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日：他们处在“创造历史的现场”

【编者按】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约瑟夫·J.埃利斯在《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中试图对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围绕奴隶制、联邦制、总统任期、政党制度等一系列重要辩论和争吵的历史进行还原。本文摘编自该书，由澎湃新闻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古谚云：人类创造历史。1776年7月4日，潘恩、杰斐逊和亚当斯等领袖做出了自信的、顺应天意的宣言，宣告美国独立，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人物意识到了他们正在创造着历史，然而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创造怎样的历史。这个在我们看来结局已定的年代，对他们而言，却是茫然未知的。费城医生、《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晚年喜欢讲的一则轶闻，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大陆会议已经修改完成《独立宣言》并送交印刷，拉什无意间听到了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和马萨诸塞的格里之间的对话。“到时候我的情况会比你有利多了，格里先生，”哈里森这样说道，“若我们都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事业而被绞死的话。我身躯庞大，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咽气。而你身躯轻盈，到时候你非得在空中晃荡上一两个钟头才会死去。”拉什回忆说，这句话“让格里微微笑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修改《独立宣言》时那种庄严肃穆的神色”。

美国历史上，除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外，再没有哪个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如此不可能，但事后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他几位著名的美国独立人物谈到独立战争时的口气，好像他们不过是根据某种神授剧本上演历史剧的演员而已。托马斯·潘恩就宣称，一个岛国不可能统治一片大陆，这不过是个常识问题。约翰·亚当斯晚年时回忆，很早他就意识到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作用。“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东西……”他在1807年这样写道，“比我通过观察得出的这个结论更古老了：艺术、科学和帝国总是在向西前进。而且在平日交谈中，从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起，我就总是强调，历史将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利坚。”亚当斯甚至在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就让妻子阿比盖尔仔细保管他的所有信件。后来在1776年6月，他购买了“文件夹”来保存所有的往来信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伟大事件以及正在发生的更为伟大的事件”。

独立战争年代和共和国早期阶段的主要事件和成就都是政治性的。这些事件和成就之所以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们塑造了美国后来的历史，包括我们自己的当代史。这部历史剧中的主要演员并不是那些边缘或者外围的平凡人物（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是很普通的），而是那些处于全国政治中心、手握权力的政治领袖。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是由少数政治领袖决定的，他们相互熟识、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在个人性格和理念层面上，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

这些公众人物大部分是男士，而且全部是白人，根本无法代表当时的全体人民。同样，这些人也算不上英格兰或者欧洲的那种政治精英阶层。不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出身贫寒的著名人物，实际上，这些人若在英格兰或者法国，都会黯然失色。是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压力和危急局势，将这些人的才智汇集在一起。当时既不存在什么有头衔的世袭贵族身份来阻碍他们的晋升，也不存在什么充分发展的民主文化使这些精英人物的勇气显得黯淡无光。他们是美国的第一批贵族，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美国唯一的天然贵族阶层。他们都算得上美国历史上最具政治才能的一代，创造了美国这个共和国，并且让共和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动荡、脆弱的早期年代，让人们从短期的成功迈入了长远的成功。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任何革命一样，不同的派别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这个共同事业而捐弃前嫌、通力合作，然而在获胜之后发现，在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之上，他们有着根本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政治观念。在由一系列令人目眩的事件构成的1790年代政治史中，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为美国设计的不同进程迎面相撞。在这场争论中选定自己的立场，就好像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歌词和音乐之间做出选择一样。

让美国独立战争有别于之后大部分名副其实的革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争夺优势的战场上，在争夺美国独立战争“真义”到底为何的战斗中，没有哪一方取得了完全胜利。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找到了持续辩论或对话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包容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爆炸性能量，而且这种辩论或对话最终因政党的创建而被制度化，变得安全了。美国后来的历史都不过是在独立战争那一代旧有紧张关系的各种新版本之间左右摇摆而已，这种摇摆只在美国内战中才以暴力形式呈现出来。而且，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深深植入了美国的身份构造之中。如果这意味着美国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话，那么，确实如此。除了历史上那场流血冲突之外，我们已经成功地与这一矛盾和平共处了两百多年。林肯曾经说，美国建立在杰斐逊于1776年写下的一个命题之上。而实际上，我们是建立在关于这个命题到底所指为何的争论之上。

那么，他们最后是如何成功的呢？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认为，新兴帝国的领导层，就事后看来，达到了人们合理期望的程度，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第一次是恺撒·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第二次就是18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为什么人们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描绘不是大规模屠杀的恐怖场景，而是一群衣着体面、姿态优雅的人物形象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再现共和国早期八位杰出的政治领袖眼中的紧迫和仓促，以及他们的所见所感。他们是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阿伦·伯尔、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他们的故事具有以下几个共同主题。

其一，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的成功缘于他们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他们的交往和相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平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的或者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各自的不完美和瑕疵，以及古怪之处和过分行为，使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制约，就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所写的，一个大共和国中可以存在多个政治派别。

其二，他们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这意味着他们一同进餐，在无数会议中并肩而坐，就私人和公共问题通信。当时的政治，哪怕是在早期共和国的最高层，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们都不得不处理这种频繁的人际交往所带来的亲密情感和关系。这里，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对立与友谊是最合适的例证。在其他几个关键时刻，重要的妥协之所以得以达成，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信任。尽管美国早已成长为一个法治国家，但在早期阶段，它还是一片人治之土。

其三，他们成功将那个最具威胁性、最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显然，这个问题就是奴隶制。不论我们认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则是什么，它显然都与这些原则水火不容。奴隶制问题在这个新生国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消灭奴隶制，可能会打乱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形成的脆弱融合。让奴隶制自行消亡是否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灭亡，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也是书中一则故事的主旨。不论人们以事后之明和现代种族观念为道德指导，对这个假设问题最终做出何种结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都认为，解决奴隶制问题的风险远远高于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拒绝在国家或联邦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刻意将解决奴隶制问题推迟了。

其四，在约翰·特朗布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和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完成的肖像画中，那些注视着我们的人，是如此庄严、高贵；那些穿越历史长河到达我们耳际的声音，是如此抑扬顿挫、具有英雄气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来瞻仰他们，聆听教诲。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所有先锋人物，都敏锐地觉察到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他们当时正在创造着能让他们流芳百世的历史。他们开始为后代做出姿态，给我们写信，就好像他们之间相互通信一样，尤其在各自职业生涯的后期。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大理石雕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样子。比如约翰•亚当斯生来就没有能力一直保持那种尊贵的姿态。他那醍醐灌顶但有些无礼的坦率，为我们提供了最明亮的窗口，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窥探这些人深藏的野心和骚动不安的空虚。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历史剧中的演员，这正是他们经常自认的形象。实际上，我们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同谋，因为我们正是观看他们表演的观众。知道我们一定会来观看表演，这促使他们展现自己行为最好的一面。

这些对美国命运的早期预言家，因美国独立战争实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用杰斐逊的话来说）的政治理想而得以名垂青史，他们的事迹也已经封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欧洲强权的前殖民地都纷纷赢得了独立。它们独立的过程如此一致，以至于其殖民地地位不过是往昔遗留下来的一点奇怪遗迹，不过是国家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而已。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大胆开创的共和政府实践，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但这一实践完全击溃了19世纪的君主王朝，以及如杰斐逊预言的那样，击溃了之后20世纪的极权专制政体。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的某种代议制政府，以及由公民积极推动的某种市场经济形态，已经成了全世界成功国家普遍接受的真理。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美] 约瑟夫·J.埃利斯(Joseph J. Ellis)著，邓海平 邓友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