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修好下水道，给水以出路

中国水患自古不绝，防洪千年任重道远

2016年7月，湖北武汉，快要淹没的武昌黄花矶长江亲水平台亭子。图片来自网络

6月底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频繁遭暴雨袭击。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省局部地区出现极端汛情。上周，尤其是武汉的城市内涝灾情严重，引发了舆论对防洪议题的高度关注。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暴雨显影防洪体系六大病灶》，认为昔日大汛重在江防，而今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和长江大堤的强力加固，灾害更多来自堤内，即受灾地区受的是“内伤”。文章提及导致城市内涝的病灶有：

市内湖泊的萎缩。城市里的湖泊和湿地往往起着容留回旋积水的重要作用，是“城市之肾”。据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胡茂川、张兴奇的研究，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里，“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积增加，原本可以地面渗透的水量大大减少，大部分雨水转化为地表径流”，城市地表的渗水程度要锐减数倍。而武汉尤其水系发达，原本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袋子”、“百湖之城”之称，“但是，现在武汉湖泊已经没有办法起到调节作用了，为了城市建设，当地填了许多湖来造地”。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所指出，城市发展不能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随意改变城市原有生态环境，要在护湖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

排水系统不给力，管廊建设欠账也是问题之一。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遂庆教授看来，首先，以前国家的管网设计标准偏低，现在恶劣天气越来越多，旧标准已难以适应需求。 其次，许多城市普遍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在一些城市的执政者看来，地上业绩看得见，地下管廊看不见，只要不出事，能拖就拖。

另外，溃坝多发生在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这些地方防洪能力较为薄弱。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程晓陶看来，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近年来下力很大，问题已不大。而中小河流是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的，投入情况则千差万别。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小河流，近年基本没有投入，还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本儿。

上周围绕这一话题而呈现刷屏之势的文章，有一篇叫做《我们为什么非要做五十年一遇的防洪堤呢？》，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的一篇演讲稿，旨在从观念层面，对我国当前水利工程的主流思路进行反思。

俞孔坚指出，现有对待土地、江河的思维方式，仍多“小脚式”畸形的审美态度和价值观——习惯建五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防洪堤，把大江大河全部裹上水泥，用无度的水利工程来试图防范水患。但水患却越来越严重。因为裹住大自然那双脚，大江大河自己不能调节雨涝，“自然的调节系统没有了，就像一个人进了医院，靠输液、靠人工设施来维持心脏跳动。”

俞孔坚认为，我们需要一场“大脚革命”，从自己开始，改变我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俞孔坚主张对待自然的水系统、自然的河道、自然的湿地系统，善待自然存在，做最小的干预，还我江河自然的美。他以自己参与的项目为例，就曾经砸掉防洪堤，故意设计了河漫滩下的浅滩深滩，“让鱼、青蛙在这里产卵，让牛可以下去喝水，让人可以在这儿行走。洪水来了，可能淹掉就一两天，或者最多也就一个星期，平时都可以让人去使用。”

中国的季风气候特点就是夏天下雨，雨来得很猛，结果几乎所有城市在“小脚化”以后，集中排水系统往往不能适应强暴雨，无论你做得多粗。只有自然系统可以适应自然的河渠。俞孔坚还主张城市应该回归海绵系统，建立一个海绵的城市。在城市中心建一块公园，用来净化、过滤雨水，补充地下水，可以改变城市，改变涝灾，改变旱灾，同时给城市营造一个不需要管理、不需要灌溉的绿地系统。“所谓解放大脚，‘大脚革命’，就是要让自然系统做工。”

福寿沟示意图。

但是，当地水利部门也指出，福寿沟虽的确有防洪效果，但宋朝的城区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现在的城区有几十平方公里，只依靠福寿沟是不可能解决的。

中国的科研青年过得好吗？

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上周发布《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现状调查》，用具体数据来回答一个众人关心的问题：中国科研的主力军——青年科技人才的生存和工作现状究竟如何？

该调查由“知识分子”策划并联合自然科研、中科院物理所、科学人、科研圈、科学松鼠会、知社学术圈等新媒体发起，为期一月收到来自“青椒”（高校青年教师）和“青稞”（青年科研人员）的2228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研究领域几乎涵盖所有学科、覆盖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几乎全部省级行政区。

调查显示，青年科研人员工作时间堪比农民工。只有12.84%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不多于40小时，将将符合《劳动法》的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而多达58.39%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60小时以上的更是不在少数。

不同层次的学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时长也有差异。985高校的科研人员工作时长最长，其次是211高校、普通高校、科研院所，相对最短的是大专、成人、民办院校。这也许可以说明好的学校对研究人员要求更高。

那这么多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呢？主要还是用于科研，包括开展实验、阅读文献、撰写论文等。其次是教学活动，包括指导研究生。值得注意的是，科研经费申请、报销、项目汇报等工作占据了几乎与教学同等长度的时间，平均工作量分别占日常工作量的16.4％和17.5％。

承受如此高的工作强度，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工资收入如何呢？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实行三元工资体系，即：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经过统计计算，包括工资、岗位津贴和奖金，调查对象在所在高校或研究机构获得的平均每月个人收入均高于2015年当地省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尽管平均收入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但参加调查的人员中硕士学历以上占到了93.54%，73.79％是博士。当本科毕业生毕业工作至少6年、积累了多年工作经验升职加薪后，同届博士毕业生才走上工作岗位，所以这个结果并不像数据那么乐观。因此有82%的受访者认为现阶段科研单位急需改革的环节之一是提高科研人员待遇。

据可查的最新数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不同类型的单位提供给博士毕业生的工资存在较大差异，在公司企业工作的博士平均月收入最高，为7184元；其次是在科研机构工作的博士，为4709元；再次是在政府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博士，为4272元；最低的是高校，工资为3932元。

和其他行业的年轻人相同，大部分青年科研人员的消费大头也是房子。调查显示，四成以上的受访者没有自住房，租住私房或公房，只有14.36%的受访者有自住房且无房贷，这个比例在北京、上海更低。

《人民日报》曾刊文聚焦科学家收入、科研指挥棒等热点话题。据报道，35岁的郭华在西部地区某研究所工作，是副研究员和课题项目组组长，目前一个月能拿到手七八千元。但他已经是他们科室副研究员里收入最高的了，有的副研究员每个月要比他少拿两三千元。郭华最怕的是同学聚会，每次回来，情绪都要低落半个多月。因为，郭华说：“和我一样博士毕业但选择去了企业的同学，现在年薪基本都在30万元以上，我的工资却还不到他们一半。智商不比别人低，付出不比别人少，科研上我也做得不错，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调查还显示，青年科研人员健康问题显著。将近一半人表示自己过度疲劳，不太健康；只有一成人群表示自己非常健康。41～45岁年龄段，91.7%的人处于不健康状态。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人群不健康率为92.5%，参加工作11年以上的则有91.6%不健康。

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是另一大问题。近八成的人群表示压力较大，仅有23人——占全部调查人群的1.03%——表示自己没有压力。男性青年科研工作人员压力比女性略大，男性有79.4%压力较大，女性则有76.9%。30～40岁这一年龄段的科研工作人员除已有的工作压力外，与其他青年群体一样新增成家、生子的压力，在各个年龄段中，这一年龄段压力最大。

那么，工作压力都来自哪里呢？84.85%的人认为其主要工作压力还是来自科研工作，还有较多的人压力也来自教学工作和行政事务以及指导学生。此外，有相当多的人在问卷留言中提到了职称评审、绩效考核所带来的压力。

尽管青年科研工作者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在问及科研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时，有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对学术本身感兴趣，13.6%因为工作稳定，9.16%是因为教书育人具有崇高价值。

相对女性来说，男性似乎对科研本身兴趣更大，男性科研人员中的63.0%是因对学术本身感兴趣选择科研，而女性为52.9%。统计显示，对女性来说，不少人看重这份工作稳定、福利、教书育人的价值。

总体来看，诸多原因所致，只有三成受访者对目前职业表示满意和很满意，有两成明确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