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在数字时代奉行“小农出版”

傅月庵 李佳怿

2016-07-03 14: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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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2日,傅月庵在脸书写下扫叶工房的“小农出版”构想:
一、匠人(编辑)独作。自己选作者,自己编辑,自己贩卖。
二、一次一收。只印刷一版,卖完即止。
三、产地直销。不进入行销通路,不打折扣,没有广告(腰带、文案、名人推荐什么的)。

此前两个月,他宣布离开茉莉二手书店,开始“扫叶”。“编辑如扫叶,扫完一页,还有一页;扫完一本,又来一本。日日是好日,叶叶起清风。”傅月庵如此诠释“扫叶”,更强调“工”。编辑就像是日本的匠人、职人,是个追求知其所以然的人,必须结合know和do的功夫。编书是“匠人手艺”,里面有许多的“文化传承、技艺跟自负”。
倏忽一年半,秋往春来,扫叶工房耕种两轮,收割两季——雷骧的散文集《人间自若》并画集《画人之眼》、周梦蝶的《梦蝶草》。2016年春节前,傅月庵来沪,特别造访衡山和集书店,与令狐磊总监洽谈合作。我与他约见在衡山路上的咖啡馆,地点是他挑的,他写过,编辑要会喝咖啡。
他很会喝咖啡。大口下去,微黑的面庞舒展出弥勒一般的笑容,递来小盒装《梦蝶墨》——周梦蝶《心经》手迹复刻。我第一次见到周公的字,由欧阳询衍化而来的“瘦金体”,笔淡如菊,清净得不像此间造物。人声嘈杂中,“远离颠倒梦想”跳入眼,有点恍惚。
周梦蝶《心经》手迹
问起台湾的出版情况,他报出一组数据——2010年台湾书籍销售总额三百六十七亿五千万新台币,2015年一百九十亿四千万新台币;举掌做出一个砍的动作,沉声道:只剩一半。“数字阅读”重伤“纸本阅读”早成事实,出版界却将矛头指向电子书,并以电子书迟迟未成气候而窃窃自喜。甚者,传统出版人对如何因应“数字阅读”,寻找对策,设法整合汇流化敌为友,完全束手无策,或者说闭眼无视。出版社只会以不变应万变,“以书养书”,想方设法维持产能,以便守住企业规模。
我知道他说的不止是台湾。
“狼”真的来了。“数字阅读”来势汹汹,相对“纸本阅读”,乃是“非线性”与“线性”的对立。网络知识平台上超链接(hyperlink)式阅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汲取知识的方式,大量、即时、互动,已然成为人类“阅读”主流。
我禁不住问,在这样的情势下回来做书,到底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意外,又不意外:“这是古登堡以来这个行业千年一遇的大变革,一个想做编辑的人,这时候不置身其中,就白活了。”
“倒行逆施,我一直都在倒行逆施。”傅月庵低头喝了一口咖啡。
前面的故事我知道一些。
他出生于与书关系不大的家庭,却天生特爱看书。“五专”毕业后一开始学土木专业,退伍后插班考上台大历史系,写论文时发现原本有趣的读书之事变得很可疑,“为了写论文,念书不是在念‘书’”,结果到手的文凭也不要了。老师介绍他去大报社他也不要,却选择去远流出版社当小编辑。“只要看书人家就给我薪水,这个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那是1995年,傅月庵三十五岁。
1990年代,台湾出版的“辉煌岁月”,他先在台湾馆做了三年“学徒”,“十个人花两年时间制作两本书”,魄力了得,当时亦少见。后来为了帮忙学妹,转战远流博识网“烧冷灶”,以“蠹鱼头”名号“打拳吆喝”,竟被他弄成台湾最大阅读社群。
2002年之后重回编辑岗位,忽忽十多年,执编、资深编辑、副主编、主编、副总编辑、总编辑,服务的作者也越来越“大咖”,白先勇、刘克襄、蒋勋的书都由他经手。他亲历了台湾出版自1995年后“数位化”与“集团化”的趋势:“看似一度兴旺,实则自新世纪前后,便盛极而衰,困在浅滩,逐步往下滑,要说横逆,还真是横逆不断。”
2008年左右,台湾出版界开始企业化经营,文人气息减弱,总编辑不只管编务,还要看很多报表。“我是编书的,但这个位子却不需要编书了。”加之身体欠佳,他遂离开出版社,到茉莉二手书店工作,从书的上游来到了下游。
差不多就在那时,我读到他的随笔集《生涯一蠹鱼》,对“我馆风雨飘摇中”的台湾旧书店印象尤深,也记住了“傅月庵”这个名字。后来,因工作关系得以结识,陪同他与李长声老师逛复旦旧书店。闷热的夏日中午,他穿着肥T裇大短裤在逼仄的书架间上下翻寻,不时掏出手帕擦汗。不知过了多久,暴雨忽然而至。
这一回,春寒料峭,山雨欲来。
近些年,傅月庵常给台湾年轻编辑上课,有感于出版界现今人心惶惶,编辑新人普遍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低,“整个环境有一种受害的气氛,那我就自己出来做一做吧!”他与出版界好友沈云骢在闲谈中谈出了“扫叶工房”的雏形。2014年8月,在茉莉书店休息沉淀六年之后,傅月庵复出做编辑匠人。“人身难得,一期一会,当内心的calling来了,你便得一跃而起,慨然赴约。”
前些年铁索连舟大搞集团化,这些年台湾冒出许多不足十人的小型出版社,一股“小,是我故意的”气候正在形成。摸着石头过河,路是人走出来的。扫叶工房只有傅月庵加两个“半个人”。
他有一个预言:“我预见未来某个时刻,电子书会在一夕之间取代纸本书,到时会被留下来的纸本书,势必是装帧制作精致,和内容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怎么做,还是老办法——倒行逆施,回到源头:
让一切回归“书的本质”,凸显其“公益性”(知识、智慧的传递)与艺术性(装帧设计),降低“商业性”(“书是一种商品,但不能仅止于是一种商品”)。
扫叶工房迄今出版的两部作品,从作者甄选、文章编选、装帧设计、营销渠道等各方面贯彻“小农出版”理念,可以看作傅月庵在数字时代探索出版新路的两次“试验”。
雷骧身兼作家、画家、电影编导多重身份,傅月庵写作视角深受其影响,遂编出一本“得见其人”的书向作者致敬。诗人周梦蝶,1948年随军赴台,当过店员、摆过书报摊,甚至还守过墓,流徙不断而诗作不绝,是一代台湾人共同的“诗记忆”。傅月庵初识周梦蝶时,一次无话找话说:“周公啊,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帮你编一本诗集,特别漂亮特别厉害……”周公2014年5月化蝶。一年之后,傅月庵做出践履“生死之约”的《梦蝶草》,出版盈余将全部捐作“周梦蝶诗奖”基金。师友风义,存乎编辑之道。
《人间自若》由傅月庵亲自编选,他重读雷骧之前出版的三十五本书、约三百万字作品,选出约三十万字《人间自若》两册,分春明、夏影、秋光、冬晴四章,不依年代排序,也打破小说、散文分类。《梦蝶草》将周公的声音,周公的字,周公的诗与文,席德进的画、刘开的画,合而为一。选诗过程严密,从周梦蝶生前五本代表诗集、近千首诗作中精选九十九首,由诗人紫鹃初选两百首,再由周公义子曾进丰和傅月庵进行增补和删减。诗集分成“天地”、“日月”、“星辰”三个部分,各自象征周梦蝶的宽容、清明和温柔。
两套书均由傅月庵二十多年的“御用美编”、“亦师亦兄亦友”的杨雅棠操刀,封面、版型、书衣、书盒、纸张、图片、印刷、装订,无不考究。雷骧书名题字来自明刻本《石雨禅师法檀》;画集《画人之眼》采用锁线胶装裸脊装订法,让全书便于翻阅,完整呈现原貌。全书无导读、无推荐,无营销字眼、无腰封,以本色直面读者。《梦蝶草》遵照“古法酿制”,取法鲁迅先生编辑三原则:“纸张要好,天地要宽,插图要精致。”内页采用经折装,书衣全白取意周公生前最后所阅之书《红楼梦》十二曲之终曲“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内封桃色,傅月庵说,周公心中有个贾宝玉——胭脂宝玉。
傅月庵将二手书店经营珍本藏书的经验运用于新书:限量一版一印,“印后绝版”。《人间自若》每套编号并附雷骧版画作品典藏卡。《梦蝶草》不只是简单复印,最末几款章各有它们与周公的渊源,由傅月庵与同事亲手印上。随机出货,随缘有得,每个人拿到的都不太一样。扫叶工房的书仅提供网络订购和独立书店买断销售。傅月庵试图打通“小农出版”上下游,回归书店能够诠释书,书能够诠释作者的理想年代。可喜的是,经此两番合作,独立出版和独立书店相濡以沫,生机焕发,让人相信“生命自会找到出路”。
近黄昏,咖啡早已喝空。我问他扫叶工房现在有没有压力,他说当然有。我奇怪,不是有出资人吗。答说没法拿了钱心安理得,而且他不擅管账,也不要管,只愿做书。沉默了一小会,告诉我一句他喜欢的道元禅师的话:“但知奉众,不可忧贫;若无有限之心,自有无限之福。”边说边用手指在咖啡桌上写,我凑近了听,听得脸上发烫。后来才知,他曾将这句道元禅师的话发到脸书,“而今而后,遵此以行”,配图堂吉诃德。那是2014年9月1日,他“扫叶”的第一日。
在门口道别,我站在路边看他走远,灰白头发,宽大的灯芯绒长裤,显旧的横条针织衫,黑色双肩书包,一点点融在淡淡斜晖里。想掏出手机拍照,后来还是没有。梧桐树影间,望见衡山路上书店灯光,想起傅月庵的话:“数字时代的纸本阅读,越来越像是唯一的真实。”

对  话
李佳怿:请您先介绍一下扫叶工房的所有成员吧,怎么会有两个“半个人”?
傅月庵:目前工房有两个人,我担纲所有编辑事务,以及企划宣传。另外两个“半个人”,一位是沈云骢,他是智囊,凡跟数目字有关的事,通通由他搞定,这是我的弱项,非他不可。另一位是营销的小朋友,所有渠道的事都归她,特别辛苦。因为两人同时也参与早安财经出版社的运作(沈是早安财经老板),因此算半个人。
扫叶工房另一骨干是杨雅棠,跟沈云骢一样,都是多年好友。雅棠是台湾有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家,获奖无数,我从年轻时就跟他一起编书,几乎到了互看一眼就能心意相通的地步。相识二十载,还能一起合作,追寻新的理想。那是一种幸福了。我想。
李佳怿:1997年,远流在台最早开始通过网络售书,1998年您开始烧远流博识网这口“冷灶”,它是在您手里“热”起来的。当时王荣文先生提出的“实体与虚拟共舞,传统与数位齐飞”的远流博识网精神,与现在扫叶工房的“数位时代,纸本风采”有某种关联吗?
傅月庵:人生际遇很难说,当下你可能都不知道它的意义为何?1998年我成为“远流博识网”主编,纯属偶然。彼时网络刚出现,像个怪物。谁也不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我胆子大,王老板心胸宽广,就随我去乱玩了。
王老板对新鲜的事总有许多看法,且往往能一语中的。当时是为了催促大家“无畏”地去接近数字、体验虚拟,多多向网络靠拢,却没想到趋势真的往那边走去,网络浪潮,一波高过一波,资料库、电子书、博客、微博、微信、脸书、Twitter……到了今天,“数字阅读”沛然莫之能御,几乎已打败“纸本阅读”,早晚将成为人类汲取知识的最重要管道。
“数位时代,纸本风采”说来有点悲凉,是主客易势之后,对“纸本阅读” 的某种“温情与敬意”。希望通过“纸”这一载体,呈现过去几千年之中,装帧设计、印刷装订所能达到的某种艺术境界,乃至透过这一呈现表达出“匠人”的心意——无论文字编辑或美术编辑。而这一种温度,恰恰是数字所达不到的。
李佳怿:在茉莉二手书店工作的几年,让您把出版的上下游走了一遍,大部分编辑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能分享一下书店经历对编辑工作的启发吗?
傅月庵:茉莉是二手书店,且是很大的二手书店,台湾北中南都有分店,每天收入卖出的旧书数量惊人。对本来就喜欢在旧书堆打滚,且对编辑饶有兴趣的我,这几年时间可谓大大“进修”了一番。
除了从“编辑实务”的角度去仔细剖析、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漂亮”书籍,让自己眼界更开阔,掌握更多的图文资料之外,“编辑理念”的启发,更不知凡几。举例而言,进入消费文明大量复制的时代,“书籍”一如其他货品,渐渐走入“速食”的命运。书的折旧率特别高,早上花五十元买来的一本书,晚上看完卖去二手书店,所得大概五元不到。纸本书的折旧率这样高,加上其体积所占据的空间,面对“电子书”时自然大大不利。如何降低折旧率,让一本书买进之后,甚至有“增值”的可能,这很可能成为决定“纸本书”日后命运的一大关键。
因为在旧书店里,看多了拍卖、珍本、善本,遂有了“珍本制作”的概念,通过限量、手作、装帧设计……为书加值,降低折旧率,甚至还可加值。这是电子书绝对做不到的,是“数位时代,纸本风采”这句话里,非常务实的价值所在。
李佳怿:您似乎对图片有某种偏爱,扫叶现在做出的两种书,都是图文书,但却不是那种“读图时代”的产物。您觉得数字时代应该怎么做图文书?
傅月庵:编辑是一门大学问,最讲究的是“精准”两字。自从有所谓“图文整合”之后,“图”跟“文”之间便处于某种“既联合又斗争”的状态。谁主谁从?谁诠释谁?图文比例?……本就已变化多多,若再加上作者、摄影者、绘图者的风格因素,那“编”起来可就够好玩的了。
相对于文字书“一槌定音”的版式,我确实更爱版式多变的图文书,因为挑战更大,跟美编互动更多,也更有成就些。数字时代里,因为电脑图文整合能力的强大,让美编与文编的发想、创意更容易实践,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至于整合后的呈现,无论是数字或纸本载体,背后都得有一个编辑在,都得继续追求“精准”这件事。
李佳怿:现在扫叶工房的两位作者各具特色,也可以说关联不太大。倒有点像您之前说的,为一个作家建一个出版社,出完他的书,换一个名字再出另一位作家。一般独立出版都会专注某一类型的图书,以便建立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傅月庵:“扫叶”之所以成立,其中一个目标,是要“致力整合、传承新旧,让数字、网络成为出版助力,而非阻力”,也因此很多编辑思维希望能突破传统出版的窠臼,走出一条新路,不仅编辑如此,营销也是这样。这也是为何在台湾,前两套作品主要依靠“直接网购”的原因,换言之,我们想尝试在网络时代里,有无可能跳过“中间商”(书店),直接贩卖“产品”(书)。我们笑称这是“小农出版”,一年一作,卖完就卖完了,也不再版,要买请等下一季。
因为是这样的概念,对扫叶而言,每一部出版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无所谓“书系”、“类型”什么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套《人间自若》,除两本文字书,还要多一本画册,因为编辑觉得,若不是这样,无法显现作家雷骧的完整面向。到了第二套《梦蝶草》,没有画集,却改成了朗读CD跟“心经手迹复刻”,原因还是一样,非得如此,诗人周梦蝶全貌无法呈现,读者不容易进入他的诗的世界。
李佳怿:做书过程中您一直在脸书与读者互动,会因为读者的建议而改变您的一些想法吗?
傅月庵:读者意见很多,七嘴八舌,更重要的是“绝不负责”,因此什么能听,什么该略过,自己心里得有一把秤。大体而言,出版是制造业,编辑自有其专业,我也比较有自信,听得相对少些;卖书是种服务,为人民服务,兼听则明。譬如《人间自若》出版时,我们坚持只通过网络卖书,很多朋友觉得不方便,因快递到时,家里可能没人在。我们评估之后,到了《梦蝶草》,我们便多开了两个口子,一是台湾各地的独立书店,希望多个通路,也诱导大家多到小书店消费;一是一家中型网络书店“灰熊爱读书”,通过他们,读者便可在便利商店取货,解决不在家问题。实施之后,效果很不错。估计日后还会继续。为人民服务,以客为尊,真的不容易啊!
李佳怿:经过一年实践,起初的“小农出版”构想有变化吗?这两季“收成”您还满意吗?
傅月庵:到目前为止还行。编书于我而言,相对简单。卖书,尤其“倒行逆施”式的卖法,那比较难些。但似乎也就这样过去了。销量大约都可达八成以上,算很不错了。这一年里常想起明末沩山老人的一段话:“远行要假良朋,数数清于耳目;住止必须择伴,时时闻于未闻。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附善者,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真的很感激所有支持“扫叶工房”的朋友,大家努力在完成一个梦想。
李佳怿:“小农出版”注定做不大,作为编辑个人,可以不忧贫,那么对出资人呢,他也不希望您做大?
傅月庵:任何人创立事业当然希望“能久可大”,但到底怎样叫“大”,规模大就是大?还是说产品好,赢得口碑就是大?大量复制的时代里,我们常以产量销量来衡量大小,而以“成长”来断定一家企业的好坏。常见的状况是,一家小店,因为东西好,有了名气,便想“展店”,便要搞“连锁”,以便扩大产能,多赚点钱,“求大”过程里,某些最重要的东西却消逝了,那是非常可惜的。美国《企业》杂志总编辑鲍•柏林罕(Bo Burlingham)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小,是我故意的》(Small Giants:Companies that Choose to be Great Instead of Big),讲了十四家“不扩张也能成功”的公司。“扫叶”成立之前,我跟出资人都看了这书,也觉得我们这样就好:小作坊,真良品。短期别赔钱,一本一本出下去,长期也不用赚太多钱,大家都忙得很快乐就行了。
这又是另一种“倒行逆施”,但年过半百,再不“叛逆”,就没机会了。
《人间自若:春明·夏影》
李佳怿:《人间自若》“产地自销”,《梦蝶草》会和大陆独立书店合作,对周梦蝶这样具有独特台湾印记的作者,您是否担心大陆读者会有“隔”?
傅月庵:这我比较不担心,因为一来,文学,尤其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人说:诗是把最好的字,摆在最好的位置。因此,翻译起来很难,因为文化背景、文字特性用法,都不容易翻译。但周公始终是以中文创作的,他的诗,就是“把最好的中文方块字,放在最好的位置”,且“诗风简约,余韵悠远,大得中国画留白之精髓;引禅入诗,有谐趣,有棒喝,孤独、苍茫常见于字句间,主客难分而暧暧内含光”。那是非常中国的,一点无“隔”,这也可以从他之前在大陆所出版的唯二诗集:《刹那》(海豚出版社)《鸟道》(中央编译出版社)受到老少读者欢迎,可见一斑。
李佳怿:《人间自若》的销售,全台独立书店帮了很大的忙,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发行模式。您在脸书上说:“‘小农出版’上下游携手同行,相信必可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您的理想是通过“小农出版”上下游携手,为台湾出版开出一条新路吗?经过实践,您觉得可行吗,具体的困难在哪里?别的出版社可能照搬吗?
傅月庵:2010年左右,台湾开始掀起“独立书店”风潮。后来出任“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对此格外重视,挹注了不少资源加以扶植,譬如补助青年人返乡开书店、补助独立书店办讲座、协助成立“友善书业合作社”联合进书……几年下来,成效渐彰。2015年之后,台湾的独立书店,已经有近百家,虽然生生死死,但其实只要有心串联,也可构成一个不亚于诚品、金石堂的通路。
只是独立书店之所以称“独立”,除了与连锁书店力求标准化、商业化的取向不同之外,大体而言,店主人都有其风格,普遍店面不大,进书量小却很准确,会很用心地推荐、经营每一本选书。换言之,在独立书店里,“书”不尽然被当作“货品”买卖,而是通过店主人的热情加持,焕发出某种“书籍”特有的光芒。
这些“因为爱书,所以开店”的店主人,通过网络、合作社,得以交换讯息、经验,在连锁书店节节败退的当下,挑起人们逛书店、听讲座、买书的欲望,继二手书店之后,目前已形成台湾又一道文化风景。
“扫叶”因为求精求美却不求大,跟这些独立书店气味特别吻合,《梦蝶草》出版后,便只在这些书店销售。因《梦蝶草》单价相对高,对书店而言,其利润大些,周公又是摆书摊的老前辈,因此格外力推,结果成绩斐然,效果非常好。
这种成效,当然可以复制,最主要原因是这些独立书店联合成立“友善书业合作社”,形成另类中盘,解决了许多供销问题。目前台湾很多人文类书籍都是通过合作社发送到各书店,渠道形成,大家都可用,称得上功德无量。
《人间自若:秋光·冬晴》
李佳怿:您说的台湾刮起“小,是我故意的”之风很有意思,能介绍几家“小”的出版品牌吗?
傅月庵:“小”的出版品牌很多。所谓“小”,定义大概是“十人以下”,老牌子的譬如专攻商业书的“早安财经”、文学书的“宝瓶”都不大。后起之秀像经营人文书大大有成的“新经典文化”、“有鹿文化”,另外则是一人出版社,像专门出版俄国文学的“樱桃园”、科幻小说的“鹦鹉螺”、文学类的“启明”、“一人”、“逗点”等等,都非常活跃。但事实上,各大出版集团,因为成立“利责制”,各路线自负盈亏,其实也都是变相的小出版社。至于“读书共和国”、“大雁基地”,则是出版社的结盟。台湾的出版有大有小,有综合有专门,相对于大陆的“集团化”“造大船”,显得更加立体,也灵活许多。当然,在资金上显得较匮乏,常较穷。但既然“小,是我故意的”,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李佳怿:据您观察,现在大陆出版界状况和台湾相比大体上有何异同?
傅月庵:还是大小之别吧!大陆市场大,进入市场便是大军团作战,讲究的是战略。台湾市场小,需要在战术、战斗上多下功夫,且因为竞争激烈,琢磨出了许多营销技巧,操作手法。但也因市场小,为了求生存,很多书在成本考量下便出不了。反过来说,大陆出版因为市场大,相对豪气,选题广阔,很多冷僻的人文书都可以出,这是很令人羡慕的。
但整体而言,就算前有数字阅读围堵,后有网络书店夹击,大体而言,台湾的出版市场还是比较有秩序的。书店与渠道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彼此还是有“伙伴情感”,这在纸本出版大崩溃的时代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李佳怿:大陆年轻编辑和台湾年轻编辑面临的挑战应该大抵差不多,您作为一位业界前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傅月庵:大陆跟台湾的编辑,乃至过去与现在的编辑,所碰到的难题,最基本的,无非“食少事繁”四个字。这是宿命,从中国编辑老祖宗孔夫子起就是那样了。厨房是热的,要进来就别怕热,这没什么好讲。能说说的是,在这么燠热的厨房里,汗流浃背成天煮炒煎炸,到底有无意义?
近来很红的一本书,讲二十世纪初美国传奇编辑珀金斯(Max Perkins)生平的《天才的编辑》,书里有一句话:“编辑最多只能释放能量,而非创造。”诚然若是,因为释放自己的能量,而让别人的创造有了光,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知识系统、人类文明无非一种回路,但任何回路都必须有人去压下按钮,才能通上电流,编辑释放的能量,放大来看,便是这样。
因为有了编辑,才有出版;有了出版,人类文明方得递嬗。尽管时代在改变,人类吸收知识的方式也正在分化,但无论网页、网站、电子书、资料库,编辑这一角色依然不可或缺,所需要的无非顺应潮流,勇敢面对新变化,拥抱新载体而已。
责任编辑:方晓燕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傅月庵,独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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