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瑜荪｜寻找钟宪民

缘起

2001年11月，收到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兄来信，嘱我提供钟宪民生平资料。信是打字油印的，附有一纸手写“人物名单”：

1.钟宪民（1910-），崇德人。世界语者。1927年曾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后将《阿Q正传》译成世界语，于1930年出版。

裘士雄来信

读了来信，我既惊喜又疑惑。石门的文化前辈中又多了一位与鲁迅有交往者，确实让我兴奋。但石门的老人们从未与我谈起过这位钟宪民，故我怀疑，“石门钟宪民”可能不是真正的石门湾人。因为“崇德”曾改称过“石门县”。所以旧志中所说“石门人”实是指石门县人，亦即民国后的崇德县人，与“石门镇人”或“石门湾人”是两个概念。

为了完成士雄兄所托，我当即致信崇德蔡一先生，征询有关钟宪民的资料。

半个月后，蔡老复函称：未查到钟宪民资料，《崇福镇志》仅收崇福镇人，“崇德籍”而非崇福镇上之人都不收。并提到：“姓钟的大族，可能在上市乡（今崇福）四浜头。”蔡老同时寄来李恺良、郭后觉的资料，其中李恺良1928年也与鲁迅有过通信。

2001年12月19日，我复函裘士雄兄，告以一时无法查明钟宪民是否石门镇人的实情，并寄去蔡老给我的李恺良、郭后觉资料。

一星期后，即收到士雄兄回信：

收到您的大札和有关资料，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因为尽管钟宪民先生的史料暂时没有搞到，但李恺良先生的史料还是有用的。李氏在《鲁迅日记》中未提及，他与鲁迅的通信不在《全集》第11、12、13卷书信中出现，而编入杂文集《三闲集》中。我当转给有关编委，谢谢您！

李恺良的儿子李迎雷在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外语教研室工作，某年回乡，曾与我有过一面之缘。于是我致函李迎雷，向其询问钟宪民之事。

2002年1月收到迎雷先生复信，称：

来信所提有关钟宪民一事，七十年代中叶我在自学世界语时，曾在家中翻到一本旧的初级读本（教科书），编者正是钟宪民。……我当时对父亲说起该书时，父亲说是认识钟宪民的，不过当时钟宪民好像是从政，在国民党中做事，建国前他随同国民党去了台湾，所以建国以后在父亲这一辈的朋友中似乎不大有人知道他……等放了寒假后，我再将家中藏书整理一番，如能发现有关钟的文字资料，再向你禀告。

3月14日，果然又收到迎雷先生寄来的1930年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的、钟宪民所译鲁迅《阿Q正传》世界语版封面和封底书目复印件。我都及时转寄给士雄兄。

《阿Q正传》世界语版封底

虽未能完成裘士雄兄嘱托，但从此，我开始了对钟宪民史料的关注和搜集。

钟宪民其人

寻找钟宪民资料，十多年后才有突破性进展。在2014年5月22日的《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上，我读到李树德所写《〈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一文，眼睛为之一亮。我想，这是否就是钟宪民译的《阿Q正传》？果然，此文一大半篇幅是介绍译者的：

译者钟宪民，1910年生，浙江崇德石门湾人。原是上海南洋中学学生，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编过《世界语栏》。在翻译《阿Q正传》的前两年，即1928年，他已经把冰心的一部分作品翻译成世界语，当时他仅18岁，翻译《阿Q正传》，也只有20岁，可见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文学青年。他与鲁迅早有交往，在《鲁迅日记》中可以见到他与鲁迅交往的记载。如1927年1月15日载：“晚真吾为从学校执来钟宪民信，十日石门发”；同月24日载：“下午寄钟宪民信”；1929年4月16日载：“得钟宪民信”；两天后的18日又载：“午后复钟宪民信”。可以推想，钟宪民用世界语翻译《阿Q正传》是得到鲁迅首肯的。……

……钟宪民是在胡愈之、巴金、索非主持的上海世界语学会学习的世界语。他从1927年就开始致力用世界语向外介绍中国文学，除了上面提到的他翻译了冰心和鲁迅的作品外，还翻译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合译）、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以及李辉英等人的《归来》和刘盛亚的《小母亲》。

钟宪民还从世界语转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其中有尤利·巴基的长篇小说《牺牲者》（1934年）、短篇小说集《波兰的故事》等。

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科聘请钟宪民为世界语干事。其后，他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部门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所刊《〈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

这段史料明确提到，钟宪民是石门湾人，并有鲁迅1927年1月15日日记“十日石门发”为证。

不久，我又在网上找到侯志平编《中国世界语人物志》，其中《钟宪民》一篇，对他在世界语运动中所做贡献的记载更为详尽：“抗战期间曾为《中国报导》投稿和译稿，也曾支持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工作，热心世界语运动。……编着过世界语教材和词典，其中有：《自修教科适用世界语捷径》《世界语初级文法》《世界语模范文选》《世界语战时读本》《世界语战时读本讲义》《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

留在家乡的踪迹

既然我已知道钟宪民确在石门住过，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些相关的史料。首先想到的是邹志鳌先生1990年根据回忆撰写的《抗战前的石门商贸》稿本。从中很快找到记载：“钟庆春丝绸庄（下西弄，钟宪民上代）”，说明钟宪民家在石门是开丝行的，地点在下西弄，店号“钟庆春”。括号注明是钟宪民上代所开，并非钟宪民自已经营。

邹志鳌《抗战前的石门商贸》

邹志鳌《抗战前的石门商贸》

这一发现让我很兴奋，但想进一步深入寻找时，却觉得太晚了！因为钟宪民与石门的联系主要是在1937年抗战之前，能认识或见过钟宪民的石门人今天已很少了。

我想到的第一个可访之人是魏毓仁先生，他世居石门，又参加过《石门镇志》的编写。2016年4月17日，我拜访了九十二岁的魏老。魏老说自已年少，对钟宪民印象不深，只知钟家在下西弄开丝行，其父、祖的名字都不清楚，觉得他们家好像不是土生土长的老石门人，可能出自四浜头钟姓，但无法肯定。

2016年5月12日，傅华根伉俪回国探亲期满，将返澳洲。电话中得知他们要去杭州向九十七岁的岳父顾绍荣辞行。顾老系石门近郊人，与丰子恺长女丰陈宝同为石湾三小同学，后任杭师大教授。听闻顾老思维尚清，即嘱华根兄代为询问钟宪民事。午后，华根兄电复：“老丈知道钟宪民，其祖、父在石门经营丝绸庄，但不是石门旧家，祖居地在崇德何处不清楚。”

根据二老的忆述，钟宪民家不是世居石门湾的旧家，也许是在祖父那一代，才开始迁到石门经营丝绸庄的。

钟宪民家的石门旧居，是在隅然间获知的。在一同下乡插队的“知青”聚会上，我无意中提到，石门有位与鲁迅交往过的钟宪民，可惜现在已无人知道了。不料张文强兄立即说：“我知道，听我父亲说起过。父亲与他很熟。而且两家相距很近，镇委书记周锦宣家住的那幢房子就是钟宪民家的。”

钟宪民石门旧居

钟宪民石门旧居

真是个意外收获！文强兄的父亲张坤寿我也认识，他的年龄应该与钟宪民相近。张家住在马家桥北堍东侧，钟家在马家桥南马家弄中段东边，两家相距几十米。幸运的是，经过抗战乱世，石门湾百分之七十多的房屋毁于战火，而张、钟两家的房屋都逃过劫难保存了下来。

张振刚先生根据章桂老人的口述回忆写成《和丰子恺逃难的日子》一书，我因忙于俗务，直到近年才抽暇拜阅，读后不觉惊呼：原来章桂不仅认识钟宪民，还在重庆有过很多交往。

《和丰子恺逃难的日子》，张振刚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1937年11月，章桂随丰子恺一家逃难西行，1942年8月辗转到达重庆。1944年，章桂在重庆民生路冉家巷开了一家万光书局，经销上海万叶书店和光明书局的书，也带卖文具，同时还搞出版。

有一次，章桂进到了新版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译本。按当时规定，这类新书须经审查后方可销售。“章桂为了及时上架，亲自捧了样书送去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性急，他一到那里就嚷嚷着要他们立即审查，他在一边立等。

“审查委员会的人冷冷地看着这个满头是汗的年轻人，正待开口，从里面办公室踱出来一个人。章桂一看，是老乡钟宪民。

“钟宪民哈哈大笑说：‘我说是谁呢，这么大的口气，原来是仁兄你！’”

在重庆遇到石门老乡，章桂和钟宪民都是很开心的，于是常相交往。钟宪民翻译的德莱塞《情网》、哈代《娱妻记》等书亦由章桂在万光书局出版。1945年11月12日，章桂在重庆举办婚礼，前来祝贺的嘉宾中有不少文化出版界的名人，如叶圣陶、傅彬然、章锡珊、姚蓬子等，钟宪民亦在其中。章老保存的那本《百年好合》婚帖签名册中，我见到了钟宪民的亲笔签名。

章桂《百年好合》婚帖签名册

签名册中的钟宪民签名

钟宪民随国民党中宣部撤退去了台湾，解放后，他自然被列入“敌档”调查对象。

大麻镇中心学校的王健老师送给我他找到的钟宪民资料，其中一份是1960年的调查资料，内容由李蓉汀先生回忆提供。

在“何时何地怎样参加敌军？现在何部，任何职、何级，驻何地？”一栏中，填着：

1946年，当伪中央电影检查处驻沪办事亊处科员；49（年）11（月）到广州后断绝通信，不知去向，现在大概在台湾。

在“本人在国内有何亲友、同事、同学、同乡？”栏中，填着：

表弟兄李里仁，在崇德；表弟兄李蓉汀，崇德崇益食品厂。

丰子恺，同乡，当时立大学院教员，文化界人；叶圣陶，是当时立大学院教员，文化界人。

这里的“立大学院”应是“立达学园”之误。

“注解”栏填写的资料虽然简单，但十分珍贵：

他的妻钱士英，女儿钟明华。

本来有一母亲，于抗战期间在崇德朱家栅口亡故。

朱家栅口朱平墟为他们亲戚。

这些信息对寻找钟宪民家祖居地和后人而言，很有线索价值。

青年钟宪民

钟宪民1946年合影

在台失踪之谜

这几年虽然找到了不少钟宪民的资料，但都止于1949年。他去台湾后的情况一无所知。

数月前，也是王健老师，通过夏春锦兄送来一份台湾学者寻找钟宪民的文章。文章没有署名，其中的资料却很宝贵，是我们认识、评价钟宪民的重要依据之一：

我们寻找钟宪民的下落已经两三年了。钟宪民，1949年来台，来台后除了重印几本德莱塞的小说之外，也在文艺杂志上继续发表文章：1950年有一本译作《英逊皇爱德华自传》在台湾出版。1950年代的《中国文艺》和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都有他署名的翻译作品，如1956年《文学杂志》就有他翻译的《骑士》（Thomas Mann著）。最晚见到他署名的文章出现在1957年三卷二期《文学杂志》附册《匈牙利作家看匈牙利革命》，是针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出版的专刊。

到这个时间点为止，看起来钟宪民跟夏济安、黎烈文、沈樱、钱歌川、何容等人很像，就是典型的流亡文人。……奇怪的是，1957年以后，他音讯全无，宛如人间蒸发。会不会是病逝？找不到发丧记录。以他的文坛人脉来看，不可能一篇纪念文章都没有。会不会被政治迫害？我们查过白色恐怖叛乱名册，被枪毙的名册等等，也没有他的名字。钟宪民并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译者，他从1930年代就有文名，到台湾又继续在文坛活动。为什么查遍各种文坛回忆录，竟然都没有人提过钟宪民？

一个翻译名家，来台后数年间还有文坛活动，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我们研究译者历史时没有遇过的事情。夏济安去美国、钱歌川去新加坡、英千里过世，总会有迹可循。我在部落格陆续写过几篇有关钟宪民的文章，希望会有知情人士告诉我们一些蛛丝马迹。……

我未能为同乡前辈钟宪民先生写一篇完整的生平小传，而拉拉杂杂地写了这样一篇札记，目的也是希望海内外的知情者能提供钟宪民先生的新史料，并解开他在台湾文坛的“失踪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