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一个苏南村落的思想遗产

1936年，赴英国留学前夕返乡休息的费孝通因为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前往距其家乡10公里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并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而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期间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中译本为《江村经济》，江村为费孝通为开弦弓村提的学名）一书，生动翔实地展现了这个苏南乡村社区中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费孝通的这项研究打破了当时国际人类学界“文明人研究野蛮人”的惯例，并开创了“微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被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为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2016年7月8－10日，“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系列丛书发布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以及费孝通家属张荣华分别致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友梅、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研究员王延中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乡村建设与文化主体性的反思”，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系统丛书首批发布的两册分别是《文化主体性的思考》和《深入与反思：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与30年来的中国城镇化实践》。

针对众多研究者对费孝通在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上缺乏一贯性的批评，李友梅指出费老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在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当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中国将如何在不丧失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寻找一条保持传统与现代间平衡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思考》一书在对费孝通关注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进行重新评价与解读时所围绕的中心。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江华指出，“中国新时期的城镇化与费孝通的理论创见经历了交涉、分野、回归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在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理论观点被称为“内向型” 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走上了“外向型”发展道路，在取得经济腾飞、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农民被城市排斥、人户分离等问题。作为应对，国家近年来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费老在20世纪80年代指明的小城镇发展道路上。在此过程中，费老的理论既有其生命力，也有始料未及的地方，而沿着费孝通“学以致用”的学术道路继承和超越他的思想正是《深入与反思》一书试图呈现的逻辑。

会上还举行首届费孝通全国优秀论文奖的颁奖仪式。该奖项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编辑部和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联合设立，旨在传承费老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参评对象为前一年度在中国大陆高校社会学一级学科就读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首届获奖的五篇获奖论文分别是：《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唐俊超），《“过客社团”：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牛冬），《“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付伟），《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陈颀），以及《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马丹）。

从“江村调查”到“江村学”

李友梅在会上做题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的主题报告。

“江村学”建设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主题。李友梅教授以“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为题做了主题演讲，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豪兴教授做了题为“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的报告，会上还举行了“江村学”论坛筹备工作的圆桌会议。

刘豪兴在报告中提到，2006年他就曾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70周年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提出了开展“江村学”研究的动议，10年来虽有一些反响，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理论体系。这次报告中，他重新界定了“江村学”的研究对象：“江村学”以江村研究为研究对象，是对江村研究的研究，也就是对费孝通开创的江村调查之缘起、历史进程、学术成果、社会影响、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费孝通研究与批评等的综述、分析、评论。

他还对江村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梳理。20世纪30年代初对费孝通姐姐费达生创办“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媒体报道、调查研究是江村研究的前奏；费孝通1936年夏对江村这个微型农村社区的调查和其后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标志着江村研究的启航；1956和1957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家威廉⋅葛迪斯和费孝通调查组重访江村，分别发表了《重访江村》（1957）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1963），开启了江村追踪调查的先河；此后江村研究因时代原因中断，直至1981年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又一次从江村起步，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赫胥黎纪念章”仪式上发表《三访江村》演讲；至2002年，费孝通共访问江村26次，并在三访江村后倡议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此后年轻的社会学工作者开始投入江村调查，论著不断涌现，呈现繁荣景象，研究成果中不仅有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还有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视角的研究。

李友梅指出，自从1939年《江村经济》的英文版《中国农民的生活》正式出版，江村便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学术视野的田野点和田野调查成果，进而也成为了国际国内学界共享的学术财富。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持续了整整七十年，这是近现代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史上坚持跟踪调查时间最长并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追踪田野调查研究。并且，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研究路径，他先后提出了调节城乡关系、乡土重建、重视区域经济、小城镇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思现代化、倡导文化自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社会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对中国本土社会学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

她进一步表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费老的江村研究以江村着手却并不局限于一个狭隘单一的村落空间，而是着眼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性的社会、世界体系等不同研究层次的认识和解读。费老江村研究的成果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解读，也是一种可以同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且经过其后几代学者的接续传承已经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以江村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学术传统史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变迁史，同时也是一种中国本土研究范式不断锤炼成型的历史。 因此，希望通过“江村学”的提出和不断推进让更多人参与到江村式研究的学术接力中来，汲取社会学前贤在中国化和理论化方面的优良传统，从全球化的视野整体性地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并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作用，做出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解读和分析。