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上海老男人的天堂电影院

陆元敏，66岁摄影家；吴亮，62岁文艺批评家；金宇澄，64岁作家。7月3日，这三个上海老男人被47岁的朱浩拉到自己“像电影一样”摄影展上，聊关于电影的旧时光。

“你们想听什么？”吴亮开口就抛问层层围坐在周边的年轻听众，“我们四个人平均下来也到60岁了，我们从黑白片那个电影匮乏的年代到今天，你们想听我们跟你们说什么？我们以前的故事是非常乏味的，我现在很怕对年轻人忆苦思甜，因为他们未必关心这个。假如说到年轻人关注的问题，那只有我们听你们说的份。但我觉得只有电影是我们能说说的了。我们这个60岁是一个什么概念？电影发明至今才120年，也就是说电影后半段的发展与我们的成长是同步的。”

看电影的故事：小心在电影院里出事

或许是写过《繁花》这样充满旧上海气质的小说，金宇澄首先被推出来先聊聊“看电影”的故事。

金宇澄说自己最近已不大看电影，印象当中还是旧时的电影院，看完之后从各个不同的后门出去，会走到些陌生的弄堂里，感觉就像一场梦。

“1990年代上海的电影院其实条件不大好，所以电影院附近会开一些黑暗的酒吧，比电影院里还要黑暗，拿个手电一照能看到许许多多男人女人在那幽会。美琪、上海电影院周围都有。随着一些电影院拆掉，这些都没有了。”金宇澄说这些都是些陈旧的事情，但一说他倒来劲了，讲了一桩朋友的闹剧。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电影院里出的事，他结婚后外面又找了个女的，两人去看电影，他没想到他的老婆就跟在背后。他买票进去后她老婆也买票进去，坐在第四排的什么地方。看完电影之后，他老婆就尾随他们一直跟进中山公园……这个事情最后吵翻是在公园里，整个过程大概有四个钟头之久。”

电影《夜半歌声》改编自歌剧《剧院魅影》，内容浪漫中带着恐怖气息，在上世纪80年代单调的国内电影制作时期特别突出，甚至在当时因为演员的毁容妆容逼真而被传为最吓人的电影，至今都流传着当年有人看这电影被吓死的都市传说。该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于1985年。

金宇澄在乍浦路桥的解放剧场看过当时的拍摄现状，“现场请了大量群众演员演其中一场，我进去一看很惊讶，因为都是群众演员的关系，现场很混乱，导演助理拿着喇叭喊‘我们要换衣服了’，然后拉来一黄鱼车衣服。那里面的衣服很多都是再生布的旗袍，还有短档，就是过去劳动者穿的一种衣服。然后又拉来两黄鱼车的衣服，我一看就是知道是抄家抄到的，还有可能是来自过去上影厂仓库的一个故衣店，很多有钱人会把旧衣服卖到那里去。这两种衣服一出来现场大乱，大家拼命去抢绫罗绸缎，大家都不愿意穿劳动阶级的衣服拉黄包车，大家抢得一天世界。那些衣服里确实有些特别精致，绣着苏绣盘花的小袄，有个胖女人明明穿不下连扣子都扣不上，偏偏硬要穿，旁人瘦跟她要她不给。我当时就觉得，虽然我们的电影一直在宣传劳动光荣，但事实上我们人类本性一直在反抗劳动。”

放电影的故事：大世界的电影不是放在银幕上的

陆元敏为人熟知的是摄影家身份，事实上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段时间，他上山下乡回上海后还当了阵子电影放映员，借此机会他细细回忆了番自己从电影放映员到摄影家的转变。

“老早以前我家对面住了一个电影明星，但我从来没看到过她。我1950年代出生，可能是1940年代她已经跑到香港去了。她的妹妹住在我对面，每天能看到，从她的妹妹身上看不到一点电影明星的影子，所以我一直很难想象她姐姐什么样子。我家楼下住着一个漂亮姐姐，她拍了张很漂亮的照片放在襄阳路永康路口的照相馆，路过的人都说跟明星一样。那时候有个传说，如果一个人拍照拍得漂亮，王丹凤会看中她的。我开始想大概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家印象中王丹凤是最漂亮的电影明星，所以不说哪个导演会看中谁，都说王丹凤会看中谁。以前我拍完片子还会想，不知道王丹凤会不会看中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王丹凤就住在那里。”

后来上山下乡，陆元敏去了农村之后巧合地成为了个电影放映员，“在农村放电影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是露天的，每天需要换地方、拉银幕、拉电线，一部电影的片子可能有十几部大盘子装两大箱，有几十斤重。后来我因为表现得好，就让我去上海的大世界去放电影。最初我的执照只能放35mm的小放映机，大世界那种放电影的机器跟其他地方不同，它不是直接放在银幕上的，而是通过镜子投射到一个磨砂玻璃上，这样放出来的，大概跟大世界哈哈镜多擅长利用玻璃有关。后来我到了另外一个更大更正规的放映厅，有两部大机器、四个放映员轮流放。这台机器很有意思，发光不是靠电灯泡，是用两根炭精棒正负相碰产生非常强烈的光，这种光源非常强，放出的电影亮度就非常高。”

陆元敏说：“可能因为当时翻来覆去放那么一两部《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的，所以我有些麻木反而想不出当时有哪些电影。要是碰到哪部电影时长最短我就最高兴了，当时有部电影叫《奇袭》只有9盘片子，我放完就可以休息了。在大世界的楼顶上休息是最舒服的，可以看到下面很多的平房，每个灯都是亮的，能看得到哪个房间在洗澡、在吃饭，很好玩。后来有个研究所里需要摄影师，他们觉得电影放映员肯定能胜任，所以就把我调去拍照片了。”

已消失的电影配套：说明书、插曲本

吴亮刚写了部长篇小说《朝霞》，他称因为金宇澄的关系他才动笔，“我跟金宇澄住一幢楼，他在三楼我在二楼，自从他写了《繁花》之后我们就经常聚会。他在讲各种段子的时候，我们总会问《繁花》里写过么？今天他在这里讲的肯定是《繁花》里没有的。人类需要一个点去触发记忆，比如说陆元敏是摄影，而金宇澄是人类的一些私密故事。”

作为文化批评家，吴亮聊起电影时离不开时间轴的纵向对比，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有两百部电影，他称自己有很多票却一部都没去看，工作忙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太多了。“好比我们以前饿的时候只有大饼吃，那就吃了，但现在你跑到超市里，那么多东西，你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时候你倒很可能什么都没有买就回去了。所以我就不看了。理论上来讲，现在想看什么电影都能看到，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比方说看书的过程是，那时候是听说哪个地方能拿得到，我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搞到手。应该说，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匮乏的、饥渴的时代，这似乎是我们的专利，现在是另一种情况，如今是丰饶下的一种匮乏。”

吴亮也聊到自己当年看电影的故事，“我的家住在淮海路附近，附近有几家现在已经关掉的淮海电影院、小上海电影院，还有比较好的国泰电影院，我们那时候常去。但看电影的时候要算一算，同样的电影在国泰是两毛五，淮海电影院是两毛，为什么呢？一个是有冷气的，为了这五分的冷气我们就进国泰了，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看冷气电影，因为出来以后觉得更热了，一出门后像跑进烤箱，整个人晕眩到刚才电影里的情怀荡然无存。于是我们就想买晚上的票吧？后来就买了晚上七点三刻的电影，看完十点钟，出来以后发现居然还是那么热。那时候的电影院还有些现在见不到的东西，‘文革’前电影院前有明星照，大致是于洋、王晓棠这些人；有时候看电影还有一份一分钱的说明书，你可以在放电影之前知道电影梗概；门口还印制的电影插曲，上面有简谱、歌词，售价两分、三分。这么简陋的一个制作，在当时被很多女孩子珍藏，她们会把它夹在书里珍藏起来，我两个姐姐都这样，我家当时有一些《大众电影》一直保留到她们出嫁。”

上电影课的故事：凭想象授课

朱浩是这个“像电影一样”展览的主人，他称这个主题是被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候的一些记忆触发的，“我们有一个小剧场，我们每周都会有所谓的观摩片，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在放伯格曼的《野草莓》，虽然大家觉得影像本身很枯燥，但是因为旁边的安全门被不断的来人打开关上，外面的阳光曝光在画质很不好的银幕上、还有外面吵闹的知了叫声，这就是我对伯格曼的电影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就是这样影像化的一个点。有一天我发现天蟾剧院没了，拿上相机赶过去，只能拍到小巷里的安全门，自此我想应该把上海的关于电影的影像留下来。有部电影叫《天堂电影院》，而那个安全门就像个出口，天堂没了但出口还在，可以帮我们回到现实。”

朱浩回忆起一段现在听来荒唐，只在特殊年代出现过的特殊教学，“戏剧学院里读书最有意思的一个经历是读欧洲电影史，大量的影片老师在台上讲，但是老师没看过，我们也没看过。比如他讲到新浪潮电影，1980、1990年代新浪潮电影很吸引文艺青年，比如《去年的马里昂巴德》没有人看过，只看过三四张剧照，接下去老师就能在台上讲‘这部电影怎么走形式主义，怎么把形式主义的电影语言发挥到极点’，然后所有台下的学生跟着老师一起想象。但事实上当时我们只有几张剧照以及《新浪潮文学剧本》里的电影剧本，我们顺应着这些看，拼命地想象每一个场景，直到很多年后真正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发现，差距太大了。这一方面可能很可笑，但这既是那个年代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电影本身带来的，有点蹊跷的视觉想象，这些与我们的成长经历结合得特别牢。当时这样的经历还有好多，比如我们评论《红色沙漠》时会说‘电影里的影像有意地变成红色色调’之类等等。若干年后看到影片时发现当年的彩色电影已经偏色了，根本无法辨别这种效果是艺术家的有意为之还是时间的改变。”

朱浩表示自己至今还会坚持用胶片拍摄，并非出于所谓的胶片原旨主义，而是因为自己是通过胶片进入摄影的，对胶片有种时间上的留恋，“当我们用照片去留住一些时间点，只有胶卷它会随着时间褪色、变旧，一些划痕会显现出来，这些是自然的痕迹。当然，电影也是痕迹，是90分钟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