉毒、毒贩老板的女儿爱上男警官，男警官又爱上自己的同事女警官，但因为重重阻碍、误会不能相恋，一时间，这种“罗密欧与茱丽叶”式的警匪剧极受市场追捧。

21世纪的警匪剧

除了海岩，改革开放后中国警匪剧的另一片江山是来自一个作者群共同的努力完成的。在《便衣警察》成功之后，1990年代，许多编剧和小说写手看到了警匪片的巨大市场，纷纷瞄准这一题材，和建国初期政治宣传要求下所进行的创作不同，这一时期，小说、剧本作者更为主动地迎合观众，研磨观众喜闻乐见的情节。客观上，市场源源不断的需求带来了警匪剧数量、质量的双丰收，到19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种特殊的文学形态更为成熟：原本单一的“警察抓小偷”模式被打破，警匪剧开始与反腐、言情、恐怖、伦理等多个热门社会议题结合，涌现出一批精彩的剧目。

例如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黑洞》，故事改编自张成功的同名小说《黑洞》，讲述天都市副市长之子聂明宇在该市一手遮天、走私行贿。他的义兄刘振汉却是刑侦队长，奉命调查聂明宇。作品的经典之处，在于放弃以往的警匪、黑白对立模式，而是糅合友情、亲情，即“警匪”双方都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纠结，彼此痛苦，在金钱、权力、情感所组成的“黑洞”中，最终由代表“正义”的一方战胜所谓“邪恶”的一方，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的故事模式成为新时代警匪小说的新成果。

但不论如何，直到这一时期，甚至可以说直到《余罪》出现之前，警匪剧中警察主角仍然是一个十分正直的好人，即使他有再多的纠葛情仇，也是把国家、社会的大义放在心间，不辞辛劳地扑在自己的事业上。

新型警匪剧：《余罪》

从当代警匪小说、警匪剧的历史说回到如今大红的《余罪》，其颇受追捧的原因也逐渐明朗。虽说小说的评分不及电视，除去电视的效果，主角的颜值、演技，一部剧之所以受到欢迎，归根结底离不开剧情的跌宕起伏、出类拔萃。

首先，《余罪》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警匪故事，与此前所有高大、正义的英雄警察相比，原著中的余罪是个“痞气十足”的卧底，随口脏话、好色猥琐、凡事只从个人小家出发、从不思考国家社会大义，连浑身武艺也净是些赖皮招数，无论怎么看，与传统社会中秉持公正的警察形象都有较大差距。

其次，警匪片的一大重要看点，即作案、破案的高超技巧，这一点在《余罪》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现代化仪器与侦破手段，甚至连“坏人”也“坏”得十分厉害，诚如剧中林警官所言“现在好多罪犯的仪器，比我们警线还先进”，对困难的描述与突破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满足了“窥探欲”和“征服欲”。

最后，在叙事模式上，《余罪》也采用了以往警匪片较少使用的观众全知的方式，由余罪本人来解局分析，调侃笑谈，让剧情在极度的冲突、紧张中，给观众以出气口，平复心情，不至陷入压抑之中。在提倡轻松与娱乐的网络时代，《余罪》可以说是戳中了观众、读者最原始也是最新鲜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