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百年诞辰｜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编者按】：今年是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昨天，贾植芳学术思想研讨会在甘肃张掖河西大学举行。贾植芳研究中心、贾植芳讲堂也在该校成立。上海电视艺术人文频道《今晚》也将于4日、5日21时30分播出纪录片《把人字写端正》。此文为贾老门生李辉所作，回忆了贾植芳、任敏夫妇的往事。

今年是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二十多年前，我主编“历史备忘书系”时，请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编选一本《解冻时节》，这也是他们夫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

《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给任敏”，贾植芳写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间的书信；第二部分，“平反日记”，贾植芳写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的日记；第三部分，“流放手记”，任敏叙述受难亲历记。三个部分，是一个家庭的文献记录，都是非虚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悲从心来。

在为《解冻时节》所写自序中，贾植芳这样说：

我的青年朋友李辉愿意将我与老妻任敏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三种家庭“档案”材料作为他为长江文艺出版社主编的“历史备忘书系”之一出版，这些文字本来都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非文学写作”，是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生活纪念，目的本来是保存自己的历史记忆，现在能有机会公开印行，交给广大的社会来保存这些属于个人而又不仅仅属于个人的记忆，我想想，觉得也好，感谢之余，也不免有许多感慨。（《解冻时节》自序）

是在上海，我提出帮贾先生编这本《解冻时节》，他同意了，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摞信递给我：“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这批信的第一封，写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可以与任敏见面并开始频繁通信，是因为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发生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贾植芳这样一些被管制的“异类”，所处的环境也就开始有所改善。这些家书能够保留下来，无疑与这一现实变化有关。贾植芳在自序里特别提到，他在“文革”中写给任敏的私人通信，不得不谨慎小心，不能不有一些言不由衷或者言内意外的表述，第一封信里的文字表述，大致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

当年整理这些信，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静。这些信，真实记录着一个时代。从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到个人处境每日变化的描述；从购物细节，到生活叮嘱；从在印刷厂监督劳动，到回到中文系资料室重操旧业……几年时间里的个人琐碎生活，无不映衬着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

实际上，任敏经历的磨难超出人们想象。当年因为胡风案件爆发，贾植芳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任敏也被捕入狱。一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在一九五八年的年底，她又从上海下放青海。初到青海，任敏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揭发任敏在一位上海朋友家里的时候曾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再度关进监狱。

任敏入狱时，凑巧看守所所长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当女囚犯头目，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到。这便是饥荒岁月。在青海，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一位牧民犯人饿得难以忍受，便央求任敏帮助弄一碗牛奶喝。她想方设法偷来一碗，没想到，那牛奶是公安局长的，结果她被关禁闭，戴上手铐。从此，她被罚从囚室里往外抬当天饿死的犯人尸体。尽管她个头矮小，体弱无力，可是，她不得不经受这种折磨，常常是每次抬完回到房间，她就会感到头晕目眩。

任敏一九六二年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必须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是她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而这几年，贾植芳一直关押在上海监狱。

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下落。经过多方打听，她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对我回忆的那个感人细节：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一九六六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一年多之后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感人的一幕。

我的叙述没有一点儿加工，甚至比任敏师母的回忆还要简略、平淡。可是，当年在他们住的那个小阁楼房间里第一次听到她回忆这些往事时，我沉默了好久。

知道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贾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贾植芳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任敏，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他用各种方式各种语言为他们彼此鼓劲。他告诉任敏：“附信寄来的窗花——一对小鱼，我很感兴趣，联想到我国古代的大作家庄生的话：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我们各自勉励，努力学习改造，争取早日团聚。”(一九七三年二月)何时团圆，这便是他们苦难爱情中的精神支持。

请允许我摘录几段贾植芳写给任敏的家书：

这些日子没什么事，我身体精神都很健康。处理的事，也许需要上面批示，我这么想，所以还得等等，不能着急。来信说，你常想到这半年来忙于你的生活，想到我穿衣问题，等等。快不要这么想了，我常说，我们现在的唯一要务，就是集中一切力量保持两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根本的根本，是最大的财富和幸福，穿的衣服只要能贴体和御寒就行了。你先不必为我的衣着操心，我倒是担心你腿不好，怕受寒，所以很想先把你的棉裤寄回，来信说，预请做一条，那也行，如无条件，即来信，好把旧的寄回。总之，首先要照顾吃饭，我住在大城市里，吃的总比你在乡间强些，每念及此，心里也很难受。但想到这些年艰辛的生活，对我们的改造和锻炼的意义，那收获就很大，也许这就是我们将来能再为人民和革命做些有益的事的最坚实的基础，如我所说，是千金难买的。这么一想，我觉得心胸很是开朗和广大。我想，你也应当有此体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

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及汇来的八元钱收到了。知道你身体大健，使我精神上的负担得到解除，很甚高兴。虽然如此，但你年纪大了，加上生活的艰苦，应该从这次病中得出教训，重视生活上的保健工作，这样身体健壮，才能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在生活和劳动中得到锻炼，为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建立稳固的根基。要注意劳逸的适当安排；要加强学习，在思想上跟上时代前进。学习剪窗花很好，这也是一种精神修养，使精神上有所安排，集中，这样也能排除一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保持一种内心的安乐和愉快。(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你身体都好，我很高兴，反正我们这么拖了近二十年，两个人身体都好，并从艰苦生活中获得很大的思想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还是那句老话，把我们的财力尽量用于支持生活，保持健康，你不能光吃窝窝，要吃细粮，年纪大了，乡下副食品又少，哪怕暂时不要买什么用品，一定要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生活上，精神健康，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

你这些日子生活如何，是否吃白面？要吃白面。生活上绝不能过于克苦，以致影响健康。油少，就多吃些蛋，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营养水平，把身体搞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这些文字，我才真正明白了。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在一九七七年结束。读这之后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贾植芳内心的变化。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青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

“文革”结束之后的贾植芳，又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从此不再间断。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贾植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古历中秋节，也是二十多年来和敏在一块第一次过这个团圆节，今天听人说了一句笑话：“在月亮下面人人平等”，她在市区买回一些猪头肉，两个人对饮几杯，月亮圆圆地挂在窗外的上空。

二十多年后，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今年是复旦大学一百一十一年校庆时，“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号，以《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为题，梳理百年之间的复旦浪漫爱情，其中挑选了贾植芳、任敏夫妇，起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七十年代，十年动荡中和你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微信文章最后所写两段文字，是对先生与师母爱情的完美诠释：

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整理旧稿，收到稿费后就托学生送到医院，从无怨言。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

二〇〇二年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会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这一习惯，保留到二〇〇八年贾植芳过世。（《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青年》）

走笔至此，眼前浮现师母追悼会上的场面。

在向师母遗体告别时，贾先生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看到这一幕，我们许多人都哭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我为新华文轩策划的一套“中国人物系列”四种出版，其中有贾先生的《历史背影》。此时，贾先生病重住院，我们夫妇带上书前往上海看望。在病床上，贾先生翻阅这本新书，并在扉页上题跋。哪里想到，这竟然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四月二十三日，获悉他病危，我匆忙赶去探望，他已昏迷不醒。第二天，先生去世。

送别贾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九十二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在天堂，先生不孤独，他与师母再相聚。

先生去世之后，我整理先生的来信，又一次在他的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

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先生也是贾先生的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叙述他参加贾先生告别仪式之后的感受：“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来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想，贾先生的弟子们，都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

先生去世的那年年底，某天夜里，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

同在二〇〇八年八月，我妹妹因病去世，山口守兄来信安慰我，有一段话他写得特别好：“回想到那年我们访问你的故乡，见到你妹妹，已成了难忘的记忆。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对任何人的逝世不能说‘安魂’或‘离开人间’这种话，但将他们的形象可埋在自己心里深处，并永远记在记忆里面，这样故人就能活在自己脑子里。有时做梦能见到他们。这几年我也死了几位亲友。晚上睡不着时，时常想他们太难过，但后来我才想，回忆或梦里能见到故人也不坏，要不然他们会消失了。”

梦见先生和师母，说明他们没有消失。

他们怎么会消失呢？先生和师母的思想和情感，就活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活在他们的苦难爱情里，活在我们的记忆和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