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里走出的诺奖得主：罪犯的想象力会领先无辜的人们

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但所有犹太人都是受害者

埃利·威塞尔。

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7月2日在纽约的家中逝世，享年87岁。以色列首相内塔尼亚胡通过一份声明证实了他的死讯。

截至威塞尔逝世之时，已有上百万人读过他的著作《夜》。这本书描写了他的集中营生活：他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死，他的母亲与妹妹亦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历届美国总统将他请至白宫，与他探讨波斯尼亚、伊拉克等地践踏人权的问题。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将他称为“人类的传信者”。

然而，当1945年，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威塞尔刚从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出来时，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或其他幸存者会有如今的存在感。当时几乎没有幸存者公开谈论二战，仅有的公开讨论则被人们忽视。今天，一座大屠杀博物馆屹立在华盛顿的市中心，越来越多的人看过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但早在几十年前，威塞尔就开始尝试使公众直面纳粹大屠杀的真相。

“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幸存者声音，譬如‘这是我的故事，我曾在那儿’，会随着最后一个幸存者的逝去而消失，”纳粹大屠杀学者黛博拉·利普斯塔德特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但威塞尔的声音有着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扩音效果。”

“埃利·威塞尔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道德之音，并且在许多方面，他是世界的良心。”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道。他将威塞尔先生描述为“一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曾一起走过布痕瓦尔德挂满尖刺的电线网和守卫塔，他的少年时代在那里度过，他的父亲在那里被杀害，”奥巴马继续说，“之后他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记忆已然变成所有善良之人的神圣职责’。”

对战争沉默了十年之后，威塞尔在二十多岁时完成了《夜》的初稿。如今，在纳粹大屠杀领域，唯一比这本书更流行的是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威塞尔比安妮·弗兰克年长不到九个月，但《夜》几乎不能被视为一个年轻男孩的个人叙述。安妮的日记在纳粹逮捕她一家人之前几天就结束了，而《夜》的前三十页就把读者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

威塞尔的著作《夜》。

威塞尔的书虽然十分简短，但它捕捉到了纳粹大屠杀最重要的几个画面：人满为患的犹太区（人们在那里垂死挣扎，以为最坏的事还没有发生），运畜车，营房，烟囱。书里还包括了围绕大屠杀的神学争论中最著名的一个意象：脖子上套着绳索的上帝。

“‘看在上帝的份上，上帝在哪呢？’”威塞尔听到一个人这么问道。当时，他们眼睁睁看着一个男孩在奥斯威辛被绞死。

“从我的身体里，我听到一个回答的声音，”威塞尔写道，“‘上帝在这呢——在绞架上挂着。’”

在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鼓励下，威塞尔把手稿交给了法国的出版社。一个又一个出版商拒绝了他。午夜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这份手稿，但当时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商业上的成功。

这本书最初在美国也没有表现得更好。一封来自Scribner出版社的拒绝信将其称为一份“令人惊骇，却也极其感人的文件”，不过出版社表达了对这本书“相对于美国市场大小的疑虑”。Hill & Wang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了这本书，一些评论家也写了溢美之词，但在普通大众那里，这本书还是无人问津。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幸存者开始公开谈论二战。其中最显著的无疑是威塞尔。时值上世纪60年代，威塞尔在纽约开始了他著名的系列讲座。他的演讲总是座无虚席，他更像是在讲故事，从一个故事过渡到下一个故事，这使人想起《旧约》《传道书》的章节。

通过这些故事，他使旧日的犹太人村庄复活，使他深爱的哈西德神重现光辉。在其他幸存者面前，他是忧郁的，但在学生面前，他总是满怀希望甚至是幽默的。有时候，他的风格让人觉得他是个正在祈祷的犹太拉比。

1978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任命威塞尔先生为总统的纳粹大屠杀委员会主席。这是对他在遭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社区中所扮演角色的认可。委员会随后呼吁在华盛顿创办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

另一个转折点是1985年。威塞尔就里根总统计划去西德参观比特堡军人墓地一事与后者公开对质。在知道这个墓地有几十个纳粹党卫队的坟墓之后，威塞尔和其他幸存者反对这次参观。

“总统先生，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应该同党卫军的受害者站在一起。”威塞尔先生在白宫的一场典礼上说道。里根总统在这场典礼上给他颁发了国会金质奖章，这是国会给公民的最高荣誉。

几周过后，里根总统在争议中参观了比特堡。

这不是威塞尔先生最后一次与国家元首抗争。1986年，在赎罪日（犹太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后，威塞尔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1993年，他在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落成典礼上对克林顿说：“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您一件事情。去年秋天我去了前南斯拉夫，回来后因为在那里看到的画面而夜不能寐。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以停止那里的流血事件。”

随后克林顿两次领导了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轰炸行动。第一次是1995年针对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第二次是四年后，制止科索沃境内的民族清洗运动。

在克林顿当政期间，威塞尔还就卢旺达大屠杀与其对质。

“为什么我们如此英勇地涉足科索沃，却对卢旺达不闻不问？我觉得我们可以阻止那场大屠杀，为什么我们没有？”1999年，他在白宫质问总统。

威塞尔把种族隔离比作反犹太主义，他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他代表当地的犹太人、柬埔寨人和库尔德人说话。他还表达了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支持，认为美国有在邪恶势力掌权时调停的义务。

威塞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有评论家指责威塞尔在涉及以色列的事件中的盲点。当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在一次访谈中问他是否有遗憾时，他答道：“我希望我能为巴勒斯坦难民再多做点什么。我对此深感遗憾。”

谈及纳粹大屠杀时，他常常强调这是一件历史上空前的罪行：“我意识到纳粹大屠杀是一件独一无二且专属于犹太人的事件，尽管它有普世的意义。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但所有犹太人都是受害者。”

遗忘纳粹大屠杀就是再一次杀害犹太受害者，他常常这么说。

关于邪恶和死亡的记忆会变成抵御邪恶和死亡的盾牌

埃利·威塞尔，1928年9月30日出生在一个叫锡格盖特的小镇上（今罗马尼亚境内）。他成长在一个关系密切、谨守教规的犹太家庭，是杂货商什洛莫和妻子萨拉的独子。威塞尔十分热衷犹太神秘主义，这归功于哈西德派祖父从小对他的灌输。他甚至会在犹太教堂的祷告中流下眼泪。

当他刚从锡格盖特贫民窟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才十五岁。纳粹对锡格盖特贫民窟进行了最后一次清扫运输，“A-7713”被纹到了他的左手手臂上。他说，当人们以为他十八岁时，他的真实年龄没有十八岁，集中营将他提前变成一个大人。

党卫队在1945年1月清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威塞尔和父亲一起被转移到了靠近德国魏玛的布痕瓦尔德。父亲在1月去世，威塞尔在4月美国军队到达时被解救。

得救后，他发现自己在一辆满载孤儿的列车上，列车停在了法国。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两个姐姐也活了下来。法国的姐姐在报纸上认出了弟弟的脸，姐弟最终团聚。

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他回忆了被解救后的早年生活：“时间：二战后。地点：巴黎。一个年轻人挣扎着重新适应生活。他孑孓一人，处于绝望的边缘。但他没有放弃。相反，他努力在活着的人们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掌握了一种新的语言。他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与朋友们都相信，关于邪恶和死亡的记忆会变成抵御邪恶和死亡的盾牌。为了继续生活，他必须相信这个。”

威塞尔的新语言是法语，他在余生里用法语完成了大部分的写作。他吸收了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穆德的作品。威塞尔先生后来被一家以色列报纸雇为外国通讯记者，这份工作对他与莫里亚克的相遇起了关键作用。

1956年，他成了美国公民，为《犹太前进日报》工作。威塞尔在战后从事了数年的新闻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想过一种教书和写作的生活。他在波士顿大学教了三十多年的书，所授课程十分火爆。当他1982年去耶鲁大学做访问教授时，有350个学生报名选修他的65人课程，课的名字叫“文学与记忆”。为了削减人数，威塞尔先生要求学生在卡片上写上他们选修这门课的理由。学生们的回答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踢走任何一个学生。

他一生写了四十多部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回忆录和散文。这些作品都根植于犹太思想。凭借朴实、简约的语言，他质询了奥斯威辛之后生命的意义。小说《第五个儿子》（The Fifth Son）直面幸存者与下一代的关系。另一部小说《白昼》（Day，又名The Accident）讲述的是一个绝望的幸存者：他绝望到想让时代广场的出租车撞死自己。

在来到美国不久后，威塞尔在时代广场被出租车撞到，并且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在《白昼》的序言中，他写道他并没有看到那辆车过来。这进一步证明了生死之间的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分明。“每一时刻都是上天的恩赐。我本会死于45岁。在某个层面上我确实死了。”

威塞尔在演讲。

威塞尔经常说，他常常在年轻人身上看到希望，包括他的孩子和学生。

“我的妻子玛丽昂告诉我她怀孕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这个世界不值得拥有孩子。我当时像发狂似的。但是下一波情感却是喜悦。这会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我要以我父亲还是母亲之名给这孩子起名字呢？”他告诉《纽约时报》。

他的妻儿让他挺了过来。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在1969年结婚。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威塞尔都是庞氏骗局的受害者。据报道，他的个人资产和埃利·威塞尔人道主义基金中的上千万美元被骗走。人道主义基金会是由他和妻子在他获诺贝尔奖以后成立的。

威塞尔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说：“我在一生中都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罪犯的想象力会领先于那些无辜的人们……我们想不到一个人会做出这种事情。当然，我应该知道的，一个人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如果说安妮·弗兰克（在她畅销日记封面上）沉思的脸庞捕捉到了大屠杀所消灭的青春和天真，那么，也许，威塞尔——随着他的老去——代表了一种别样的、迫近的丧失。

威塞尔演讲时，站在讲台后面，看上去渺小又脆弱。他说，他不想活得太久，不想变成最后一个幸存者，那样担子太重了。

他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中说：“聪明的人们总有最好的记忆力。然而，无疑，人都会遗忘，甚至，人想要遗忘。只有上帝能够也必须记住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